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阿里的普兰，除了神山圣湖外，有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科加。
科加在藏语中的发音是“廓央迪尔廓，恰央迪尔恰”，汉语意思是“既来之，则安之”；在藏语中的另一个解释是环绕并逐渐形成的意思，其实就是环形的村。
据说很久以前，科加一带叫作吉玛塘，非常荒凉，居民大多生活在周围的山间洞穴。只是在著名的科加寺兴建后，才逐渐从附近的山洞里迁出，来到科加寺周围开垦农田，建屋定居，形成了围绕科加寺的环形村落。据说早些年，村中的建筑不像现在一家一户的独门独院，而是由很多阁楼和巷道连接在一起。人走在幽暗曲折的巷道中，很难分清楚哪些房子是寺庙的，哪些房子是居民的。在阿里普兰灼烈的阳光照射下，人的瞳孔很容易就在这种忽明忽暗的
行进过程中，被不停地放大缩小，恍如穿梭于一条通往未知世界的神秘廊道。
美丽的孔雀河，从现在的普兰县城穿城而过，一路向南，流经科加寺前面的宽阔河谷后，经斜尔瓦山口流入尼泊尔境内的崇山峻岭中。科加，是孔雀河流出中国境内的最后一个村落。
科加是典型的“先有寺，后有村”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村落发展模式，这与内地传统农村的形成极为不同。内地的村落，大部分是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以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无论是选址、布局还是构建，无不体现着因地制宜、因山就势、就地取材与因材营建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是典型的以血缘为核心、以资源为导向的传统村落发展模式。
而在西藏的阿里地区，由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就诞生了本教，后来藏传佛教最早的教派宁玛派也发源于阿里，加之阿里地区毗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所以长期以来，阿里一直是西藏宗教的策源地之一。在如此浓郁的宗教氛围下，宗教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科加，只是西藏或者阿里，宗教对世俗生活影响、宗教对村落格局形成发展的一个缩影。所以，没有科加寺，就没有科加村。
科加寺的由来，是普兰一带最古老也最为人所知的传说，几乎每个普兰人都耳熟能详。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普兰是由第三任普兰王拉德扎西赞统治。拉德王不仅笃信佛教，善待民众，而且还尊请噶尔东一带颇具影响力的赞巴拉大师为国师，巩固了政教事业。拉德王特别重视藏医药事业，曾从克什米尔迎请班智达扎那达哈纳与大译师仁钦桑布合译《八支集要》等医学名著，并培养了普兰的四大名医，为西藏藏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拉德王一生除了重视藏医药学外，还特别重视佛教的发展。当时佛教在普兰开始兴盛，拉德王兴建了具有真正寺庙意义的主殿经堂，并从印度迎请珍贵的银质文殊菩萨像进行供奉。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七个云游的印度僧人也来到了普兰。他们在噶尔东一带居住，传法于民。在将要离开时与拉德王辞别，并将随身携带的七大包银两赠与拉德王。
面对印度僧人如此慷慨的举动不知所措的拉德王，遂向高僧赞巴拉大师请教该如何处理。赞巴拉大师称，此为佛家之礼，当用于弘扬佛教，行善积德，绝不可据为私有。拉德王在听了高僧的指教后，就在位于噶尔东山上的辜卡尼松城堡里面偏西的地方兴建了一座色康大殿，印度僧人所赠银两就被供奉在新建的色康大殿中。
2010年8月，我专程赶去噶尔东进行专题考察。在那座沉淀了许多历史故事却被人遗忘的卧象形小山上，虽然零零星星还留存着一些不同年代的寺庙或废弃建筑物，但我们还是被随行的喇嘛告知，拉德王时代的色康大殿早已荡然无存。在通往山顶的山坡上，至今还残存着一些古堡的残垣断壁，也算是我们对拉德王的一丝告慰。
后来，当拉德王准备铸造大型文殊菩萨像时，这批银两才被从色康大殿请出，运往与尼泊尔相邻、群山环绕、环境优雅的叫作夏噶仓林的地方。同时，还请来了在当时闻名遐迩的佛像铸造大师尼泊尔人阿夏哈玛与克什米尔人旺古拉，负责铸造文殊菩萨像。
菩萨像铸成后，拉德王便迎请吐蕃著名的大译师仁钦桑布为这尊凝聚着先王诚意的菩萨像开光，而后将菩萨像放入一辆木轮马车，准备从夏噶仓林运往噶尔东的城堡。
运送菩萨像的马车日夜兼程，沿途无论是穿越森林还是翻越雪山，都一路畅通。行进到距离噶尔东数十公里的吉玛塘时，一块巨石挡住了去路。这块巨石就是阿莫里噶石块。拉德王与运送菩萨像的民众正为车辆受阻烦恼之际，文殊菩萨像突然开声：“我既菩萨依附于此地，便扎根于此地。”一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拉德王在听到文殊菩萨像开口说话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菩萨像开口讲话与国王露笑的巧合被视作祥瑞之兆，从此吉玛塘这个地方也被称为“科加”，意为“既来之，则安之”。此后，在阿莫里噶石块上兴建了最初的科加寺，并将银质文殊菩萨像供奉于石块之上，象征坛城及须弥山，科加寺从此声名远扬。
