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妈妈及生命的意义
幽暗。或许我快要死了。妖魔鬼怪纠缠着我，心脏监视器、氧气筒、点滴、七缠八绕的塑料管，这全都是死亡的征象。我闭上双眼，滑入黑暗。
但接着，我由床上一跃而起，冲出病房，闯进阳光灿烂的葛兰艾可游乐园，几十年前，我曾在这里度过许多夏日的星期天。我听见旋转木马的音乐，闻到黏腻爆米花和苹果的甜香。我一直向前走，并没有在雪糕摊、云霄飞车或摩天轮前迟疑驻足，一直朝着鬼屋票亭前的人龙而去。付了票款，我等着下一列缆车由角落转来，轰隆轰隆在我面前停住。坐上去之后，我放下安全杆，把自己牢牢锁在里头，再朝周遭望一眼。那里，在一小群围观者中，我看到了她。
我挥舞双臂，拼命喊叫，声音大到人人都听得见：“妈妈！妈妈！”就在这一刻，缆车一个踉跄向前移动，撞上鬼屋的旋转门，门立即张开大口，露出黑暗的深渊。我尽量朝后靠，在被黑暗吞噬以前再度大喊：“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
我从枕头上爬起身来，想把梦境甩掉，即使在这时，这些字眼依旧卡在我的喉头：“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
然而妈妈已经入土六尺，葬在华盛顿郊区安纳柯斯夏墓地的松木棺中已经十年了，尸骨已寒。她还剩下什么？我猜只有骨骸了。微生物显然已经销蚀了她每一寸的肉身，或许还留下几绺黑发，或许还有几块发着幽光的软骨还黏附在大块的骨头上——大腿骨和胫骨。哦，对了，还有戒指。在骨灰的某处必定留着父亲买给她的银细丝婚戒，那是当年他们坐统舱由半个地球以外的俄罗斯抵达纽约之后不久，父亲在海斯特街买的。
是的，很久以前了。已经十年了，她已经驾鹤西归，肉身也都腐化了。只剩下头发、软骨、骨骸和一枚银婚戒。然而她的音容依然埋藏在我的回忆和梦里。
为什么我在梦里向妈妈招手？多年来我已经不再招手了，多少年？说不定有数十年。或许就是半个世纪前那个下午，她带着八岁的我上父亲店铺转角的西尔文影院看电影那次。虽然影院里还有很多空位，她却一屁股就坐在比我大一岁的街头小霸王旁边，“太太，那个位子有人坐。”他咆哮道。
“哦，有人坐了！”我母亲一边轻蔑地说，一边调整姿势，“他还占位子呢，这位大人物！”她向周遭的人这么宣布。我尽量缩进红褐色的天鹅绒椅垫里。稍后，在灯光已熄的影院中，我鼓足勇气张目四顾。他就坐在那里，几排后面他朋友的身旁。没错，他们正瞪着我，还用手指指点点，其中一个握起拳头，装模作样地说：“等着瞧！”妈妈毁了我的西尔文影院，现在那里成了敌人领地，是我的禁地，至少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如此。如果我想要看周六的电影——太空英雄、蝙蝠侠、青蜂侠，就得在影片开演之后蹑手蹑脚地进去，在黑暗中摸到戏院最后一排的位子，越靠近逃生门越好，而且要在灯光打亮之前赶紧溜走。在我家附近，什么都比不上逃过被扁的噩运重要。挨揍不难想象：顶多给你下巴来上一拳就了事，打你耳光、飞脚踢人也都差不多，但被打得鼻青眼肿，我的老天爷。你还剩什么？你已经完蛋，永远被贴上“被海扁”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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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亚隆（Irvin D.Yalom），当今世界上很有名、著作流传很广、很有影响力的心理治疗大师之一，被评为美国至今健在的三位很重要的心理治疗学家之一，是美国团体心理治疗的、精神医学大师、存在主义治疗三大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许多著作不仅给心理治疗师带来启发，也深得普通读者的喜爱，在世界范围内成功发行。其作品多次荣获欧美小说和非小说类奖项，其中《当尼采哭泣》就曾荣获包括1992年“The Commonwealth Club”小说类品牌奖在内的多项奖项，被翻译成24种语言，出现在许多很好畅销书榜单上，销量超过200万册，并在2007年被拍成同名电影。
我在本书中试图扮演叙事者和教师两种角色，在两种角色冲突之际，我会先顾及故事的戏剧性，再穿插间接的言辞，满足教育的任务。
愿意更进一步参与讨论的读者可上网，网址为www.yalom.com，我将提供相关的专业文献，并讨论这六个故事的技术层面：病人信息的秘密、小说和非小说之间的界限、治疗的医患关系、着重此时此地、漠视传统的精神治疗技巧、治疗师的透明度、实体论的治疗法以及丧失亲人后心理发展的过程。
1931年6月13日，我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父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由俄罗斯（靠近波兰边界一个叫西尔兹的小村落）迁来的移民。我的父母在华盛顿市区第一街和西顿街相交的路口开了一家杂货店，我家就在杂货店楼上的公寓。在我小时候，华盛顿还是种族分布泾渭分明的都市，我们家就在贫穷的黑人小区之中，在街上游荡可能会有危险，因此我只能以阅读自娱，每周两次冒险骑脚踏车到中央图书馆借书还书。
