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工作8个月以后，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差点被一个人杀死，二是我的心被另一个人击碎。这次心碎的经历其实也并非全无价值，因为至少我从中明白了，我想要嫁的丈夫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可我被人敲坏的脑袋却没有那么容易修复。
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瘾君子加酒鬼，在旧金山大街上游荡，他认定《旧金山观察家报》登载的系列漫画“疯猫”，意在讥讽他，他说，他就是那只“疯猫”。于是，他决定杀掉第一个从这楼里走出来的人。那个人恰巧正好是我。他挥舞着一根2英尺长的钢管向我跑来，在旁人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去阻止他之前，他已经对着我的头连砸两次，分别将前后颅骨敲裂。这几乎让我丧命。命保住之后，又险些丧失了记忆和视力。从此，我再也不认为这个世界是上帝优先为我建造的了。
攻击者被判入狱，我回家养病。如果真要让我承认的话，从身体到精神到情感，当时确实被彻底击垮了。但我绝不肯就这么认了。我在自己描绘的一幅勇敢而坚毅的蓝图中，活了下来。没人知道，我其实多么想就此沉沦，躲在屋角抽泣，大声哭喊：“没用的，我知道我已经完了，我没有什么明天了。”我没有这么做。相反，我去参加派对，去骑马、游泳、骑摩托，假装玩得很开心，并相信可以因此而忘却痛苦。
抱病在家2年之后，父亲认为换个环境兴许对我有好处，便将我和哥哥埃里克斯一起送去了欧洲。埃里克斯在那里有工程项目要调查。离开家的那天晚上，埃里克斯说：“可别死在我手里，我没法向老爸交代。”
我没有死。相反，我开始恢复活力。埃里克斯是世界上最好的旅伴，因为他绝不会让任何事的优先级高于旅行的乐趣。如果列车出发时间到了，而我们正玩得高兴，那就让列车走吧。在这样的原则下，我们靠着双脚、马背、福特汽车、火车，游遍了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以及黑山。我根本不用刻意地去忘记病痛。等我们回到家里时，所有人都说：“你是真的好起来了！”
刚回到美国时，我的确对自己又开始信心百倍，租了一个车库和一个打字机，准备当一个作家。可忽然间，我失去了视力。这是前颅骨受伤留下的后遗症。一共2年时间，我不能阅读。治疗眼睛的同时，我开始在好莱坞的一个舞蹈班学习跳舞，这又伤了脚；然后因为我长着一副好骨架，便又开始学做模特；再因为脸孔上相，还参加了一点电影拍摄。与此同时，所有人都看着我同情地说：“可怜的艾格尼斯，原本有这么多的天赋！”
通过这一系列学习，我弄明白了一件事：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英国人来了。他从北婆罗洲任上休假，特意来看望我们。他是哥哥的朋友，从我还是个孩子时就认识，叫哈里‘凯斯，曾经在加州的圣地亚哥上学。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是个长着生姜颜色头发的男生，在科罗拉多一家酒店的游泳池里。他站在那儿，穿一条蓝色游泳裤，浑身湿淋淋地滴着水，赌我敢不敢被他抱着从滑梯里滑进泳池。当然敢，那以后便再没有逃开他的怀抱。
这一次他来，是1934年，距离上次见面已经有10年。乍一见，我们便都认定了嫁娶的念头。3天的结婚登记生效期一到，立刻完婚，双方都感到十分地满足。在分开的那10年里，我们各自经历并见识了不同的生活，带着新的渴望重逢。两人都相信：是命运，安排我们在一起。
婚后，我做了颅腔手术，治好了眼睛，跟他IilNT婆罗洲。出发时，我斩断了我与过去那个世界的一切联系，同时对他的世界还一无所知。那时我对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事情比现在这件事更让我乐意去做的了，那就是，与我最希望相伴的人在一起。”
他说：“但愿4年后你还能这样想。”
现在5年过去了，一点也没有变。
这便是我在1939年写给出版商的一些“事实”。
回家休假这一年，我们从太平洋海岸飞到波士顿，哈里去给哈佛博物馆送一些婆罗洲的骨头标本。回到洛杉矶后，我们买了一辆二手车。带着我身上来路不明的肝机能综合征和哈里的疟疾，开着这辆二手车，我们南下墨西哥，北上加拿大。到1939年8月，我们来到卑诗省的维多利亚，哈里在那儿有一幢小房子。
我们打算在这里等船去英国。他获准延长了一段假期，利用这段假期去牛津大学进修一份林业课程。我们十分期盼将要在英国度过的这3个月的一边学习一边游玩的生活。
然而出发前，9月3日来临，战争爆发了。欧洲各国瞬间被击溃，德国军队滚滚向前，大英帝国亦被撼动。从那一天起，哈里便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我们的英国假期被取消，他必须立即赶回婆罗洲。他的工作在那里，他的战场也在那里。
每一场战争，总有一首与之匹配的曲调，会让所有听过的人永远心碎的歌。《滚酒桶》是当时维多利亚征兵用的歌曲，加拿大的苏格兰后裔们在每个街角演唱它……
P20－23
