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老得很慢
一旦你抱怨迪厅里的声音太大，警察太年轻，披着风衣学假牛仔的样子让人发笑，汽车开得太快，人们不再遵守交通规则，忘了黄灯是干什么用的，礼貌成了一种公开奉承的形式，熟悉的女人们以那么疯狂的速度重新年轻起来，让人觉得与她们擦肩而过时又回到了从前，医生对极其激动的病人的灵魂状态漠不关心，听不懂那些发音不清晰并且讲话明显太快的电视主持人在说什么；一旦你抱怨刚刚认识的那些人在每个星期日的清早就打电话，不再有马尔罗和米勒时代的好作家了，意大利电影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黄金时代后不再有像费里尼、罗西里尼和安东尼奥尼那样的电影人；凯鲁亚克和他那些人好像太不负责任，不能盲目地追随他们开心地在全美国乱跑，而美国正悄悄地设法摆脱颓废的50年代；不公正和种族主义仍是资本主义的两个孪生姐妹，俄罗斯仍然能够面对美国时，人们对世界的平衡更放心，约翰·肯尼迪遇害那天忘了自己都做了什么，看到列依和洋子在蒙特利尔旅馆的一个豪华房间的床上为和平而战斗的照片时感到好笑。当一切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瓦解，当你常常地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就像我一样，那就是你已经老了，也就是说已经踩上另一个节奏，这无药可治。
在午睡的阴影下
我相信午睡是我童年时期罕有的讨厌的事情之一。这种憎恶的其中一个理由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午睡是成年人的一种发明。不管母亲说什么，这对孩子并没有什么好处。人们曾经注意到，孩子生气之后会试图扩大领地的范围，因而变得不可控制。这就不可避免地与那么钟情于秩序的成人世界发生了对抗。所以，必须驯服他，但最后只有睡眠能使这猫一样的年轻人平静下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午睡变成了童年的特征之一。大家都有些怀念那段时光，人们觉得自己正在全速奔跑时被逮住了。由于孩子反对睡觉，在他看来，这就像是从生命中偷走了时间。为了说服孩子躺下，人们使用了所有可能的诡计。晚上，为了让孩子上床，大人对他说如果想在看不见的世界与其他人重逢就必须闭上眼睛。人们让孩子通过窗户欣赏已经入睡的城市。确实，一座已经入睡的小城市，能激发总是看到它处在运动中的孩子的想象。孩子想知道这种运动为什么不在午夜发生。人们让孩子明白，如果他站着，城市就不可能人睡。所以必须午睡。可是，对曾是孩子的我来说，疲倦不可能是一种可预见的状态。它在孩子眼里仍然是个陌生的事物。和未来或往昔一样，都是一种人为的观念。它的空间是当前时刻，而疲倦是成人身体的倒错。在离我越来越远的那个被祝福的时代，我感觉有能力不停地玩到时间的终结之时。那些时刻和那些时日一样，不表示任何意义。人和动物都先于我筋疲力尽。我像苦行僧一样旋转，在梦中重新找到了同样的迷醉。我不再区分梦和现实。成人们好像因不能阻止我而感到失望。早在特吕弗的电影之前，我母亲就了解了制造“美国之夜”的技术，即让夜晚出现在白天当中。她只需关上窗户。她知道我机灵，老讲逻辑(我们的讨论没完没了)，于是把窗户的每处缝隙都堵上，为的是让哪怕最微弱的阳光也不能照进房间。如果人们不幸地忘了其中一处缝隙，我就开始嚎叫，直到引起所有邻居的注意，让他们急匆匆赶来看这个饱受折磨的孩子。通过不断的抚摸和温柔的话语，人们最终使我平静下来。美国之夜已经开始，还剩下最困难的步骤：睡眠本身。首先，在牛奶是热的并且加过糖的情况下我才会喝掉它，相反的是北美的孩子喝凉的并且不加糖的——这已经在我们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如果我喝完牛奶之后感到无精打采，我只能迷失在我母亲的乳房间，同时听着那些鬼故事才会最终入睡。当我醒来时，窗户已经打开，房间里已经大亮。我无法相信我睡着了。这个时刻并没有印在我的记忆里，睡眠对我没有任何价值。大人睡觉是因为他们第二天要工作。不久以后，在青少年时期，我应该睡觉，是为了第二天在教室里精神饱满。人们总是为了一个主人而睡觉。我真正认识到午睡是在流亡时。在蒙特利尔的时候我愿意在白天睡觉。睡眠是一台允许回溯时间的非凡机器。我在白天做的梦好像比晚上做的梦更高兴，更有活力。我急匆匆返回，在躺到灰白相间的床单上之前会关上窗户(回溯童年的一种习惯)。我在这个肮脏的房间里唯一的奢侈，是干净整洁的床单。我好像在源头位于遥远童年的一条河里游泳，脑袋一挨到枕头就跌进了另一个世界里。我有时会一直睡到半夜，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过分漫长的午睡会以噩梦结束。那时候，睡眠占据了我生活中那么大的空间，我严肃地思考了这一事实。我只知道，很久以后我陷入一种消沉状态。然而我从来没有那么幸福过，总是准备重新找回那个没有警察，没有海关人员，也没有门房的世界。对我来说(我的判断不同于心理学家的判断)，我忧虑地与一个我从没有见过的独裁者对抗了十来年之后正在恢复力气。在太子港，在我生活的街区，那时候总是很热，并且房子里总是人满为患。到处都能碰到沉睡者：房间里、厨房里、走廊上。结果，人们睡得又少又差。总是不安，从不满足，如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前夜的一个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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