到姑母家大约五天后，姑母找我谈话，说陈天天找岔，不能相处了。正好，马路对面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独居一栋楼，想找一个像我这样的房客；如果有什么意外，至少有个可以帮助打电话的人。房租二百美元。姑母说她愿意付这个房租和我的生活费。支持我半年（学校原先给的访问学者期限）。我当然很感激。表妹夫当初的告诫真是有先见之明。
其实，这样的安排，并不可以完全归罪于陈先生的脾气。这主要是两种文化的差别，加上当年大部分自费生，没有钱，也不能就业，都有相同的期望和经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描写担保人的举动，我们当年会觉得太寡情；今天“易位思考”，就合情合理了。
在老太家住了两个星期，有一天公共汽车上一位老头坐到我旁边，说他住在姑母家对面，也就是那位老太旁边的小楼内。下车后他邀我到附近的小店吃冰淇淋，告诉我说那个老太收二百元，太贵了。他家有空余的客房，条件要好得多，只收一百五，坚持让我去看。我想，给姑母省一点，也是好的，就搬了过去。
老头出生于一九〇〇年，“一战”时入伍，成了退伍军人。膝下两个女儿，住在邻近的县市。知道我完全依靠姑母补贴，他建议说，以后姑母给他付一百五拾元时，他愿意从中扣出五十给我零用，此事“你知我知”。这当然完全出于善意，但我实在不敢收下。我在美国一切全靠姑母，如果让她知道我私下做这样的事，那我就得“卷铺盖”回国了。我只能对姑母据实以告，她付房租时面谢了他的帮助。
过不多久，他过去的老板来访，劝老头说，他有工作和部队双份养老金，又有这样一栋房子，要收我这一百元房租干什么呀，有个万一，还指望我相助呢。从此，他不再收房租，给我白住了。
好景不长，大约半年后，他中风去世，是我打电话叫的救护车。他的女儿说，这房子要卖是需要时间的；让我继续白住着，如果卖掉，她会要求在半年后交房子，那时我在伯克利的访问也结束了。我当然非常高兴。
这段对话的第二天，突然接到一位老太太的电话。她说知道老头死了，他们参加同一个中产阶级的俱乐部，听老头说起过我，她要见我。这位老太太当时已经九十六岁，和一位近三十岁的女管家住一幢豪宅。她家有过两次盗窃，其中一次还面对面强索财物，所以需要一个“男人”壮胆。她供一套房间，外加伙食（由女管家准备食物）；条件是我每天晚上七点回来，和她们共进晚餐。这使我特别感激老头在俱乐部宣传过我这个“年青的中国人”诚实可靠。
我当即欣然接受。搬去一个多星期，老太太的女儿罗伊来访。女儿走后，老太太找我谈话，劈面就说罗伊不同意那个“白吃白住”约定！使我一惊。接着，她笑着说，如果只是“免费”，我不会有责任心。“罗伊说，应该在供给吃住之外，每月付给你二百元”。
生活无虞了，使我“访问学者”的身份能延到了三年的极限，最后定居于斯。斗转星移。近年我知道一对上海老夫妻需要一个人住在他们家中，供给独立的房间，只要求做一次饭一起吃。我说可以试着从在学的大学生中找；另有一位从上海考出去留学的，我也居然建议她找一份类似我的“工作”。这都是沿用自己的老经验，被我老婆奚落了一番；说我莫非是“脑子进水”了，说如今的大学生岂肯屈就。
我当年实际上只是做出了“诚实”的牌子，正好提供了老年人需要的服务。这样的服务是白人青年，也是如今的中国青年所不屑一顾的。
P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