艾格尼斯·凯斯（Agnes Keith）（1901—1982），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橡树园，出生后不久随家人迁居加州好莱坞。青年时期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利分校，毕业后一度任职当时很具影响力的《旧金山观察家报》。1934年与大英帝国北婆罗洲林业长官哈里·凯斯（书中的哈里）结婚，遂随夫远行，旅居当时的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生活写作。其主要作品为自传体三部曲《风下之乡》《万劫归来》，以及《白人归来》，叙述了她所经历的“二战”前、“二战”期间以及其后在南洋的生活及感悟。
凯斯太太描写“捕猎者”时不见苦涩，而对自己也没有自怜自哀，或者胜利后的沾沾自喜。她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刻，还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可贵的幽默，从而给这样沉重的题材带来阅读的快意。无怪它登上畅销书榜，也无怪它持续成为读书俱乐部的经典，以至于后来好莱坞将其改编为电影并搬上银幕。
《时代周刊》
在我们被囚禁在巴哈拉岛后的一天，一位干净整洁、十分具有军人风范的小个子男人来到巴哈拉破败的码头。我们被告知，这是须贺少校，婆罗洲所有战俘和平民犯人的日军总指挥官。
我们在正午集合，站在大太阳下等候了2个小时。其间，妇女中有晕倒的，也有发生歇斯底里状况的，孩子们哭，男人们无精打采。随后，须贺抵达营地并发表讲演，他说：“要努力让自己快乐和满足，维持士气，保持健康。我为你们感到遗憾。你们今后必须学会在纪律和约束之下生活。你们将很有可能被转移到沙捞越的古晋，那是我的总部所在地。那里的犯人们非常快乐。记住，这将是一次持久的战争，因此，做好准备听从安排吧。不要抱怨，好好表现，服从命令，保持士气，保重自己。祝你们快乐。”
讲演后，两个营里派出代表与他单独会谈。代表们向他表达了对生活条件的不满，须贺少校说：“就‘昃’样啊？（原文：“Iszatso？”应为“Isthatso？”调侃日本人讲英语的口音，这是作者标志性的幽默笔风。——译注）看来，你们的待遇已经很好了。”日本人普遍认为我们对生活缺乏耐力。接着他继续说：“就‘昃’样啊？好吧，你们会学会的！”
他命令我去卫兵室单独会谈。深知自己犯下的众多过错，我恐怕自己将要面临处罚，因此带上乔治，以增添一丝母婴气氛，并且乔治也想要跟着来。我猜，即便不遭遇暴力，起码也会十分严厉。然而须贺以礼相待，这在我经历过的日军军官中是前所未有的。
他在说话，我则饶有兴味地研究他。他身材精干，这是我们对日本人的普遍印象，可他的体型既无棱角，又不肥胖。长着圆圆的头和蛋形的脸，与通常盎格鲁－撒克逊人长方的头形形成强烈的反差。前额很低，一丝皱纹也没有，嘴唇线条明显，略有些厚。头发又黑又硬，蓄着典型的军人胡须。当他谈到一些抽象的事物时，棕色的眼睛显得愉快而诚实，可一谈及战争，眼睛又变得闪烁而冰冷。通过观察他的眼睛，我懂得了，哪些话题应该避免。
他告诉我说，他读过我的书，《风下之乡》日文版，而且他很喜欢，想向我要一本西方出版的英文原版。我说，他的战士从我家里都抢走了。他说：“‘昃’样啊？那我去找我的士兵要吧。”
他又告诉我，他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毕业生，并且问我，为什么美国人对日本人有偏见。我说，因为廉价日本劳动力抢走了我们的工作，这是经济原因造成的偏见。可他认为，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说：“他们排斥我们，也许是因为劳动力；但他们歧视我们，却仅仅因为我们是日本人。这你心里肯定清楚。”
我当然清楚。可我只能回答说，我个人没有这样的偏见，而且战前我拥有真正的日本朋友，开战后，是他们疏远了我，而不是我排斥了他们。 我又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战时都被国家宣传机构训练来恨敌人，否则我们不愿意杀敌，那就只能被杀。因此，他和我都在这样的宣传下，被教育得恨对方。也许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再相见时，可以像人类本来应该的那样相处。
他问我：“你会将这里的生活也写成一本书吗？”
我说：“我怎么能呢？你们把我的纸和笔都收走了。”
“哦，是吗？我还给你。你应该为我写一本书，由我来审查。”
“营里的活很苦很重，我没有多余的体力写作，也没有空余的时间。”
“可一个人最忙的时候，往往是写作的最佳时机。很多事情发生，有好有坏，这样你会产生很多想法，有好有坏。这不就是最好的写作时机吗？对，我认为你应该考虑在这里写一本书。你有一天会写出一本，给我写的。”
后来我们迁到古晋，在那里我频繁地见到须贺，这时他已经是须贺上校了。每次见面，他都会把我为他写作这个话题提起来，喋喋不休地让我写。
我一再告诉他，这不可能，我太累，也没有纸和笔。于是他保证会让它变成可能，因此他减轻了我的劳动量，给我提供用
于写作的材料，以便我为他写，他来审查。
他总是强调他要审查这个事实；他也一再质疑，我是否私下在为自己写。
