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唯乐原则主导心理生活
我们所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确信心理事件经历的过程受到了唯乐原则的自发调节。也就是说，我们相信，某种不快乐的紧张状态才是导致一些心理事件过程产生的原因。这种过程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消除紧张状态，也就是避免不快乐或者说引起快乐。我们将“经济的”观点引入研究中，目的是为了将上述过程融入我们的研究主题——心理过程中。如果我们将这种“经济的”因素与“局部解剖学的”和“动力学的”因素一起加入对心理过程的描述中，那么我认为，它将是迄今为止对这些过程所能给予的最完整的描述，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心理学描述。
通过唯乐原则，无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或接受了某种特殊的、历史上早已被广泛接纳的哲学体系，于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试图通过描述和解释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所观察到的常见事实而获得这些思辨性的假设。精神分析工作的目标并不是优先和创见，我们不能忽视构成唯乐原则假设的那些基础印象，但也非常乐意感谢这些哲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因为它们能帮助我们了解那些给我们造成强烈影响的关于快乐和不快乐情感的意义。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得到有关这方面的指导。既然不得不对这个最模糊而最令人费解的心理领域进行研究，那么我认为最好的假设就是最不僵化的假设。我们打算把快乐和不快乐与兴奋量相结合来考察，这种兴奋量并不以任何方式“结合，，①在心中，而是存在于心中。不快乐与兴奋量的增大成正比，而快乐则与兴奋量的减少相一致。快乐和不快乐情感强烈程度与兴奋量的相应变化之间，并不存在隐含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依据心理生理学相关认识，通常情况下，特定时间内兴奋量增加或减少的数量可能是决定这种情感的因素，其中可能有实验的作用，因此我们不打算提出任何正比例关系。但是，分析学者认为，在没有十分确定的观察事实的指引前提下，并不适合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研究者费希纳(G．T．Fechner)，他所提出的关于快乐和不快乐问题的观点，在一切主要方面都和精神分析研究使我们不得不相信的观点相一致，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事实。在费希纳所著的《关于有机体产生史和发展史的几点想法》(1873年，第11部分，附录第94)一书中，有相关的论述。他说：“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意识的冲动与快乐和不快乐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联系，那么快乐和不快乐与稳定和不稳定的状态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心理物理学的关系。这一认识为某种假设提供了基础，我打算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这种假设。根据这种假设，每一种产生于意识底限以上的心理物理运动，当它接近完全的稳定性并超出一定的限度后，相应地就会产生快乐；当它背离了完全的稳定性并超出一定限度后，相应地就会产生不快乐。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两种限度称作快乐和不快乐的质的限度。在这两种限度之间，存在着某种空白地带，也就是审美的平静状态……”
这样的假设同样适用于那些使我们相信唯乐原则主导心理生活的事实，也就是说，心理器官尽可能使自身具备的兴奋量保持在最低水平，或者至少保持这种兴奋量不变。这个假设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对唯乐原则进行表述。因为，如果心理器官的作用是要将兴奋量维持在低水平上，那么，任何可能导致这种兴奋量增大的因素肯定就会被看作是违反心理器官功能的，也就是不快乐的因素。从常性原则(principleofconstaricy)出发，必然会得出唯乐原则。
其实，“常性原则”是从那些迫使我们接受唯乐原则的事实中得出的一种推论。②此外，费希纳提出了“寻求稳定性倾向”原则，它将快乐的情感和不快乐的情感同这个原则联系了起来，我们认为由心理器官产生的这种倾向也可以作为费希纳原则的一个特例，这一点可以通过一种更详尽的讨论证明。
但必须指出的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唯乐原则支配着心理活动的整个过程，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如果这种支配作用的确存在，那么快乐必定会出现在绝大多数的心理过程中，或者说绝大多数心理过程必定会导致快乐的感觉产生。然而，普遍的经验却与这种结论完全相反。因此，我们至多只能说，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趋乐避苦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受到其他一些力或因素的影响，因此产生的最终结果不一定总是能满足追求快乐的倾向。费希纳也曾提到过类似的论点(1873年，第90页)，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某种倾向趋向于某个目标并不意味着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总的来说，这个目标只能无限接近，所以……”
