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教授谈读书
一封关于读书会的信
去年十二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白寿彝教授的一封信。这是一封打印的信,全文是:
xxx同志:
多年来,我总想有个经常性的机会,大家谈谈读书心得,交换对于新书刊的意见。我想,这对于开阔眼界,交流学术见解,推动学术工作,都有好处。现在想把这个想法试行一下。拟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上旬,邀请少数同志谈谈对八一年新出史学书刊的意见。对一本书也好,一本刊物也好,一篇文章也好,希望您准备一下,最好先把题目告诉我。具体聚会日期和地点,另行通知。
此致敬礼
白寿彝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七日
读了这信,深受教育。寿彝先生年事已高,研究任务和社会工作都十分繁重,为何还要分出宝贵的时间亲自来抓读书会?当然,重视读书,讲究读书方法,这确是寿彝先生一贯的治学主张。但是,恐怕这还不是他主张把有关读书会的想法“试行一下”的直接原因。这个直接原因是:他认为,现在不少史学工作者,或从事教学,或从事研究,大多缺乏认真读书、深入钻研问题的工夫。他说:“现在学术界有的同志,抓住几条材料拼凑成文,没有下工夫读书,我看这不是治学的大路子。”寿彝先生当了多年系主任,近几年来又兼管北师大史学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他始终认为,只有认真读书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他抓读书会,看起来似是琐碎事情,实则是端正学风的大事。对于史学工作者的队伍建设来讲,亦可谓“治本”措施之一。
“要关心当代人的著作”
当代人要读当代书,这好像是不成问题的事情。其实,也不尽然。我们一些研究历史的同志,特别是一些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同志,虽说都是当代人,却未必都对当代书发生兴趣。要说这是一个优点,大概谈不上;若说是一个缺点,也真有人意识不到,或者意识到了但不愿承认它。一月上旬,我参加了寿彝先生邀集的读书会,他在读书会开始的时候说:“我们历史界有个习惯,不大关心当代人的著作。这就等于把自己封锁在小楼里了:不能广泛地吸取今人的成果,思想很狭隘,水平提不高。现在还是出了一些好书,漠然视之,是不对的。”他的这些话,不仅指出了一些史学工作者治学的缺陷,而且也说明了这缺陷的危害。
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忽视今人的著作,不去汲取今人的研究成果,闭目塞听,自以为是,是难于在学术上有大作为的。有些搞中国史的人,常常慨叹于“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原始材料,穷年累月,无暇他顾,所以对当代人的著作也就不免有些冷漠。而冷漠的结果,是孤陋寡闻,常走弯路。记得《吕氏春秋`察今》篇有几句话是:“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这里讲的“近”与“远”、“今”与“古”、“所见”与“所不见”的关系,主要是指人们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方法。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对于读书来说,也还是有启发的。如果不关心今人对史事的研究,不努力从今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那么,即便“皓首穷史”,也未必能有所成就。
寿彝先生关于读书会的信,特意强调“交换对于新书刊的意见”,尤其是“对八一年新出史学书刊的意见”,认为“这对于开阔眼界,交流学术见解,推动学术工作,都有好处”。他的这些话,他提倡这样的读书会,正是他循循然希望我们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治学的道路上,不要走这种弯路,吃这种亏。(P44-47)
瞿林东,1937年12月生,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资历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有: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部召集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有《唐代史学论稿》《杜佑评传》《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中国简明史学史》《中国史学通论》《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中国史学史教程》等书。撰有《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探索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等论文、评论三百余篇。
记得是柴剑虹兄主持《文史知识》时,曾几次要我为《文史知识》的“治学之道”栏目撰文,我几次都推辞了,我认为写“治学之道”是老一辈学者的事情,我自己是谈不出什么“道”的。直到1993年,旧事重提,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推辞,就写了一篇题为《历史·史学·理论——我是怎样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的文章,勉强“交了卷”,发表于《文史知识》1994年第1期。不过通过写这篇文章,也推动自己做了一次自我反思,进一步懂得了“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道理。同时,对“治学之道”的“道”也有了一点辩证的认识。
我和《文史知识》的交往,都离不开“文史知识”这个主题,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涉及历史知识和史学知识。在这方面,有一件影响到我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活动的事情,这就是在胡友鸣兄提议下“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连载栏目的设立,以及后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1994年出版,2000年重印)。关于此事的前前后后和《纵横》的连载在史学界的反映,我在《纵横》一书的“后记”中已约略谈到一些,这里就不赘述了。我要补充说的一点是,由于《纵横》的连载及结集出版,引发了史学界对史学批评的更多关注,从目前来看,其研究态势,可谓方兴未艾。从史学发展来说,这是要感谢《文史知识》,感谢中华书局的。
在同《文史知识》交往的三十多年中,我在《文史知识》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份份“答卷”,也是一次次攀登。其间,我逐渐认识到,《文史知识》一批又一批同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以“小文章”铸就“大事业”,这个“大事业”就是致力于提高全民族的人文素养。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史知识》的“雅俗共赏”的办刊宗旨,得到读者的认同、社会的理解,正是它的 “大事业”成功的标志之一。
在这篇后记里,我用一些具体的事例和我的一点认识,来说明一家杂志对于一个学人来讲,究竟有怎样的意义。我想说:是良师,是益友,是助力,是动力!我写这些话,是为了向以往的和现在的《文史知识》编辑部同仁诉说这些年来积蓄于胸中的这份情谊。
这本小书的出版,得到《文史知识》编辑部刘淑丽女士、林玉萍女士的关心和支持,我向她们致以深深的谢意,向《文史知识》编辑部致以深深的谢意!博士研究生于泳、硕士研究生朱露川两位同学协助我搜集、汇总文稿,我也向他们表示谢意!