一天下午，他将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本书，那是前田先生从我山打根家里拿走又被他从前田手里拿来的。他翻开书的前言，那里有一段关于狮子和绵羊的故事，让我解释给他听。随后他要求我将那本书送给他，具体要求就是在那里写上他的名字，并在扉页上画一幅画。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哈里的墨水笔，递给我，让我画。
艺术工作完成之后，长官才拿出菠萝、饼干，以及特别甜的咖啡来招待我们。这时他透露了最后的消息。
“你要写一本‘一个拘押犯人的思想和生活’，利用你的业余时间为我写。这是我的愿望，不用争论了。”他说。
我还是回答他，我没有业余时间，没有可以用来写字的用具，也没有任何想法。大概有几分钟，交流的口气还维持在友好的气氛之中，随后他就变成了须贺上校，婆罗洲战俘和平民拘押犯总指挥。
“这是我的命令，你必须服从，”他说，“我下令。我给你所有写作需要的东西。另外，如果有必要，我会将你从营地劳动中解脱出来。不要再说了，这是命令。”
我说：“如果您命令我写，我一定会写。但您不能指挥我怎么写。” “行了，行了，好，好，好！”
然后他给了我笔、墨水、铅笔，还有纸，同时下令办公室将我的打字机还给我，这才叫我走。那天晚上我很难入睡。不知道他会用我写的东西去做什么。我害怕我的文字将对我不利，不是这一方就是另一方。而且我也知道，营里的活需要我，我们一向劳动力不够，但我绝无可能一边干活，一边给须贺提供文字。最后，经验告诉我，这由不得我来做选择。
第二天，命令下达到我们牢头那里，遵照须贺的指示，将我从营地工作的劳力名单中去掉。日军办公室将向营地基金每月支付三块钱作为我的工资，我也将继续作为替补劳动力，在有人生病时顶替。于是我开始为须贺上校写作，我将它命名为《囚禁》a。我当然据实记录，却并没有把所有的事实都写上去。有太多太多，为了我和营里其他人的安全和利益，我不能写；也有太多太多，我不敢写下来让须贺知道。他不时地显露出强烈的东方式统治意识。
但是他也容忍了很多很多我本来以为他根本不能容忍的内容。我一遍又一遍地抱怨我们所遭受的冤屈和虐待，我持续地呼吁好一点的食品和轻一点的劳动。我说，我相信在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麻烦，都是因为误会而产生，因此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两个种族的人之间会有更多的容忍和关爱。我说，我相信须贺为妇女营尽了力，善待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那么，能再给我们一些吃的吗？这些故事，我都断断续续地提交给了他。但是囚禁期间，我还写下了别的故事。
这些“别的故事”，我用可能的最小字体手写下来，在标签背面，在包烟草的印着中文的纸上，在旧报纸边缘……甚至，有可能时，也在须贺上校给我提供的纸上。我把这些纸塞进乔治的玩具，缝进乔治的褥子，藏进他的枕头，还把它们放到罐子里，埋在营房的地下。
日本士兵频繁地搜查我的日用品，把我的箱子翻得底朝天，不认识英文的士兵，会倒着读我写着字的纸片。因为这个原因，我失去了所有写着字或印着字的东西：文件、护照、婚礼誓言、存折—一切，唯独没有失去我的日记。
基于那些日记，我组成了这个真实的囚禁故事。这不是我在须贺命令下写的那个故事，它是我的故事。
艾格尼斯·凯斯快意。
《万劫归来（艾格尼斯·凯斯作品集）》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一个家庭在日本集中营的三年半经历。1942年，日本占领婆罗洲。作者艾格尼斯·凯斯与丈夫以及他们仅1岁半的儿子乔治，一起被关进集中营。身为俘虏，作者依然用作家特有的敏锐目光观察自己、身边的俘虏以及那些复杂的日本人——既暴虐成性又温文尔雅。
本书记录痛苦，却不渲染痛苦，观察人性，却不抨击个体，作者的笔触克制而动人。本书于1950年被好莱坞改编为同名电影（ThreeCameHome）。
《万劫归来（艾格尼斯·凯斯作品集）》是作者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风下之乡》记录的是“二战”之前作者在婆罗洲的生活，该书获得1939年《大西洋月刊》的“非虚构类作品奖”，被誉为当年“最有趣、最有特色的非虚构类作品”。这本书在美国和其他地区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它在日本读者中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救了作者一家三口的命。这就是作者在下一部作品《万劫归来》中讲述的故事。接下来即将出版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重回婆罗洲》，讲述历经战争伤痛的作者一家重新回到婆罗洲的故事。
作者用特有的幽默笔调写成三部曲，无论是旖旎的热带风情、传奇的土著故事，还是战争中人性的倾轧、肉体的痛苦，作者都不改其风格，并用传神的插图点缀文字，给阅读带来更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