没有人在这方面给我任何建议或指引：父母亲不识字，从不读书，而且为谋温饱已经耗尽全部精力。我读的书包罗万象，端视图书馆书架排列而定：放在中间的大传记书架最先吸引我的注意，我花了整整一年把它们全部读完。但我在小说里找到另一个更令我满足的天地，它是灵感和智慧的来源。难怪我自幼就养成一种观念：写小说是最棒的事了，迄今我依然抱持这样的想法。
在当时少数族裔社群的心里，年轻人的出路有限，我的同伴不是去上医学院，就是走上和父亲一样从商的路。医学院所学似乎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近，而我一开始接受医学训练，就打定主意要钻研精神科。精神病学错综复杂，因此我面对每一位病人，都对他们的故事充满好奇。我相信每一个病人都有独特的故事，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治疗。然而这么多年来，这样的态度却使得我日益远离所谓的精神病学专业，精神病学在经济因素的驱使下，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也就是以病状为主，拔除所有个人因素的诊断方式，一视同仁以标准化的方式做短暂的治疗。
我最初的作品是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科学论述。而我的第一本书《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已经发行70万本，被用于精神治疗的教科书，译成12种语言，如今出了第4版。此书和后来我的每一本书，都是和“基础文库”（Basic Books）这家出版公司合作的，我们维持了长久而良好的关系。学界称赞我的团体治疗书籍，因为它是基于第一手经验数据而来的，但我猜此书之所以成功，很可能也在于它说的许多故事——文中穿插许多简短故事。20年来，学生都常说本书读起来简直像小说。
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书——《存在心理治疗》（开风气之先的教科书）、《住院病人之团体治疗》，《面对群体》这份研究专文则已经绝版。接着我为了教导存在治疗，转向文学体写作，在过去这几年里写出了《爱情刽子手》这本治疗故事，还有两本教学小说《当尼采哭泣》和《诊疗椅上的谎言》，最新的一本就是本书（具实和虚构掺杂的治疗故事）。
虽然我的书广受一般读者欢迎，也经常被当作文学作品受到批评或赞美，但我写这些书的用意，是要把它们当成教学的作品——有教学意味的故事，也是一种新文体——教学小说。每一本书都被译成15～20种语言，发行甚广。例如，《当尼采哭泣》高居以色列畅销书榜达4年之久。“基础文库”在1997年年底还出版了我的选集，其中除了选自各书的精华之外，还收录了新写的散文。目前我正在写作关于叔本华的小说。
我的妻子玛莉琳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比较文学（法文和德文）博士，在学术界和写作方面都有杰出表现（最新的作品是《乳房的历史》）。我的4个子女全都住在旧金山湾区，各有不同的专业：医学、摄影、写作、剧场导演、临床心理学。现有5个孙子女。
欧文·亚隆博士在《妈妈及生命的意义（精）》中再度扮演大无畏心灵探险者的角色，引导病人——和他自己迈向生命的转变。以六个扣人心弦的故事，真实与虚构交错，记录他自己和病人面对人生最深刻挑战的经过，探索精神治疗的奥秘及核心。
他的生花妙笔和敏锐的观察，让我们得以窥见治疗师的理智和心灵，也让我们看到难以忘怀的人物：“死亡顾问”葆拉、因偷听而使治疗意外好转的梅娜、令亚隆渴望投入怀抱求她抚慰的梅格诺莉亚、充满义愤且冷冰冰的艾琳，逼使亚隆也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人生，并且学到难忘的一课。还有他的妈妈——颐指气使、脾气火爆，她的爱与非难几乎使儿子窒息的妈妈，她在他的梦中漫游，蹂躏他的思绪……
我多么嫉妒父母亲慈爱、慷慨、和蔼的朋友。然而他们却很少想到他们的母亲，既不常打电话问候，也很少探望、梦到甚至想到她们。而我，却每天都得一再地把母亲的身影从心中洗涤除尽。
好父母的天职不是让羽翼已丰的孩子顺利离家吗？
知道“为什么”的人，就能忍受“怎么会这样”。
心理治疗的基本规则：不要剥除病人的自我防卫，除非你有更好的可以取代。
我们视为模范的人物也会受模范所折磨。其实他们会绝望，会为母亲去世而哀伤，也会嗟叹怨恨人生，他们甚至得伤害自己，才能停止奉献，不再施予。
死亡本身虽然会使我们毁灭，但死亡的观念却可能拯救我们。
有些人拒绝生命的借贷，以避免在死时偿还。
欧文·亚隆博士在《妈妈及生命的意义（精）》中试图扮演叙事者和教师两种角色，在两种角色冲突之际，他会先顾及故事的戏剧性，在穿插间接的言辞，满足教育的需要。他的生花妙笔和敏锐的观察，让我们得以窥见心理治疗师的理智和心灵，也让我们看到难以忘怀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