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逍渡来人。
鉴四爷郭信臣忽然发现，这条经年的古道，因两边的老屋，而成街巷的仁记巷，此刻显得幽深，且有一种神仙缥缈的意味。
他努力回忆，这条未被屋厝围起的青石板路古时的模样。它从北向南，由烟桥驿道延伸而来，穿过绵延的茂林修竹，潜过练江，遁入铜钵盂的乡间土坎，绕行村边而去，隐入田洋之中。
它在逍渡的水边环行而去，从此便有了逍渡这个地名。潮汕平原无处不在的水流湿地，在中原马踏而来的铁蹄之下，韩江三角洲肥美松厚的地脚，显得过于凝滞多情，使古驿显得漫长、行脚轻盈，令铁火的马蹄瞬间温软。许多驿官滞留，不思归去。
千年之前，因了秋日夕照中乡间山野一声妇人的无意呼唤：“刮鼎哟！”（刮guo，“刮”与“郭”在潮汕话中同音，即“郭家之鼎”）而闻名。那一声悠然温暖的古域唐韵，那一抹睌归的秋日斜阳，那几枝练江湿地湾流上瘦瘦的菖蒲，锐利三角的咸草，竟然牵绊住了郭氏先祖郭浩将军坐骑的马脚。
一声“刮鼎哟”撩动郭浩将军心底流连已久的神思，天籁之音此时以一种彻骨的关怀，神一般照耀天地人心。郭浩从此马放南山，开枝散叶。于是，有了“郭家之鼎”，更有“铜之钵盂”，自然亦有“仁记之巷”。
1906年的这天早晨，因了逍渡的不速之客，令向来踌躇满志的仁记巷，平添了一丝云霭。郭信臣突然就有了一丝寒意。秋天明丽的练江早晨，巷中仍有淡淡湿气，郭信臣满目迷蒙。
逍渡贼事，匪类绑人，乡里日日有之，不必过于挂怀。而朝中大局，频有端倪，皇上忽而下诏，废除科举，此乃开天辟地之事。僻静的仁记巷，亦开始骚动不安。人声蹄声辚辚车声，不绝如缕，南来北往的马队车队，日日夜夜，影影幢幢。山高皇帝远的烟桥茶山，似乎也不太平了！不知哪天便腥风血雨。
想到这里，郭信臣目光下意识地穿越仁记巷的上空，秋日晨起的怅寥天庭，不知怎的，竟飘荡着几抹血痕一般的云絮，在寂静中撩拨着几许淡淡的不安。他听到客鸟从小巷深处掠过的声音，有一只翅膀似乎撞上天井檐上鰲头，小巷里飘起几羽黑色的绒毛，轻飘得几乎无从觉察。鉴四爷脚步却愈见沉重，他差点儿挪不动双脚。他触到一块松动的路石，那深嵌的路石，早已在千百年间，让驿马的铁蹄踢踏得溜圆。他蹲下，摩挲着那块也许是来自烟桥的油麻石，不禁悲从中来。流年的驿道已然松动了。
仁记巷有八座驷马拖车，八座下山虎，八条大伙巷，八座四点金，七十二个天井，四十八座前后花园，二十四片后库，数不清的东西南北厅，无数互为贯通的八尺过道，上下左右的前后厢房，纵横连通的密室地库。
潮汕是一座城，仁记巷就是城中的紫禁城，郭信臣的祖辈包括父亲郭仁卿，正是怀着这样的野心，在僻壤之地，藏匿一份源于先祖的叛逆。仁记巷便是无数与皇宫相媲美的老厝中，一枚古旧家族的徽章。
仁记巷从同治年间破土动工，断断续续几十年，历经三代而成。到了光绪三十一年的1906年，最后的“汾阳世家”石匾，又再次升上了驷马拖车的门楼。郭信臣是这座门楼的开基者，也将是这座门楼的最后传人。这是郭信臣意料不到的。
郭信臣还有四十三年的时间。虽然那时，他已暮年，可门楼敕石上他的名字，终将会告诉后来人们一些故事。
P1－2
郭小东，广东潮阳铜钵盂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文科二级教授、国家一级作家。现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现代作家研究会会长、广州靠前中华文化学术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国现当代文学省级特色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届“广州市十大杰出青年”。著有：《郭小东文集》22卷、《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当太阳成为河流》、《风的青年时代》、《红庐，雅加的沉香》、《1966的獒》、《中国知青文学史稿》、《想象中的时间》、《很好迷离》、《很好迷惑》等著作，作品多次获奖。
