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往事是不容易忘记的，适当的触碰就会闪出脑海。
近日痖弦作了一次大陆的“文学之旅”，足履武汉、郑州、南阳、福州等城市，并被故乡南阳市邀为作协名誉主席。这使我想念起这位老友，翻出他六十几封信重读一遍，勾起不少已沉落的记忆。
痖弦有不少以实绩撑起的头衔：诗人(《深渊》《痖弦诗选》等，三次人选“台湾十大诗人”)，文学评论家(《中国新诗研究》《聚撒花序》)，编辑家(《幼狮文艺》十五年、《联合报》“文学副刊”二十一年)。在我看来，诗使他的名字响亮而久远，而他用心最力的是他的编辑事业。当我叹编辑苦时，他对我说：“刊物工作虽苦，但有意义。你年轻，应该坚持下去。我反对人家说编辑工作是为人作嫁，我认为它是神圣的事业。”类似的话，他对别人也说过不止一次。之所以是神圣事业，因他提携不少新人，接续了文学薪火。现在的名家蒋勋、席慕蓉是他提拔的。诗人席慕蓉有一则故事广为人知。事情是这样的：她投稿给痖弦，痖弦回长信指出哪句好、哪句有毛病、应该怎样修改，一一加以辅导。席慕蓉感动之余，体谅痖弦的辛苦，投稿时对痖弦说，你只要把好句划上红线，差句划上蓝线，退回来我改就可以了。就这样红线蓝线地来来往往，就造就了一位影响两岸的诗人。
为寻找可造就的作者，痖弦还把触角伸向香港的杂志，和陈义芝一起从一大叠香港杂志里发现了西西。于是她的小说在“联副”发表，在“联副”获推荐奖，在洪范一本一本地出版。西西逐渐受到众多读者的赞赏，红了起来。因她的书都在台湾出版，有的人还以为她台湾诗人呢。没有痖弦这一次的“掘宝”，西西可能还在香港低调地写作，更别说进军大陆了。后来我也约西西写稿，还有赖于痖弦的介绍。这样做，又怎能不视之为神圣事业呢?
痖弦幸运地抓住时代的机遇，经历了他做编辑的辉煌年代。当年两大报《联合报》《中国时报》副刊的“王(痖弦)高(信疆)之争”，使副刊由静态变为动感，拓展了文学副刊的广度和深度，其所掀起的“纸上风云”时代，影响深广，也会载入副刊史册。但他的有所得，是他付出了全部心力换来的。如他退休后曾在信中跟我说，当编辑近四十年，“累得到今天好像还没有休息过来。真的是一生的精气神都摆上去了”。
我与痖弦是同行，二三十年来操持的也是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因此接触较多，尤其八九十年代，由于时代的机遇和我的地利，使我成为他编外的“助手”，来往信件频繁，帮他做成一两件事，对他的成功也就有些微的了解。
在我的感觉里痖弦是爱书人，年轻时四处搜寻旧书、史料，研读前辈诗人的诗集，以营养自己。他在1978年写的《中国新诗年表(1894—1949)》及《中国新诗研究》中对废名、朱湘、王独清、孙大雨、辛笛、绿原、刘半农、戴望舒、康白清等早期诗人的评介文章，不但佐证他之爱书，也使他成了在台湾最早介绍大陆诗人的人。这点，我在他年轻时的诗友杨牧的文章里得到印证：“痖弦爱书，不但喜欢看书而已，还一心设法去拥有书。”遇上难得的书，不能拥为己有，他就手抄，据杨牧亲见的就有苏俄的《文艺与批评》《艺术论》《演员的自我修养》，及不知多少中国四十年代残存的所谓“禁书”。这不但开阔了他写诗的视野，对他当好编辑也起了大作用。当编辑的怎能不爱书呢?还得像黄裳说的要“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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