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出版行业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挤压下,也许真的陷入生存危机了。像万圣书园的刘老板向“幸灾乐祸、喜形于色”的网络销售老板调侃“你们不用笑,我会死在你们后面”时,本书作者、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说的,“调侃归调侃,经常把‘死’挂在嘴上,毕竟不是什么好兆头”。这种忧虑和危机感,一直存在于俞晓群的头脑中,但俞先生不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他始终怀着执着的热情为人类文化的存续与发展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那一张旧书单》展示的正是一个出版人的文化情结与文化情怀。
光绪皇帝的书单,南洋公学译书院的书单,严复的书单,张元济的书单,王云五的书单,胡适的书单,陈独秀的书单,梁启超的书单,刘炳善的书单,林道群的书单,“美国文库”的书单,“史学万象”的书单……那些书单,寄托了作者的感情。他说:“一个出版人,一辈子走下来,何处最伤感?何处最留情?当然是书单了。它把你一生的心血都串联起来,甜酸苦辣,喜怒哀乐,成败胜负……都在其中了。我甚至想到,一个出版人,他真正老去的时候,也就是他开不动书单的时候,也就是他没有力气再请人开书单的时候,也就是他没有力气再阅读书单的时候!”从那些林林总总的书单中,他努力地梳理和找寻出版的线索,让人类的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发扬和留存,这难道不是一件让人敬仰的事吗?当我们捧起书本,接受着文明的惠泽,当我们的视野日益宽广,当我们的心灵日益丰满和充盈,我们难道不应该感谢俞晓群,以及像俞晓群那样依然为文化的传承做着不懈努力的千千万万的出版人吗?
他感佩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老总陈昕没有跟风冒进,没有忘记文化,没有忘记出版的根本,对其重文化价值、反对商业媚俗的理念欣赏有加;他思索商业社会的文化出版,思索出版人和书商,思索出版繁荣对于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贡献;他认为“文化韵味”和“古都北京”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中国书店,有了蔡元培、鲁迅、胡适、周作人、梁思成,以及在这座古老的城里的文化人之逸闻趣事;他从DK出版公司的经验中受到“震动”,并敏感于其中闲散的人文气息,“文编、美编、总编的办公室,都杂乱得让人感到充实”,“我粗略统计,戴维斯先生书中的高频词,排在第一位的是喝酒,第二位是吃饭,第三位才是书稿”。
在读书日,他思索阅读的危机,想到“写作是个人的事情,阅读是个人的事情,自由的、个性化的小众文化的兴起,才是阅读的正路,才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进步。近些年,‘读书日’最大的亮点,是一个个民间读书会的兴起。在图书馆,在书城,在独立书店,在咖啡厅,在个人的家中,甚至在悠然的绿野上、和煦的春风中,我们的自主阅读之风日渐兴起,这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所在”。俞先生说得对,这些场景,是多么迷人和富有诗意! 谈及阅读,他说:“阅读的变革是一种必然趋势,它可能是一场文化的欢歌,也可能是一场灾难。但是,即使它的发展具有种种不可确定性,即使它会产生反道德、反社会、反文化,甚至反人类等副作用,我们依然无法抑制它滚滚而来的洪流。怎么办?此刻,我们这些阅读者,乃至阅读制造者,都有些惴惴不安,手足无措。乐观、悲观、怀旧、反抗、抵触、追随、迎合、鼓动、躁动……我选择思考。”
他说:“前四十年,中国现代出版中心在上海。后来,通过行政手段或其他原因,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著名老店纷纷北迁。时至今日,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有半数在北京;有统计说,全国一万多家民营公司,也有半数在北京。如此文化格局的形成,我们且不论其背景和成因,有效的利用,总是一座城市的大好事。”从辽宁来到北京,在这座拥有文化优势的古城里,俞晓群正在埋头求索。当下,他正沉浸在“民国童书”这块文化新大陆被发现的兴奋之中,这个新发现,令他产生了“阿里巴巴式”的冲动……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俞晓群先生写过的“可爱的文化人”系列,他本人又何尝不是其中之一呢?
而更让我开心的是,手里的这本《那一张旧书单》,是俞老师的签名本,我会珍藏。(《那一张旧书单》,俞晓群,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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