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高涛所著的《国学之花次第开--钱基博与钱氏家风》讲述了家规是家庭或家族中的规矩,是家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或法度,是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所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族众的又一重道德约束,有的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它有家训、家诫、家仪、家教、家法、家约、家矩、家则、家政、家制等名义,有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多方面的内容,是行于口头、针对性强的具体教诫,是见诸家书、目的明确的谆谆训诲,是载诸家谱、可供讽诵的文本规条。
由高涛所著的《国学之花次第开--钱基博与钱氏家风》详细梳理了现代大教育家吴越钱基博家族的家训、家规、家风,以及对整个钱氏家族的影响。从另外一个侧面让人了解到钱氏家族严谨、有序的治家、治学的家风,对今天的和谐的家庭建设以及整个社会道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父亲的命令下,精于珠算的钱福炯停止了读书,开始以学徒的身份跟着师傅做起了生意。他白天跟着师傅出去经商,晚上就寄宿在师傅家,并和师傅之子居住在一起。此时,师傅之子正在学习制举文,因为不开窍,常常受到塾师的批评,他为此也非常沮丧。一天晚上,正在写作业的他又开始叫苦连天了,无所事事而又充满好奇心的钱福炯凑上前去,看他在写什么东西。看过题目后,他自言自语道:“这有何难呢?”于是就代师傅的儿子写了一篇文章。
师傅之子将这篇文章交给了塾师。当然,塾师一眼就看出:如此酣畅淋漓、引经据典的文章绝不是自己的弟子写的。在塾师的质询下,他说出了真相,告诉塾师这篇文章乃家里的伙计钱福炯所为。塾师通过这篇文章知道,钱福炯是一颗“读书种子”,将来一定能成大器,学习经商实在是可惜了。放学后,塾师拿着这篇文章来到了钱福炯师傅家中,并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钱福炯的师傅知道这件事后,也不想耽误钱福炯的前程,于是就将他送回了钱家。
钱维桢知道了钱福炯的才能后,非常高兴,并承认自己之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为了夯实钱福炯学习的基础,父亲安排二儿子钱熙元为钱福炯讲授制举文。同治七年(1868),年仅二十岁的钱福炯考取秀才,并补金匮县学生。这时,距大哥钱福炜考中举人刚过去一年。钱福炯为钱家“丹桂五枝芳”的宏愿又补了一枝。考取了秀才,接下来自然是考举人。但是,他好像比二哥钱熙元的命运还差。钱熙元考了多次乡试,虽然没有考取正榜举人,但最后也得了一个“副举人”的头衔。钱福炯则始终与举人无缘。
光绪二十年(1894)秋,在考举人屡试不中的情况下,钱福炯再次前往南京参加甲午科江南乡试。此时距他考取秀才已经过去了26年。乡试归来,他急切地将自己写的文章草稿交给大哥阅览。已经是长洲县学教谕的钱福炜看罢,对这篇文章大赞不已,说四弟的文章立意高远,与众不同。但不一会儿,喜上眉梢的钱福炜又变得严肃起来。他语重心长地对弟弟说:“四弟,你的文章的确很有特点,但也很容易引起主考官的争议,我猜你这次要么考取解元,要么只能名落孙山。”
钱福炯对大哥的话将信将疑,度日如年般地等待着发榜的时间。这一天终于来了,可钱福炯的名字依然没有出现在题名榜上。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身为县学教谕的钱福炜通过个人关系向人打听了四弟落榜的原因。原来主试者想把钱福炯拟为解元,但是副主试者认为他写的文章曲高和寡、声稀味淡,竟然主张将他排除在题名榜之外。这样,之前大哥钱福炜的话完全应验了。
考了26年乡试,钱福炯还是个秀才。他怀才不遇的遭遇,外人看了都感到惋惜。当时,清朝政府日益腐败,捐资纳官在官场特别盛行。在钱福炯的身边,已经有许多落第的秀才通过捐纳获取官衔。他的亲朋好友中也有好几位。一天,几个好友到他家做客,并力劝他也捐个贡生。但耿直的钱福炯却和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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