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这样？细说起来话有点长。小的时候汉斯就听父亲说，祖先马礼逊是最早到过中国并与之交集很深的西方人士。1807年1月31日，年仅二十五岁的基督教牧师马礼逊被伦敦传教会派往中国开辟新的传教区。他肩背书囊在伦敦登上“雷米顿兹号”货船，取道去了美国，然后从纽约启程，途经爪哇、中国澳门，在海上颠簸了整整四个月，终于在同年9月8日到达中国广州。作为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教新传教士，他在华住了二十七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他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他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他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他所开创的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事业，使其成为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1834年，马礼逊由英王任命为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的秘书兼译员，官衔为副领事；同年8月，在广州病逝，安葬于澳门基督教坟场，后在广州建有马礼逊纪念堂。先人马礼逊的这段传奇逸事一直为家族的后人津津乐道，争相传颂并引以为自豪。说实话，在之前的许多年里，他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只觉得那个马礼逊已经仙逝并长眠在中国的大地上将近一百五十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家族与中国官方抑或是民间都绝少有交往，祖先那段的不平凡阅历，就让它留在书本上或是人们的记忆里好啦。再说了，爷爷的爷爷辈就从英国迁往美国，包括自己在内的子孙们早已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员，从事的职业几乎全跟传教士不相干，委实再也没有理由去与人炫耀这段当下多数美国人兴趣索然的家族史了。
事情偏偏这般凑巧。中学时期的汉斯迷上了文科，觉得那些在别人看来艰深晦涩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对自己却有与生俱来的魔力，细品精嚼，乐趣无穷。因此，他报考大学时不假思索地选择了M大学英语语言专业。大学期间，他有幸结识了自己的恩师，一个身体健硕、满头白发、脸膛红润、目光炯炯的老头。此人名叫詹姆斯·冉，在全美学术界都称得上是学富五车、名声了得的大教授。冉老头对马礼逊家族的家世了如指掌，声称马礼逊是他最崇拜的大学者和上上个世纪最有建树的世界名人，现在他的后裔想要传承祖业，此事再好不过了。并且他对汉斯许下诺言，只要他有抱负，肯用功，将来一定能够像祖先那样，成为被世人称道的文化名流。听了冉老头的话，汉斯激动不已，尽管那时他并没有做名人的信心和底气，对自己的前途也没有任何构想，但还是满心欢喜地憧憬着有朝一日要是能如恩师所说，做一名文化人或者是一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不说是承继祖业，也算造化不浅了。光阴如梭，眼看大学就要毕业了。汉斯本想跟冉老头继续深造，可冉老头言辞恳切地对他说，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吧，专攻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你的前途在那里，只要在这个领域里坚持下去，将来的路会越走越宽的。
恭敬不如从命。顺着冉老头的指点，汉斯投到了本校韦伯教授门下当一名研究生。韦伯教授是冉老头本校的同事，也是学界的挚友，一位精通中西文化的大师级人物。汉斯清楚地记得，见到韦伯教授的那一刻，他就被这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精瘦老头的非凡气质给征服了。韦伯教授很健谈，滔滔不绝地跟自己聊起与自己祖先马礼逊相关的一些陈年旧事，言谈间，仿佛他就是马礼逊的生前至交，对有关他的一切无所不知。可悲的是在大师面前，汉斯连半句话都插不上，只有站立一旁洗耳恭听的份。汉斯起身告别时，韦伯教授把他拉到身旁，神秘兮兮地说，有两位非常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即将成为他的同窗，一位来自中国台湾，是世界级文化名人，在中国有圣贤之称的孑L子的谪孙，名叫孔阳；另一位姓庄名鹏，从中国内地来的，具体背景不大清楚。韦伯教授还说，希望你主动接近他们，如他们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要尽量伸出援手。“那是当然。”恩师有言，这天汉斯去学校办理了入学手续，然后直奔机场……
“来自台湾的班机已经到达——”一个声音从空旷的远处传来，汉斯的遐思被打断了。正好也到了机场，他连忙停了车，箭步朝出口处奔去。汉斯双手擎着一张写着所接客人姓名的白纸，站在接客的人群中不停张望着。下机的旅客已经蜂拥而出，一张张素不相识的面孔从身边掠过，眼见人越来越少，汉斯心底泛起了波澜：会不会是要接的人已经出了站呢？情急之下，他转身来到服务台，与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嘀咕了几句（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