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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记录、反映兰考脱贫全貌

2019年度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2017/2018年度“中国好书”获得者2020年新作

本书作者作为常年跟踪采访兰考发展与脱贫攻坚的资深一线记者，通过深入扎根基层、采访河南兰考当地有代表性的乡镇干部、驻村干部、扶贫带头人和村民等上百位脱贫攻坚一线涌现的先进人物及其典型故事，真实地记录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兰考上下干部领着干、党员带头干、群众比着干，通过持之以恒、艰苦奋斗、成功实现脱贫摘帽的生动场景，深入阐释兰考脱贫进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中的标志性意义，对当下如何传承发扬焦裕禄精神、如何展示推广兰考经验提出新的思考，并鼓舞奋战在脱贫攻坚、奔小康一线的干部群众在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节点上交出一份优秀的答卷。

作为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一代代兰考人传承着怎样的精神谱系？在脱贫攻坚战中，又有哪些可供借鉴的“兰考模式”与“兰考故事”？本书作者通过其深入的采访、扎实的文字功底和笔下感人的典型事迹，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深刻总结呈现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兰考样本”的独特价值。

刘雅鸣，高级记者，曾任新华社河南分社党组成员、副社长、总编辑。曾获新华社“十佳记者”称号，河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著有《花落还开——赵朴初与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忘年交》《雁鸣青天字一行》等专著。现任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陈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报告文学《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黄大年》《种子钟扬》分别获2017年度、2018年度“中国好书”荣誉，并被翻译为其他语言在海外多个国家出版。其他文学作品有《燃泪天堂》《厌倦与天真——徘徊在天堂和地狱的边上》《力量》等。

宋晓东，新华社河南分社主任记者，采写稿件曾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参与写作《求是》杂志报告文学《兰考：会它千顷澄碧》。

1990年7月15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写下《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多年来，习近平始终强调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他曾动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深受焦裕禄同志事迹教育成长起来的，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2014年，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兰考作为联系点，一年之内两次亲赴兰考指导工作。面对总书记的嘱托和全国人民的期盼，兰考县委、县政府郑重作出了“三年脱贫、七年小康”的承诺。

2017年2月27日，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并经河南省政府批准，兰考县成为河南省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的贫困县。作为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一代代兰考人在传承焦裕禄精神的过程中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在脱贫攻坚战中，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克服了怎样的困难？

从焦裕禄时期治理“三害”，到改革开放后摆脱贫困，兰考每一步前行，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脉相连。正是依靠这种血脉相连催生的焦裕禄精神，兰考党员干部补强“精神之钙”，筑牢“作风之基”，带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趟出了一条决胜贫困之路。

作品拟选取习近平总书记《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作为题眼贯穿全文，围绕“兰考之问”“兰考之变”“兰考之美”几个关键词，从党员干部、扶贫带头人、群众几个视角展开叙述，讲述兰考上下通过干部领着干、党员带头干、群众比着干成功实现脱贫摘帽的生动场景，深入阐释兰考脱贫进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中的标志性意义，对当下如何传承发扬焦裕禄精神提出新的思考，并鼓舞奋战在脱贫一线的干部群众在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上交出一份优秀的答卷。通过本作品的出版，将再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兰考样本价值和参考意义。

1 精神高地，却是经济洼地

1966 年2 月，因为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采写的一篇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兰考一度成为全中国最著名的县城。兰考出名的原因有二，一个是令全国人民动容和敬佩的县委书记焦裕禄，而另外一个却是兰考人心上的一道疤：穷。

在当时的中国，兰考是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小县城。地处豫东平原、北依黄河，这个生在黄河边上的小城，却也因黄河而疼痛。蜿蜒5000 多公里的黄河，一路东流入海，在北方大地上留下了九曲十八弯，而兰考恰恰就在这最后的一弯上。这最后的一弯，将风沙、盐碱和内涝留给了世代在这里居住的百姓。

在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村民雷中江的印象中，小时候的兰考除了沙，还是沙。北风扬起的时候，所有人都满面灰土，牙齿一嚼都嘎巴嘎巴响，鼻子经常莫名其妙流鼻血。有时风沙太大，一宿的时间就能把门堵住。一早起来人要想出门，只能从窗户爬出去。