在科加寺色康大殿，供奉着观音、文殊、金刚萨托“三至尊”菩萨佛像，与拉萨大昭寺的释迦觉卧、吉隆的桑布觉卧齐名，被称为藏区三大觉卧（藏语中觉卧是佛的意思）。无论是从印度、尼泊尔过来经商的商人，还是从拉萨或者其他地方来到普兰的人，都会前往科加寺朝拜。在普兰有这样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没朝拜科加寺的三至尊，就等于没来过普兰。”这有点类似于内地人眼中“没有登过长城，就等于没到北京”的意思。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编著的《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一书中，由张亚莎教授撰写的《岩魔女·女国·古象雄》一文认为：“岩魔女、女国、象雄王国，这三者实为一体。岩魔女是有些妖魔化了的女国，而‘象雄’与‘女国’两种称谓的存在，很可能是因为汉藏文献的不同称谓所致，即对同一个部族或古代方国，汉文史料称之为女国，而藏文文献称之为象雄。由此推之，以岩魔女为始祖的族群，便是曾经活跃于藏北羌塘草原上的古代象雄人（女国人），其统治西藏高原的时期正是藏史中所谓的‘神魔统治’时期。”
古代西女国所在地“在葱岭之南”，且“北接于阗国”，该地正好就是今天西藏的阿里地区一带，这里也正是西藏古代岩画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而且部分岩画表现的内容，与《隋书·西域传·女国》所记载的女国经济形态如出一辙。所以，依据以上资料可以大致推断出，这个曾经统治过西藏高原的“岩魔女”部族，应该就活动于西藏西部地区，而且应该是西藏岩画的主要创作群体之一。西藏岩画虽然没有出现过“岩魔女”的形象，但却频频出现这个部族所信奉的神灵或者说图腾的形象——神鸟“穹”的图形。西藏岩画已经证实，女国人的神正是发源于古象雄本教的文献中广泛出现的神鸟“穹”。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推断，藏史中所谓“神魔统治”时期的“神”就是女国人的图腾——神鸟“穹”，而“魔”就是女统治者“岩魔女”。 “象雄（zhang-zhung）”是古象雄语，译成后来出现的藏文就是“穹隆（khung-lung）”，其意思都是“穹”族或“穹”的部落之意。简而言之，“穹隆”是“象雄”的古藏文的译文。由此可以推断，“象雄”就是神鸟“穹”部落，换句话说，今天的阿里，也就是远古的象雄，远古的西女国。
由此看来，今天西藏阿里的某些不为人知的地方，有可能还残存着远古西女国的一些基因。
在考察科加村之前，我就被告知这里的民俗非常独特，女人的地位很高，甚至这里每年还要为传统社会地位较低的男人们过节。难道遥远的阿里普兰县的科加村，就是几千年前的西女国遗落人间的活化石？如果科加村是女儿国，那么它就应该具备女儿国的一些基本民俗文化特征。
服装，是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民俗特征的。它不仅是一个民族或种族的文化符号，更是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自古国君为政之道，服装就是很重要的一项。服装制度制定完成，政治秩序也就完成了一部分。所以，在古代服装是有重要的政治属性的。其重要性，远远超出服装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几乎从服饰出现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社会身份、生活习俗、审美情趣，以及种种文化观念融入服饰中。服饰，是社会历史风貌最直观、最写实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服饰演变的历史也是一部生动的文明发展史。现在我们习惯把日常生活概括为“衣食住行”四大块，服饰排在第一位，可见它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要了解科加这个“藏地女儿国”，服饰便是我们重要的切入点。
科加的服饰，无论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在整个西藏高原都别具一格，令人叫绝。在隆重的节日里，科加男人喜欢佩戴耳环、项链和腰饰。普通的中年男性造型是留长辫子、系红头绳、佩玛瑙项链、戴金耳环。普兰男子所戴金耳环特别大，一般是月牙形，开口朝上，其重量大多在20～30克或30克以上，由纯金制成。男式项链则配一块红珊瑚石，这块珊瑚石大的像酒盅，小的如算盘珠。珊瑚石旁一般会有几块绿松石，绿松石旁边是大粒珍珠或一些其他珠宝。男人的项链可以戴在衣服里面，也可以露出衣外。
科加男子的腰饰，通常是以一条长长的非常讲究的腰带为主要载体的。对于穿藏装的科加男子，扎上腰带后，不仅腰带上会垂挂许多装饰品或生活用具，而且藏袍里还可以装很多东西。腰带上垂挂的东西物件，彰显出他的富有程度。富贵的人家，背心上还会挂一个精制的小佛龛，佛龛里有一尊小佛像，有的是释迦牟尼，有的是观音菩萨。菩萨的头像可通过小玻璃窗看见。佛龛是用黄铜精制而成的，也有用白银加工的，四周镶嵌着珍珠和宝石。佩带佛龛，既起装饰作用，又可表明对佛的虔诚。
多数男性腰间会悬挂腰刀。佩带腰刀既可以宰羊切肉，又可以防身壮胆。腰刀有长短几种，长者有两尺多长，短的只有四五寸。腰刀的刀鞘十分讲究，有铝制和银制的两种，上面雕有龙凤等吉祥图案，富贵人家的还镶有宝石。在节日期间，盛装的男人们头戴威风凛凛的狐皮帽，脖子上的大项链裸露于外，再配上腰间的各种装饰，把青藏高原男子汉的那种豪爽、大度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科加女性的服饰就更加独特，更加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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