当我们转而探究阻碍唯乐原则实现的一些因素，就会发现自己再次处在一个很有把握并且十分熟悉的领域里，因为有大量的来自分析的经验可以为我们的解答提供依据。
在人们熟知而常见的例子里，可以找到第一个表明唯乐原则以这种方式被阻碍的例子。我们知道，唯乐原则是心理器官活动特有的基本的活动方式，但是有机体处于众多困难的世界之中，自我保存的需求才是第一位的，因此这种唯乐原则从一开始就不会有多大成效，甚至可以说它是十分危险的原则。在自我保存本能的影响下，现实原则取代了唯乐原则(参阅弗洛伊德《详论心理功能的两个原则》)。
现实原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快乐，这一点它并不会放弃，只不过通向快乐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的它选择了一个过渡办法，暂时放下对这种满足的实现，放弃许多实现这种满足的可能性，暂时容忍不快乐的存在。但是，唯乐原则是性本能的活动方式，它在很长时间里固执地存在着，而这些性本能又很难被“驯化”，结果来自于性本能的唯乐原则，或者存在于自我本身的唯乐原则，经常打败现实原则，最终对有机体造成损害。P1-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出生于奥地利摩拉维亚一个犹太人家庭，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恋母情结”，“潜意识”、“自我、本我、超我”等概念，被誉为二十世纪很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精神分析学始终坚持将性（爱）本能视为人类一切行为的主要动机，从上世纪以来就一直在学术界以及社会上颇具争议。因此，弗洛伊德一生毁誉参半，很难评判他在历目前的地位。有人认为他是人类思想历史记录杰出的人物之一，也有人将他视为“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变态狂”。2000年，英国BBC将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笛卡尔、牛顿、达尔文、康德、马克思、黑格尔、马克斯韦尔、阿奎那评选为千年来的十大伟人。
《自我与本我》《超越唯乐原则》以及《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是弗洛伊德后期的成熟之作其中理论性的讲述非常多。因此读起来比较吃力，但细细琢磨之下又非常有意思。
其中，《自我与本我》对人的心理及心理活动的描述极具革命性的意义。为了解释意识与潜意识的形成，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借鉴乔治·格罗德克的观点，提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概念。本我，是个体的潜意识，代表人类最原始的欲望，追求唯乐原则；自我，指个体的意识，追求现实原则，是人格结构中基础的部分；超我，属于人格结构中道德的部分。
自我包括一部分本我，它的低级部分并入了本我。如果本我是一匹马，那么自我就是骑在马背上的骑手。马的力量(本能的力量)比骑手的力量大出许多，他必须控制住马的力量。不同的是，骑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牵制马的力量，而自我则可以借助于其他的力量来驯服本我。如果骑手没有被马甩下去，那么他就必须将马牵引到他想去的地方。如果自我牵制住了本我，那么它也可以将本我的欲望转化成为行动，由自我引导的行动。
自我对本我的各种欲望加以干涉，比如性对象的选择。它的控制方式很有意思，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有一个小伙子(本我)看上了一个姑娘(对象)，自我不同意，禁止他追求。然而，本我拒绝接受，怎么办？自我干脆把自己变成那个对象(自居作用)，接受那个对象的特征，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我跟你(本我)的心上人(对象)如此接近，你既然爱她，也一定会爱上我的。”
尽管自我似乎经常约束着本我，但它并不是最高统治者，超我的权力在它之上。超我以强制性的专制命令形式维护着自己的统治权。自我就像一个受气包，一方面受到超我的严格支配；另一方面又要管束经常不听话的本我，还要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
不过，归根结底，三个“我”都统一于同一个体，三者之间和睦相处，保持平衡，个体才会正常健康地发展。
在翻译过程中，樊捷、高秀荣、熊亚辉、张凯、朱杰、李瑞敏、张丽、周蕾、张君桂、潘超、郑娟、李璇、陈晓斐、杜梅、陈杰义、李效利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囿于时间和所学有限，翻译过程中难免出现纰漏，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在近年来某些与心理学有关的普及读物中，在一些文艺作品、影视作品中，成功学、催眠术、读心术等似乎显得神乎其技，以至于心理学给普通大众的印象，往往与神秘、催眠、疗愈等相关，甚至有人以为心理学家自己本身都存在心理问题。且不论众人的观点是否正确，心理学所涉及的范围之广由此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各个心理学派或其创始人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心理学：漫长的过去，短暂的发展