真诚欢迎读者朋友对我的这本小书给予关注和批评。
瞿林东
记于2015年10月14日
题记
上编 领略师辈风范
伟哉,七十岁开始做学问
通识和器局——纪念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
白寿彝教授谈读书
历史:知识、修养、义务和道德——一个民俗学家的史学观
不会忘却的纪念——写在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恭贺何兹全先生百岁华诞
史学家的河山之恋——回忆史念海先生兼说白寿彝先生和史念海先生的学术友谊
谈史念海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从几封信札说起
中编 品评史书旨趣
永久的青春——谈谈中国古代史学名著的魅力
以匡正风俗为己任——读《隋书·李谔传》书后
谈谈记述南北朝史事的“八书”“二史”
“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说说书与天下的辩证法
德行·勇气·责任心——读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文明的颂歌——《中华文明史》隋唐五代卷卷首语
俯仰无愧怍 天地自然宽——读《楚图南著译选集》
白寿彝教授和《中国通史》
古代政治人物的肖像画——评《读史集》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登堂入室的门径——《史籍举要》重版前记
史学怎样寻找自己——重读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
下编 探究史学底蕴
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
谈谈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中国古代史学观的理性发展
杂谈正史和野史
事实·褒贬·文采——宋代史家吴缜作史三原则说的理论意义
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
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
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后记
题记
从1959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时算起,我学习、研究历史和史学,至今已有五十六个年头了。其间,有许多时间并不是在思考专业,然而只要是思考专业问题,几十年来,想得最多的,莫过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感悟、回忆老师一辈学者的器识和风范;二是结合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研读一些史书,包括古人的和今人的,品评它们的旨趣;三是探索史学演进的轨迹,以及它跟社会与人生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情怀和追求,或许可以概括我的史学人生。
自1982年以来,我在《文史知识》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这是《文史知识》编辑部的厚爱,也是《文史知识》读者的关切。因此,我想寻找一种方式,把我上述三个方面的情怀和追求向《文史知识》的读者和史学界关心我的朋友们作一简要的汇报。“《文史知识》编委文丛”的编辑出版,使我的这一愿望得以实现,兴奋和感激之情,一言难尽!于是我拟了三个题目:一、领略师辈风范;二、品评史书旨趣;三、探究史学底蕴。乃以此为类例,选了二十几篇文章,短的千把字,长的万余字,分上中下三编,辑为一书,请大家批评。
上编,领略师辈风范:所辑文章皆关于老师一辈的学者,或直接在门下受业,或间接受到启迪和鼓励,或系忘年之交。笔者所受教益,终生不忘,几篇文章,难以表达其万一。
中编,品评史书旨趣:是根据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之古今论著而予以品评的文章,其中有两篇是综论性的。
下编,探究史学底蕴:所谓“史学底蕴”,似乎不太好理解,依我的肤浅认识,史学底蕴是指史学中的思想及其外在表现形态在社会上的影响。当然,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即探索史学的本质及其在社会中的位置。这里辑入的文章,多着眼于思想。这是因为,许多年来外国学者多不认为中国史学有思想、有理论,即使中国学者似也不十分看重这一点。此种情况,应有所改变才好,这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做到的。
瞿林东
记于2015年6月5日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无私的。历史无情,是因为任何人都不能阻挡历史潮流的前进;历史无私,是因为它总是一如既往地给一代代人留下宝贵的遗产和丰富的智慧。古往今来,许多有识之士,都懂得这些遗产和智慧对于人们从事现实的与未来的创造,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通识是通向智慧的路径,中国古代史学家多倡导通识,反映了他们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重视历史智慧的凝练,以及这些经验与智慧在现实历史运动中的价值。不论是从学理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这都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发掘、梳理和阐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重要任务。
由瞿林东所著的《我的史学人生》一书便是中国史学通识文集。
作者瞿林东学习、研究历史和史学,至今已有五十六个年头了。几十年来,只要是思考专业问题,想得最多的,莫过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感悟、回忆老师一辈学者的器识和风范;二是结合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研读一些史书,包括古人的和今人的,品评它们的旨趣;三是探索史学演进的轨迹,以及它跟社会与人生的关系。《我的史学人生》一书中所包含的这三个方面的情怀和追求,或许可以概括作者的史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