据《兰考县志》记载，自1644 年至新中国成立的305年间，兰考发生涝灾90 多次；自清朝咸丰年间至新中国成立的近100 年间，兰考被风沙掩埋的村庄就有63 个。1949 年，全县97 万亩耕地中，低洼易涝地达12 万多亩，沙碱地达33 万多亩，全县粮食亩产仅38.5 公斤。

在当年，虽然全国上下都处在普遍困难时期，但刚刚来到兰考的焦裕禄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他没想到这个离他之前工作的开封市尉氏县不到百公里的兰考县，竟然是如此另一番景象：黄沙漫漫，白茫茫的盐碱地上颗粒无收，风沙把树根刮起，幼苗难以成活，老百姓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虽然焦裕禄带领群众苦战“三害”，甚至把生命奉献在了这里，但除环境有了一些改善之外，穷根还是远未从肉里拔出来的刺。

1981 年，22 岁的陈香枝嫁到了兰考，60 元的彩礼成为她和爱人组建家庭的全部费用。那个时候，兰考的穷，她是知道的。兰考本地的姑娘都抢着往外嫁，她却不顾全家人反对，执意嫁进了兰考。陈香枝嫁来村里，对她丈夫一家来说简直就是个“宝”，“我要不是看上了他这个人，我才不来这呢，在哪过日子不比在这好”。

想到那些年的苦日子，陈香枝到现在依然印象深刻。家里五口人住在三间破房子里，一年到头辛苦种地却不打粮，收成最低的时候人均一年只能产出13斤小麦，大人孩子勒紧裤腰带，勉强够一家人糊口吃饭。日子苦得没办法了，陈香枝的爱人随着村里人四处去打工赚钱，一年到头不着家，她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

那个时候的陈香枝，每一天就这么麻木地过着，她和村里人都觉得，这就是命，兰考的苦日子就是兰考人的命，“过一天算一天吧，有时候听说别的县城有个万元户，自己都觉得是在听故事”。

改革开放后，兰考的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善，贫困始终是压在当地人头上的一座大山。2002 年，兰考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从“外出要饭”到“向国家要饭”，贫穷似乎成了兰考人摆脱不了的标签。

2009 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曾撰文发出疑问，无论是从河南全省乃至全国蓬勃发展的大背景看，还是从调研和查阅的省内外县域经济发展资料反映的情况看，兰考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是相对滞后的，发展不足和质量不高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在兰考，一个刺眼的问题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当时改革开放已经30 多年了，发展的机遇一波接着一波，发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与兰考条件相似、位置相邻的河南长垣、山东曹县都抓住了机遇异军突起，为什么兰考还是发展的洼地？兰考这个“政治明星县”怎么就长了一条“经济短腿”？政治高地为何摆不脱经济洼地的阴影？

类似的疑问不断被提出，但遗憾的是，兰考贫穷的事实一直没能被改写。2014 年，是焦裕禄逝世整整50周年，可走进兰考县城，四处目之所及仍是贫穷和破落的印记：几条简单的街道、四处低矮的民房，即便是在县城最热闹的地方，也找不到一家高档的酒店或者是有些许现代化的商业广场。按照兰考官方公布的数据，2013年，兰考县实现生产总值193亿元，

按照当地公布的全县人口83 万人计算，兰考县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为2.3 万元，且不说和南方的经济强县比较，就是和周边同样的农业县相比也是差距悬殊。

不少人说，兰考当年之所以错过了改革发展的红利期，是因为思想观念没转变过来。很多当年想在兰考大干一番的人回忆起来，都说当年兰考的社会发展环境不够好，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现象很突出，所以外地企业不愿来、本地企业难成长。

可到了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时候，眼看着全国经济快速崛起、周边县市不断发展、全国人民的钱包鼓了起来，兰考人也很着急。曾任兰考县县长的周辰良也带领干部走出县城、四处招商，但是并不顺利。

可能是急于求成，可能是缺少科学论证，也可能是没有培育出成熟的市场，总之，千辛万苦招商来的一些工业和商业项目不久后就陷入了半停产状态。甚至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河南举全省之力支援建设的帮扶兰考“十面红旗”项目和企业也最终销声匿迹。

有不服气，有自责，也有困惑：兰考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们就富不起来？

2 红脸出汗，发出“兰考之问”

2014 年3 月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兰考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有一点‘辣味’，让每个党员干部都能红红脸、出出汗。”就是在这次民主生活会上，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发出“兰考之问”，作出“三年脱贫，七年小康”的庄严承诺。