心理学的发展有着漫长的过去，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荀子、王充关于心灵的论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心灵的论述，心理学曾作为哲学的一部分而存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学说都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而心理学正式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式发展的历史却很短。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威廉·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心理学的实验室，这一年被公认为心理学诞生之年，而将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研究的冯特被公认为“心理学之父”。
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心理学派林立，其中包括冯特和他的学生爱德华·铁钦纳所创立的构造主义，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创立的机能主义，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创立的行为主义，以及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等。孤独而多面的拓荒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1856--1939年)，出生于捷克的犹太人，1873年进人维也纳大学学医，188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885年，他跟随法国解剖学与神经学专家让·马丁·沙可学习。沙可是神经学专家，现代神经病学的奠基人，歇斯底里现象的发现者。他关于癔症(歇斯底里症)的治疗成果对弗洛伊德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弗洛伊德自传》中说：“和沙可在一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癔症的最新研究，尤其是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看到的。比方说，他证明了癔症现象的真实性及其合理性。他指出了癔症也常常发生在男人身上，并且以催眠暗示等方法引发歇斯底里性的麻痹和强直收缩，从而证明这种人为的癔症和自发性的症状发作，没有任何细节上的差异。沙可的许多教范，先是引起我和其他受教育者的惊奇，继而产生怀疑，使我们想办法去应用当时的学理以求证实他的学说，而他在处理这一类怀疑时，永远都是那么友善，那么有耐心。但是，他有时也是最武断的一个人。在一次类似的争论中，他(谈到理论时)评论说：‘这不影响它的存在’，此话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弗洛伊德希望建立一个学说，以一般的界限概念为基础，而不是以解剖学上的事实作为划分歇斯底里麻痹症与身体各部分的感觉障碍症的根据。沙可虽然赞成，但实际上对精神疾病的进一步探索没多大兴趣，他对病理解剖学更感兴趣。于是1895年后，弗洛伊德改用自己独创的精神分析法治疗精神疾病。
弗洛伊德的学说，比如俄狄浦斯情结，力比多压抑是造成精神病的原因，性欲始于儿童早期等，在很长时间里被拒于主流心理学流派之外，也被称为“非学院派心理学”。由于他将力比多作为很多心理现象原因的解释，而被批为“泛性论”，他的学说遭到了众多质疑与非议。因此在《精神分析导论》里，弗洛伊德的演讲中经常提到“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反对者们认为”等。
面对批评者的质疑，面对各种非议，弗洛伊德也有愤怒的时候，他说：“经过二十五年的研究，我现在也算上了年纪，可以不客气地说，这些观察的工作都特别艰苦而且需要专心投入。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批评家们不愿意对我们理论的基础进行探讨，似乎这个理论只是来自于主观臆断，任谁都可以指摘，我无法容忍这种批评的态度。医生没有给予精神病人足够的关注，也没有用心倾听他们的讲述，所以不能作周密的观察而有所发现。我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在这些讲演里，我将不再提起个人的批评。”
“自从开始研究以来，我已经屡次修改了自己见解的要点，删减或增加内容，我都照实发表。然而这种坦白的态度换来的是什么结果呢？有些人不管我自己是否已经进行了修正，到现在仍然根据我过去的见解，提出批评。有些人则讽刺我善于变化，且诋毁我不值得信赖。经常修改自己观点的人自然会被看作是不值得信赖，因为他最后修正过的学说仍然不能保证完全正确。而坚持己见，不肯让步的人，又会被说成是固执而不虚心，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面对这种矛盾的批评，我们只好坚持认定的观点，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我所决定的态度，以后我仍然会根据新的经验来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学说。但是我不认为自己的基本观点有必要现在就加以改变，希望将来也不用。”
