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以此为出发点，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通讯技术革命对优选化的深远影响。他认为优选化在19世纪早期迈出了步，这是蒸汽动力和相对和平的靠前环境造成商品运输成本下降的结果；而优选化在20世纪末期迈出了第二步，因为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大幅减少了传播思想的成本，他将前者称为“旧的”优选化，而将后者称为“新的”优选化。作者通过比较G7国家从1820年至今在优选收入的份额变化说明新旧优选化对世界经济格局的不同效应，优选化的阶段让G7国家的收入份额从低于五分之一上升到将近三分之二，但是从1990年起这个增长的趋势就发生了逆转，在很近的20多年，他们的份额回到了1914年的水平，而损失的部分基本由6个发展中国家（作者称为I6，包括中国）得到，其中中国的份额由大约3%上升到五分之一，但是剩余的国家几乎没有受到优选化第二阶段的影响。“为什么这次优选化浪潮的影响范围如此局限”是作者试图回答的问题。为此，他提出距离产生的三种成本：商品运输的成本、传播思想的成本和人口流动的成本。优选化阶段主要解决商品运输的成本，但是传播思想和人口流动的成本并未明显下降，所以市场得到了优选性扩张，而生产却集中于本地，也就是现在的发达国家，这种工业化促成了发达国家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没有得到传播，而是停留在发达国家。创新缺乏流动性导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更早更快地发生，也是造成“南北”国家收入差异巨大的原因。然而，在优选化的第二阶段，跨国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不仅是工作机会的转移，更是技术（包括营销、管理和制造）的转移，因为他们必须确保产品的质量，而技术的转移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传播思想的成本降低。在这一阶段，可获得发达国家技术同时具备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是有竞争力的，所以这种国家的收入大大提高，而剩余的国家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是因为人口流动的成本仍然居高不下。作者指出 “新的”优选化具有6个特征，其中他特别强调制定以增强国家竞争力为目标的政策可能已经不合时宜了。比如，与形成完整的供应链相比，参与靠前生产链显然对发展中国家是更好的发展政策。另一方面，他认为一些发达国家想要实施民族主义的工业政策同样是不明智的，因为未来的技术会降低人口流动的成本，让人们无需物理移民也能参与其他国家的生产。本书通俗但又不乏专业见解，全书没有数学公式，只有统计数据的图表，而且涉及的概念是具备经济学常识的人很容易理解的，所以很好适合一般读者理解优选化的现状和一种可能的未来，而对于社会科学的专业读者而言，作者提出的概念和观点也比较新颖，值得一读。本书由五大部分组成，部分简要介绍了优选化的历史，第二部分扩展了优选化的研究框架，第三部分解释了新旧优选化的不同，第四部分是对G7国家优选化政策和各类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第五部分是对优选化的未来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