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次，他说道：“有什么办法？那些大人全是王公贵戚，而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农村主教。”
他的确讨人嫌，说话做事都很怪，有一天晚上，在一个地位很高的同事的府上，他居然脱口讲出这样的话：“如此漂亮的座钟！如此华丽的地毯！如此漂亮的号服！这些东西一定很烦人。我可不愿意让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终日在我耳边嚷：有人在挨饿！有人在受冻！还有穷人！还有穷人！”
顺便说一句，仇视豪华的物品并不见得明智。这种仇视隐含着对艺术的敌意。
不过，对神职人员而言，除了显示身份和举行仪式之外，就不应该讲究排场，那种习惯会暴露行善济贫未免徒有虚名。身为教士而养尊处优，就是倒行逆施。教士应当靠近穷人。要劳作就必然沾些尘土，而一个人日夜接触种种苦难、种种不幸、种种贫困，自身怎么可能毫无圣洁的清寒之色呢？能够想象一个人站在火堆旁边而不感到热吗？能够想象一个工人终日在冶炉旁干活，却一根头发也没有被烧焦过，一个指甲也没有被熏黑过，脸上没有流下过一滴汗，没有沾上过一点炉灰吗？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慈悲心怀的首要证据，就是清苦的生活。
自不待言，迪涅主教先生就是这样考虑的。
同样，我们也应当相信，在某些敏感点上，他不会附和那种所谓的“时代思潮”。他不大参与当时的神学争论，在牵涉教会和国家的问题上，他也讳莫如深。不过，有人若是真的打破砂锅问到底，就会看得出他倾向于罗马教派，而不大推崇法国教派。。我们描写一个人而又不想太过隐讳，就不能不补充一句，他对逐渐失势的拿破仑的态度极为冷淡。从1813年开始，凡是抗议政府的行动，他不是参加就是赞成。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经过本地区时，他也拒不迎驾。在“百日政变”①期间，他还拒不指示本教区为皇帝做弥撒。
除了妹妹巴蒂丝汀小姐之外，他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个是将军，另一个曾任省督。他时常给他们写信。有一段时间，他给前一个兄弟写信时语气颇为严厉，因为在戛纳登陆的时候，那个当将军的兄弟在普罗旺斯地区任一方指挥官，率领一千二百名士卒追击皇帝，却好像是在有意放行。丽当过省督的兄弟为人忠厚本分，回到巴黎在珠宝匣街隐居，他给这个兄弟写信的语气就亲热多了。
可见，卞福汝主教也有表示政见的时候，也有心酸的时候，脸上也有阴云。一蹦情绪的阴影，还会掠过他这片只容纳永恒事物的温和而伟大的脑海。当然，这样的一个人还是没有政治见解为好。请不要误会我们的意思，我们绝不想把所谓的“政治见解”，混同于对进步的强烈渴望，混同于爱国的、民主的和人道的信念，而在当今时代，这种信念应该是任何慷慨心灵的底蕴。仅仅间接涉及本书内容的问题，在此就不深入讨论了。一言以蔽之，卞福汝主教如果不是保王派，在静穆的瞻仰中，他的目光如果一刻也没有走神儿，那就更加出色了。须知这种静穆的瞻仰能超越人问的风云变幻，清晰地望见真理、正义和慈善这三道纯洁之光的闪耀。
P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