战争，犹太人遭受迫害，社会整体的科学研究水平有限，主流学派的反对，自身病痛的折磨和精神上的焦虑，等等，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在条件有限的前提下，弗洛伊德继续在他“惊世骇俗”而显得另类的心理研究之路上前行，可以说他是一位在精神分析学领域孤独前行的拓荒者。他曾经的追随者们，后来都有了自己的主张，只有他一直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学说。弗洛伊德的著作中的主要创见来自于他对自己和病人思想的探索，他甚至还对自己的梦进行过解析。1895年7月，他做了一个梦，是关于他所治疗的一位名叫“艾玛”的少妇的。他对自己的梦进行了残酷的自我检查，尽管梦的动机并不那么高尚的动机。因此关于精神分析学的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要把我所讲的精神分析的观点当作是一个凭空想象的观念。其实，这个观点是经验的结晶，这些经验有的来自于直接的观察，有的来自于观察而得的结论。至于这些结论是否恰当可靠，那就要根据这个学科将来的发展来确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他不断修订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提出了自恋，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自我、本我和超我等重要的理论。
放在今天，弗洛伊德的学说没有过去那么难以接受，只不过理论是否过时，以及正确与否，在不同的人看来，仍然有不同见解。但至少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了解他的思维方式、逻辑推理形式，甚至了解这位学者本身仍然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关于病人是否会关门这件事，弗洛伊德自有见解“我在候诊室和咨询室之间设置了一扇门，而咨询室里又有一扇门，而且还在室内铺上了地毯，这样布置的原因显而易见。当我允许病人从候诊室进来时，他们往往忘记了关门，有时还让两扇门都开着。每当出现这种情形，我就会老实不客气地请他或她回去把门关好，不管对方是一位绅士，还是一位时髦的女士。我这种举动当然会被误解为态度傲慢。但从普遍意义上来讲，我的做法确实是正确的。，，他认为病人并不是偶然或者无意间忘记关门的，而且不关门这件事也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透露出了病人对医生所抱的态度：“他就像世上某些人一样，去拜见地位较高的人，一心想要见识一下他的派头。他可能先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可以被接见，同时又渴望去问诊的人像欧洲战争时聚集在杂货店里的人一样众多。但是，当他进来看见一个空房间，而且布置得还很简陋时，不免深感失望。他认为医生太失礼了，不得不给予惩戒。所以，他将候诊室和咨询室之间的两扇门开着。他的意思是：‘呸！这里现在没有别人，我敢说不管我在这里坐多久，都没有第二个人来。，如果我不在一开始就打击一下他的这个念头，那么他或许也会在谈话时抱着一种傲慢无礼的态度。”
再比如，弗洛伊德曾经对达·芬奇的梦进行过解析，分析得非常精彩，不过由于对梦的主体误译而导致整篇解析没有太大参考价值，但研究者们反而由此对弗洛伊德本人更感兴趣，对他进行了解析。
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终于得到了更多的肯定，赢得了日益高涨的声誉。爱因斯坦给他写信说：“毫无疑问，你已经轻而易举地使那些具有怀疑思想的普通人获得一个独立的判断。迄今为止，我只能崇奉你的素有教养的思想的思辨力量，以及这一思想给这个时代的世界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阿德勒、荣格与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说，原本得到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卡尔‘荣格的支持。1899年至1900年，同是医生的阿德勒与弗洛伊德结识，并成为好友。自1902年起，阿德勒成为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核心成员之一，一直支持弗洛伊德的学说。后来二人思想产生了分歧，终于分道扬镳。
在《超越自卑》中，阿德勒讲述了与弗洛伊德观点的分歧，“弗洛伊德派对梦的解析已经在好几个方面超出了科学的范畴。比如，它假定白天的心理活动与晚上的心理活动之间存在差异，‘有意识’与‘无意识’相互对立，梦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与日常思维法则截然相反的法则。”“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所缺少的是认识到个性的一贯性，以及个体所有思想、行为及言语的统一性，这是心理学这门科学的首项基本条件。”“从科学的角度看，做梦的人与醒着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因此梦的目的也适用于这一连贯的个性。”
阿德勒最终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个体心理学，他强调“社会感”，以“自卑感”和“创造性自我”为中心。他主张人应该认识到生命的三个局限，即环境局限(都生活在地球上)，每个人都与周围的人息息相关，人类由两种性别构成。由此，生活面临着三大任务：职业、社会与性，而生命的真正意义则在于奉献，对他人感兴趣，与他人合作。当生命的意义出现了偏差时，主要原因是对同伴和社会不感兴趣，也就是缺乏社会感，缺乏合作精神。如果能够从一个人对生活风格的选择、他的心理对经历的解释方式、他对生命意义的见解等方面，通过他对身体和外界得到的信息所采取的行动，找到其见解的错误所在，而不是单独去治疗某个病症或心理的某一个方面，那么对于社会灭罪问题将是一大帮助。
