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医学的图腾
希波克拉底
有人认为《新约》里所描述的耶稣根本不存在，他们驳斥其行止，怀疑《圣经》中记载的耶稣所言所行。世界上其他宗派的创始者们也常遭受同样的质疑，就算这些圣者们的言行，有着证据确凿的实录予以证实，仍有思想家不肯信服。
尽管就个人而言，我们或许会选择服膺理性主义或宗教，但基本上，我们并不知道事实到底为何。深信传统信仰者确信，真理存在这件事本身是毋庸置疑的。对他们而言，神的光辉照耀着整个历史。然而，他们认为光明透彻之处，却正是怀疑论者觉得晦暗不明之处。只要人类的历史继续存续下去，这些争论就将会永远存在于追求真理与相信神迹者之间。
以严谨的实际层面来探讨，不同的真理追求者都没有错。与其探究现代道德宗教的起源，倒不如去了解各种宗教团体的演变，他们对于世界史和道德观的影响，及最重要的，他们对当代思考方式的冲击。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被我们称为“医学之父”(Father of Medicine)的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身上。我们自忖能确切掌握到他一些异于稗官野史的真实事迹；经由医学知识传承者的教导，我们也认为很有理由以类似宗教般的虔诚来尊敬他。然而再进一步的话，除了以他为名的手稿之外，我们无法确定关于他的任何事迹的真伪。就算过去传统所教导我们的本身均是谬误的，传统本身仍是个极具说服力的导师。过去它教给我们的是，所有署名为希波克拉底的著作都源于单一个作者，如《旧约》的“摩西五书”(Pentateuch，指《圣经》的首五卷)一般。这两种说法却都被确凿的文献证据无情地予以驳斥。
与《圣经》相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是由不同年代的不同作者将口述的传统、信仰或事迹记录汇集而成的。虽然无法与《圣经》经文各章节间的环环相连的程度相较，但《希波克拉底全集》(HippocraticCollection或Hippocratic Corpus)(以下简称《全集》)中，除了一些没有根据的陈述外，仍包括有不易的真理。神学结合了整部著作，所以是神学造就了《全集》，而非作者。《圣经》与《全集》所处理的其实都是人彼此间的关系或人与其他外来力量的关系。在整个希腊传承中，所谓的外来力量指的就是大自然，神以及其他唯有以超自然力才能看见的力量则被摒除在外。
希波克拉底学派最大的贡献是，对于病因及治疗他们并不诉诸神祗或其他神秘力量之影响。瑞士的医学史家欧文·阿科涅希特(Erwin Ackerknecht)将此称为“医学的独立宣言”(Medicine's Declaration 0f Independence)。
在《全集》中，没有任何一处曾暗示着病因是超乎医生所能理解的。每一组症状(symptoms)可能有特殊单一或多个因素，治疗必须针对其所生的情境进行矫治，而不是只针对症状呈现的结果做处理。因此，疾病发生的情境应与疾病本身同等重要。希腊人最早相信宇宙的运作乃遵守理性规律。他们教导我们因果率的观念，因此也奠定了科学的深基。甚至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之前，《希波克拉底全集》便已存在，《全集》是人类文明中保存着最早科学文献的宝库。
虽然我们从挂着希波克拉底之名的哲学或临床经验学到的要远比医学之父本人还多，无论如何，希波克拉底真有其人，而且看来在那个年代还是位出色的医师，但在叙述他那我们所知有限的生平之前，仍有必要了解一些其神话般的祖先及与他同时代的人物。其中，最特殊的便是医者所集体信仰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esculapius)及其信徒。
在后荷马时代，原本认为痊愈的力量主要来自于阿波罗(Apollo)、阿耳忒弥斯(Artemis)及雅典娜(Athena)。后来，慢慢转属于地位没那么重要的神——阿波罗和女神克洛涅斯(Coronis)之子阿斯克勒庇俄斯。关于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话传说是多彩多姿的，与希腊文化一样，由很多早期的文化及传统汇流而成。野史记录了很多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治疗神迹，主要是借由托梦给生病的信徒，这些信徒睡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就可得到启示。
P1-3
舍温·努兰，耶鲁大学医学院外科医生，耶鲁大学医学院外科学、医学史、医学伦理学教授。《纽约客》《纽约书评》专栏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著有《生命的脸》《死亡的脸》等广受大众欢迎的作品。
