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方的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广昌战役是个灾难。曾经支持“左”倾冒险主义的张闻天也开始怀疑李德的指挥。在一次中革军委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指出，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外国人，自己要有点主意。博古说，张闻天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非常不满意李德的错误指挥。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几个机要员在路边做饭，挡了他的路，他竟然一脚把锅踢翻了。刘伯承怒不可遏，当场跟李德吵起来，结果被降级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
广昌保卫战失利后，博古、李德根本不顾部队遭受的重大损失，命令中央红军进行建宁保卫战。博古、李德拒绝采纳正确的建议，一意孤行，命令红军采用“堡垒对堡垒” “短促突击”的战法，同敌人拼消耗。结果，1934年5月16日，红军在遭受较大伤亡后，被迫放弃建宁城。
此时，第五次反“围剿”已近10个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大大缩小。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至建宁、泰宁、明溪(今归化)、永安、连城，南到筠门岭，都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形势非常险恶。根据地生产也遭到十分严重的破坏，部队供给不足，人民群众生活陷入困难。可是，博古、李德等人仍决定采取“六路分兵” “全线抵御”的方针，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及一切地方武装在中央根据地内继续坚持斗争，企图通过主力红军的顽强抵抗和开展游击战，求得战略上的变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央红军开始更加艰苦的防御作战，使部队遭受了更大损失。“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不仅没有制敌，反而为敌所制，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根据地的范围也进一步缩小，人力、物力极其匮乏，红军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根本没有可能。这样，博古、李德等被迫放弃在根据地内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于lO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
9月26日，国民党军队主力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发动全面攻击。10月6日，占领石城，并准备总攻瑞金、宁都。在这种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仓促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实行战略转移。
至此，持续了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三、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根据地形势极其严峻。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中共中央还决定派曾洪易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 红七军团是中央根据地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经过实战锻炼，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野战的队伍。但由于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仅有4000余人，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击补充了2000多名新战士。该军团的武器装备也较差，长短枪仅有1200余支，许多战士背着大刀，扛着梭镖。
中央要求红七军团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发动游击战，开辟游击区，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并强调要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北上的真正战略意图，军团领导人当时并不清楚。粟裕在回忆录里说：“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
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7月底渡过闽江，沿途进行几次战斗，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歼敌、俘敌数百人，胜利完成了第一步行动计划。
其后，按照原定计划，红七军团应该北上浙西、皖南，但中革军委却突然改变计划，命令部队东进，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以期调动和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回援。红七军团主力改向福州方向前进。8月1日，占领水口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作攻打福州的战斗动员，并正式向部队宣布：红七军团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
红军突然逼近福州，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匆忙从漳州飞抵福州督战，急令驻闽东的第八十七师回防，派兵到闽江上游堵截红军，还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由长江经上海驰援福州。8月7日晚，红七军团对福州发起进攻，并联络地下党组织配合。
P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