而荣格自1907年发展与推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时间长达6年。之后因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思想产生了分歧，也脱离了精神分析学派的队伍，创立了人格分析心理学。在关于力比多的见解上，二人分歧较大。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是精神病的生理成因，也是人类心理意识的主要动因；荣格则认为力比多是隐藏在精神后面的内驱力，在生命初期，它被用于饮食、排泄、性欲等需要上，而随着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它被用于更重要、更高尚的需要上。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基本、最普遍和最活跃的因素，是人类行为背后的内驱力，无意识与意识对抗，它由被遗忘的童年记忆、本能及遗传构成。而荣格则将无意识区分为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无意识的最重要部分不是来自于个体的个人经历，而是源于全人类遥远的过去——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荣格理论的核心。埃米尔·库埃与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曾经说自己非常尊敬库埃先生，受到过他的理论的启发。相比之下，库埃先生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要大得多，“走在大街上很少人知道弗洛伊德是谁，相反，很少有人不知道库埃博士，他的人气相当高”。埃米尔·库埃用他的暗示疗法，帮助了数以万计的人，其中不乏千里迢迢赶来的美国人。因此，他在前往美国演讲的时候，受到了美国民众的广泛欢迎，场景不亚于现今粉丝们的追星行动。库埃刚一到美国，就遇上了护送他下船的警察，还有大批接船的美国民众，众人拥挤在路边，目送他乘车前往住处。当然，他走到哪里都会引来媒体的跟随，在自由女神像下被数十位来自《圣报》的新闻记者团团围住，问个不停。
弗洛伊德与库埃在心理学领域的主攻方向虽然不一样，但二人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两个人都重视潜意识，潜意识是导致许多疾病产生的原因，当身体不堪重负时，潜意识就会发出逃避或休息指令，结果生病，暗示和自我暗示治疗的方法其实是要让它们进入潜意识，潜意识对身体发出指令，从而起到疗愈作用；精神分析认为潜意识才是人的本质，人的活动是受到潜意识支配的，梦、口误等背后都隐含着潜意识的意义。又比如，二人都非常重视实践，库埃的学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简单，没有什么理论，他的方法反复在强调的都是一句话“每一天，在每一个方面，我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也是来自于精神治疗临床实践。再比如，二人原本都研究、使用过催眠术，后来都因为催眠术的实际效用有限，而放弃了催眠术。
1882年，布洛伊尔给弗洛伊德讲述了用催眠术对一位癔症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这位病人就是著名的安娜·欧小姐。尽管布洛伊尔在催眠状态下，用谈话疗法治好了她的症状，但她却又产生了新的症状，甚至对医生产生了“移情”，布洛伊尔只好放弃。为了进一步研究催眠术及其治疗机制，弗洛伊德于1889年夏天，带着一位病人到法国南锡，向那里的催眠术大师们求教。尽管伯恩海姆的催眠实验给弗洛伊德带来了极大震撼，但他带去的病人并没有被治好。伯恩海姆的几次催眠疗法治疗，效果都不好。在随后的治疗实践和研究中，弗洛伊德认识到催眠术对于治疗精神疾病有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病人不容易被催眠。二是通过催眠治疗病人，有时一种症状消失了，却又出现一种新的症状。也就是说催眠法往往不能使病症根除。随着对催眠术局限性的认识，弗洛伊德逐渐放弃了催眠术，他曾说，真正的精神分析，始于放弃催眠术。但这种放弃并不是对催眠术彻底否定，而是一种超越。库埃最初学习的也是催眠术，还实践了很多年，后来逐渐放弃了，转而采用暗示法。
正所谓千人千面，同样的事物会给不同的人留下不同的印象，NAN实用，有人重理论，为了将最原汁原味的心理学经典著作呈现在读者面前，本系列不对心理学做任何评介，也不做任何解读，仅挑选现代心理学的经典著作，供读者评阅，采撷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具体包括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超越唯乐原则》，勒庞的《乌合之众》，库勒的《暗示与自我暗示》等，这些经典之作值得一读再读。弗洛伊德曾评价《乌合之众》：“勒庞的这本书是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
《自我与本我/西方心理学大师名著典藏系列》收录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后期的三篇成熟作品：《超越唯乐原则》《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及《自我与本我》，简练地表达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要点和学说精髓。其中《自我与本我》发表于1923年，是弗洛伊德最后一篇重要著作，被公认为对人的心理及其活动做出了新颖的、革命性的描述。
《自我与本我》对人的心理及心理活动的描述极具革命性的意义。为了解释意识与潜意识的形成，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借鉴乔治·格罗德克的观点，提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概念。本我，是个体的潜意识，代表人类最原始的欲望，追求唯乐原则；自我，指个体的意识，追求现实原则，是人格结构中基础的部分；超我，属于人格结构中道德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