一个好的医师能够完全了解他的病人，而且只有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才有办法获得知识。他必须毫不吝惜地投入时间、同情心及体谅之情，他和病人建立起来的关系——医学执业中最大的满足感来源——将是最好的回报。临床医师所需具备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便是对人本身的兴趣，因为照顾病人的无上秘诀就是对病人的关心。
——弗朗西斯·伟尔德-皮博迪(Francis Weld Peabody)医师
1927年对哈佛大学医学院学生之讲词
本书是在图书馆中写就的。世上所有教育机构的图书馆中，没有任何一个可和它相比。虽然总有数以百计像我一样想要鉴古知今的男男女女，和我在共享它，我还是喜欢将它视为我的私有之地。众人在前进时，总有回顾的渴望，但没人因回头张望而止步不前。
我那宽大舒适、四周环绕着书籍的房间是个收藏着知识及医疗技艺的集体回忆之处。它是个博物馆、满布图画的画廊、过往医学文献的储存所，也是个逃离四个现代科技尘嚣的避难所。对我们这些有幸得以实际照顾病人或从事相关研究的人而言，耶鲁医学史图书馆既能避开种种凡俗琐事，又是重新起步及增强意志的滋润源泉。
从这居高、外面环绕着回廊、内部堆满珍贵藏书的阅览室出发，要到我们这医学中心任何一个实验室或病房，步行距离都不会超过几分钟。图书馆距离我终日徘徊其中的开刀房，正好是两个美式足球场的距离。30年前，我能在25秒钟内，横越过这段距离。即使到了现在，以我中年的步伐来估计，包括爬楼梯，我还是能在3分钟内走完这段路程。
我们现在能如此轻易地享受某个图书馆藏捐赠者所谓的“另类时空之旅”，得归功于三个热情学者的高瞻远瞩。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三人有志一同将自身丰富的收藏捐出，共同造了这个爱书人的天堂。在其中，任何想要对医学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轻易地找到自己所要的资料。这三个人分别是：约翰·富尔顿(John Fulton)，美国神经生理学史上最富生产力的研究者，他以其过人的精力，如发电机一般，推动了医学领域中许多重要的科技及人文研究计划；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新近刚从哈佛大学的布宁汉医院(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外科主任一职退休，加入耶鲁的行列，他在布宁汉医院创建了神经外科次专科；阿尔诺德·克雷布(Arnold Klebs)，瑞士籍医师兼图书馆学者，就是写下上述“另类时空之旅”文句者。为了纪念他们共同的公共服务计划，他们自封为“三位一体”(Trinitarians)。
图书馆于1941年开馆以来，馆藏成长的速度就一直远超过他们当初最乐观的估计。耶鲁医学史图书馆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连年都有络绎不绝的医学史爱好者在登记簿留下姓名的地方。事实上，如果我们认同马科雷爵士(Lord Macaulay)的标准：“一个完美的史学家，让人能在其作品中感受到一个时代精神的缩影”，耶鲁这被我昵称为我私有的图书馆，就是西方医学文明的完美历史记录者。任何血肉之躯的个人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及其万一。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马科雷观念的体现——对历史的书写是“诗与哲学的综合体”。
在阅览室远端壁炉上方的墙上嵌有一块碑铭，献给那些想要善用这馆藏的人。造访图书馆者要做的就是徜徉在无尽的馆藏中，“凝神静听”才能体会这碑文起始数语中所蕴含的智慧：“在此，请静肃，因为过去的年代正在述说其伟大之处。”
本书就是长期谛听后的产物，它的副题之所以称为“医学传”(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是因为我选择以医学史中代表人物的事件来呈现整个医疗的历史，但在这整个过程中，尤其写到最后几章，我不得不开始犹豫，是否将它称为“自传”能更贴近我的本意。因为我意图在本书中表达的是，今日的医师是经由何等的过程而获致他们所共有的假设；我们在看待疾病的过程时，又是持着何等共通的理论。因此医学的故事可说就是我个人专业生涯的故事。
当我坐在病榻旁，面对来到跟前的病人，尝试去重组其体内病理变化的顺序时，我就是在运用源于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理性思维方式。当我追踪呈现在面前的疾病发展过程时，我所遵循的，也是现代医学所根植的理论。我重新开始去把握每个看诊的机会，依循下列原则去探查：当我身为一个医师，唯有了解该特殊病人的病因，疾病才能有效地被治疗。疾病的起始点、内部组织遭蹂躏的程度和病程，都可以决定预后。具备了这些知识，我得以下诊断、开立治疗计划以及预测结果。