“请大家向我开炮。”

2014 年5 月8 日上午，兰考县委常委班子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县委书记王新军做完自我剖析，一句话话音刚落，和他搭班子的县长周辰良就直言不讳地提了三条意见：“一是你工作作风太武断，听不进去不同意见，没两句话就拍桌子；二是遇事先定调子，造成班子成员被动；三是抓工作大包大揽、一竿子插到底，让下属无所适从。”

那一上午，刺耳的话不断，更有在场同志“挥刀自戳”，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

县委书记王新军自我检查政绩观有偏差，片面追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和县域排名，贪大求洋，超越财力搞城市建设；县长周辰良说自己多是在办公室听汇报，即便下去调研，往往也是“路上一小时、调研十分钟”；组织部部长仝柯峰直言，在干部调整中有时碍于多方打招呼、递条子，怕得罪人，不能按原则办事；县委办主任魏随安则自我检查工作责任心不强，领导说啥就是啥。

“不讲原则”“不负责任”“拔苗助长”“作风漂浮”，这些措辞尖锐但直指要害的词语不时出现，“白脸进、红脸出”，掏心见胆、坦诚相见之间，这场“辣味”十足的民主生活会吹出了一阵新风，吹向了全国，更吹进了兰考党员干部的心里。

作为焦裕禄之后的第14 任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为什么守着焦裕禄精神这笔财富，50 年后兰考经济仍比较落后，还有10 万人没脱贫？这是困扰着王新军的问题，也是几十年来兰考人心头一个解不开的大疙瘩。

在进入兰考县城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座焦裕禄铜像，他裤脚挽起，双手叉着腰望向远方。看到铜像的刹那，一股崇敬感油然而生。

如今回想当年的兰考，焦裕禄精神似乎凝固在这座铜像上，领导干部身上的干劲、闯劲越来越少，害怕“有损焦裕禄精神发源地的形象”；而老百姓“穷惯了”“熬疲了”，觉得兰考“也就这个样”。

“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被贫穷磨颓了斗志、安于贫穷。”这是兰考出生的温振回到农村老家工作后的最大体会，也是他对“兰考之问”的回答。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温振后来一直想，如果当年已经有了这首《存在》，他应该是哼着这首歌回到兰考的。

2008年，22岁的温振放弃外面世界的可能性，毅然选择回到老家兰考县仪封乡胡寨村，成为一名村官。

“刚毕业的毛孩子能干啥，来做样子的吧？”当温振被一台柴油机动三轮车颠簸着接进村子时，胡寨村的村民当面没说啥，私下闲聊时却以年长者看小孩子胡闹的旁观心态品评着。

在读小学之前，温振一直生活在乡下，对农村有着细致入微的体察：“叔伯辈的手都粗糙得很，纹理里浸满尘土灰质，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洗都洗不掉的印记。”农民在土里刨食的艰辛，以这样一个细节深深印在他的心里。

那个时候，温振还没想到“兰考之问”这么深刻的问题，但他心里有一种不服气：凭什么就是我们兰考穷？他还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倔强：我不怕吃苦受累，只怕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几年下来，从村官到副镇长，温振在基层扎下了根，也看透了不少问题。兰考的问题是“脑袋的问题”，不敢干、不会干、不愿干是兰考贫困群众的“通病”。不少百姓被“精神贫困”难倒了，总觉得看不到希望、提不起干劲，再努力也“扶不起来、拉不动”。

徐二排曾经就是那么一个“拉不起来”的人。

徐二排是兰考县固阳镇徐场村村民，年轻时身体好，还能出去打工赚钱。可年纪越大身体越差，没法外出打工赚钱的他最后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越穷越没劲。徐二排像是个被戳瘪了的皮球，不仅拒绝了村干部介绍的镇上工作，也推掉了不少政府的帮扶项目，“啥都不想奔，就想着日子混混，过完这辈子就行了”。

过去，徐二排到过最大的“衙门院”就是乡政府，县委大院是他想都不曾想过的地方，最多不过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遥遥地一望。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居然有一天，县委大院里开会时发出的“兰考之问”竟传进了他的耳朵里，甚至让他失眠：

是啊，为啥啊，我们兰考咋就这么穷，我们就该一辈一辈地这么穷下去么？

那一夜，徐二排辗转难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