古希腊的医师们都追随“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脚步。事实上，医学的历史是历代医师不断累积、与日渐增的成功果实，以及搜寻任何蛛丝马迹以拼凑出完整全貌的结合。16世纪，人体内部解剖构造的正确知识首度披露在世人眼前。18世纪，人们逐渐了解疾病破坏身体构造的方式，治疗者也发展出一套物理学检查的方法追踪记录原始病灶的症状(symptom)与征象(sign)，他们能借着尸体解剖台上许多的病患来验证他们诊断的准确性。
为数不少的诊断工具发明后，辨识病症的学问愈趋专一。听诊器的发明就是一个例证。借助光学镜片制造技术的进步，使得显微世界下，细胞内的病态导致器官生病的观念得到肯定及赞赏。既然找到了疾病细微的起始点，医师们便转移注意力去寻找致病因子是如何破坏正常的生理功能，这就是19世纪中叶所发生的事。
那个世纪(19世纪)也过去了数十年，整个趋势的发展是愈来愈仰赖器官、组织、细胞客观的研究，也愈来愈依赖科学。结果导致医师无可避免地成为历史学家所谓的“还原论者”(reltuctionist)，有时候会忽略了前来求助的整个病人。尽管治疗者倾其全力去观照病人现实层面的生命，但来自科学的要求，就足以使其难以成为“整体论者”(whole-ist)。
当然，“整体论”(whole-ism；holism)并无与科学性医学脱节的现象。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我们目睹的现况是，搜集愈多病患病情进展的资料，我们愈益相信复杂的多因子致病之论调。我们现在已鲜少去寻找单一的致病因子，而是去发现参与病人疾病的众多因素。当某人病逝，必定有一连串的事情出了差错。发生在该病患的事件，可能与你我大不相同。虽然同样感染了链球菌，你我喉咙痛的症状可能源自不同的感染源及不同的传染途径，而微生物不过在执行其某阶段的肮脏工作。
此种看待疾病的新兴观点，曾被医师兼预言哲学家费塞尔(W. Jeffrey Fessel)清楚地表达出来：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疾病的生成并不是在某一单位时间内单一事件的结果，而是许多事件或然率的结果导致了在不同时候对生物造成的个别伤害，产生了每一生物性的特殊反应。这些事件的总和，足以造成人的不适而被视为生病……
虽然不同人的最基本的组织反应在临床的表现可能一致，这暗示着一种疾病，或再加以扩大解释，一个疾病实体(disease entity)有其自己独特表达的权利。每个人因或然率的关系，可能有一或数个不同的疾病，但另一个人绝不可能在感染源和时间关系上有相同的排列组合。由此观点，每一疾病是由数个疾病组成。相同地，也可说，没有所谓的疾病，只有生病的人。希波克拉底和每一位医师都会同意他的话。所以，无论是费塞尔、我及所有的医师，都曾经尝试下诊断、实施治疗计划和推测预后，我们均是同一传统的继承人——均是下面几章所记载的医师遗留下珍贵遗产的受益人。基于该理由，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位都有可能完成本传记。
出版此书时，我曾接到一些忠告。首先，几乎每个人都会以传记的形式写历史，这涵盖着冀求读者的深度参与，希望他们不会非议我所选择撰写的对象。在医学的熠熠银河中，有一些其他耀眼的明星，有机会雀屏中选成我笔下的主角。事实上，的确有一些医师更惹人注目，在客观上的贡献可能更多。但我之所以选择这些人，主要是他们最能吸引我、最适合我说故事的方式。
我也可能因为穿插耳闻得来的逸事及情节魅人的插曲而被批评。因为，对于那些钻研我心目中英雄生平的专业历史学者而言，那些小道消息是毫无意义的。我在马科雷爵士身上找到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他说：“完美的历史学者……不采信逸闻、怪异之事或日常的闲聊。引起他注意的是法律、宗教、教育的运作和记录人类心灵的进化。但人不可能只是纯粹被描述，应该是有亲和性地被介绍给我们。”当我对此番话表示感激之余，而且毫不迟疑地去引述，但此话仍无法完全适用于我这半吊子的历史学家。除此之外，我写书的动机也并非如此单纯，也许是基于一种独到的历史传记观点，也许与我私下追寻的某个理由有关：我自承是个偷窥狂，除此之外，还喜欢闲聊嚼舌根。我喜爱窥视著名医师的生活，并记录下我见闻的点滴。完美的历史学者尚未诞生，除非有朝一日这样的人前来羞辱我们的自负，否则我们都可自视为不错的说书者。
最后的忠告来自一位同事，平日我颇为敬重其意见。他所指出的，有些人可能会感受到那的确是个瑕疵——该书充斥太多令人讶异惊叹的写作风格。我的朋友说，看来我对书中主角的贡献印象深刻，基于我人格某些特质，无厌地堆叠恭维与赞美。是的，那的确是一种正确的感觉，但我不打算致歉，大部分的原因并不只是对他们印象深刻，而是惊羡其天赋、勤勉与成就。毕竟，他们都是最伟大的医学开创者。著名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医学教授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曾说，这叫“品格对品格的潜移默化”(the silent influence of characte on character)，我们学习历史以及事件本身。我前来检视我所选择的医生之生平，以一种全新乐观的角度来看待未来的文明。
处在这些日子里，人类的未来看似一片荒芜而无法测度，直到我发现自己人格的某些特质，再度燃起我的希望。对生命的崇敬、对学习大自然奥秘的赤忱、为进步而成就奉献牺牲的意愿，这些你将会在以下各章节读到——我笃信我们必定继承了这些优良的品格，纵使我们见证了20世纪许多自我残害的悲剧。我愿意更深入探讨：我深信人类的灵魂也是由生物性来决定的——灵魂的特质也肇始于一个或一组基因，如同基因奠定我们眼睛的颜色或手指的长度。这样的事掌握在谁手中，我毫无概念，可能有人称之为“上帝”(God)，或有人称之为“机会”(chance)，但它会重现在我们身上，仿若日升日落般地可预期。不仅仅是我们的智力或身体构造构成人类的要件，在这星球上，人之所以是最能发挥潜能的动物，乃因蛰居于我们体内的人类灵魂饱涨着动机与文明的力量。灵魂赐予我们能力去构思勇敢的想法，做勇敢的事，为同伴加油打气。我预测，有朝一日，灵魂将可成为科学研究及有效实验的对象。虽然这类的研究可能以软性科学，如社会学为开端，但终究会进人量化及分析的领域。我们有能力解开DNA之谜，我一刻也无法置信，在不久的将来仍无法解释人类天性的奇迹之谜。诚如歌德(Goethe)所言：“没有所谓的奇迹，只有大自然的奥义之谜，它们正留待解答。”
当人类灵魂的生物基础被了解，我们将能解释如利他主义(altruislr)的特质，以及人类恢复健康的天生能力。尽管相似的能力亦见于其他动物，但其发展的深度实无法与人类比拟。灵魂维持了人类特有的众多人际关系，医师与病人永恒不变(eternal)的关系，即是其中之一。
于此，我亦深受鼓舞。不像同时代的许多悲观主义者，我对医疗的未来深具信心，包括我所说的：“人类灵魂是生物基础的表现。”我语意深长地用“永恒”(eternal)一词，因为，我不相信它会消逝。
遥想半世纪前，弗朗西斯·伟尔德·皮博迪医师针对哈佛大学医学院学生发表了一场极富冒险色彩的演讲，他让医学的艺术(the an of medicine)加入了医学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edicine)行列。“二者并非互相抗衡，”他说，“而是相辅相成。”他以此话来总结他的演讲，我亦引其结语作为本前言的题词。于无数的学生面前，这句话不断重复出现，因为学生们能依此明晰地瞧见我成为一位好医师的关键所在，以及最慷慨的布施。
S.B.N.于纽黑文
1988年1月
希腊神话中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总是携带一支缠绕着圣蛇的长杖，这超脱尘俗的意象成为现代医学的象征。
医学的起源在哪里？外科手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麻醉药如何产生、最终用于减轻病人的苦痛？这一切和谁有关？《蛇杖的传人(西方名医列传)/启真人文历史》是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医学教授舍温·努兰为西方名医所写的系列小传。努兰采用故事性的叙述手法，将西方医学史上至关重要的名医盖伦、威廉·啥维、约翰·亨特等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即便对医学不甚明了的读者，也会被拳拳医者心所触动，轻松进入看似遥远、实则与人类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医学世界中。伴随着蛇杖传人的足迹，医学在发展，文明在演进。一部西方名医列传，其实也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简史。
《蛇杖的传人(西方名医列传)》是长期谛听后的产物，它的副题之所以称为“医学传”(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是因为作者舍温·努兰选择以医学史中代表人物的事件来呈现整个医疗的历史，但在这整个过程中，尤其写到最后几章，他不得不开始犹豫，是否将它称为“自传”能更贴近其本意。因为作者意图在本书中表达的是，今日的医师是经由何等的过程而获致他们所共有的假设；我们在看待疾病的过程时，又是持着何等共通的理论。因此医学的故事可说就是作者个人专业生涯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