《仁记巷》的写出，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正如我曾以别样的方式。写出《铜钵盂》一样，它们全然在一种毫无期许的情况下，蝉蜕而出。许多评论家，对《铜钵盂》（见《忧伤银信：＜铜钵盂＞评论集》）的评论，令我喜出望外，也令我多少明白了些许道理：生命，包括文学创作，它们自然生长。这种生长，是人无法控制的，更非意识形态所能左右。诸如十月怀胎，只有两种结果：要不脱颖而出，要不胎死腹中。
《铜钵盂》由侨批而家族史，或反过来说亦可。而《仁记巷》呢？它写了一条由古驿道而为的街巷，在几百年间的变迁，人的变迁。那些在《铜钵盂》中静态或匆匆过往的人物，那些被重大事件挤压至边缘的过客，那些来不及为自己伸张、发声的徒于徒孙们，在《仁记巷》中，找到了自己的驿道、驿马和驿站的最终停泊地。他们在《仁记巷》里，咸了主角、枭雄，可以长歌当哭。
可歌可泣的，不是那个时代，而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被战争撕裂了肉体，同时却再造了灵魂。他们把自己的脑袋砍下来，提在手中，再挖出心脏．然后点燃。于是，他们便有了照亮人类黑暗的灯笼。这些无头的躯干，在深夜的仁记巷中，不停地行走，就像当年马踏中原的郭子仪一样。从辽远的地方走来，却再也走不出这仁记巷。1906年之前，这是苍凉的古驿道：1906年之后，却是古朴厚重的仁记巷。无数的兵马，年复一年穿行于这条窄窄的街巷之中，像上帝留出的窄门，永远走不到尽头。
我身不由已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纷至沓来的马蹄声申，也提头当灯．去照亮一些什么。直到看出了女儿墙上的《绝命诗》，那是何等仓皇之下的沉静？一直沉静到无以复加的宿命之中。
延续了千多年的科举，奠基了中国的文官制度，并保持维护了申古至近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而科举在1906年的废除，彻底地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希望。这个惨绝的历史事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少有作家作品涉及，也很少有承载这种断裂的人物形象。我以为，科举的废除，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及文化断裂的分水岭，而陷落于这个崩断之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最能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诉求，亦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种社会表现。这种新文学的人物缺位，还表现了当代文学创作，在文化立场上的位移和历史失语。
在很久以前，自《孔乙己》获得觉悟，我就企望能够写出这样的一种中国性格、中国人物、中国故事。在《仁记巷》中，我写了一个叫“秀才六”的前清秀才，没有显示名、字、号，他似乎比孔乙己滑失得更远，满腹诗书经纶．却自愿沦落为一个卖三味橄榄的小贩……
我努力写出那个时代里人们的品格，他们是一些自尊自贵、以《论语》为人生信条的真君子。他们是一些坚守“四书五经”的精神性要求，克己复礼的先生们。
设想几十年前，三位年龄相仿的老者：神父、绅士和前清秀才，在乡村教堂邂逅的一幕。这一幕，在三十年代潮汕的文明史上，让后人有了一个不错的借口，让历史学家汗颜，不知所措。我从未在任何书页中，读到这样的场面：教堂、碉楼和三个形异的老者，分属于不同的国度，却聚合在潮汕，一个叫铜钵盂的街市中。
在他们背后。是战火纷飞的中国，是国破家亡的悲惨，沦陷的城市与乡村。他们不谈战火，不谈兵荒马乱，不谈无处不在的日寇的奸淫掳掠。他们暂时地跳出来，在棕榈树下清谈。
谈碉楼和教堂不同的文化视野和文化象征，讨论做古人还是现代人好，谈自守和进攻，还有谈不能明白说出的性的隐喻，甚至还谈到中国女性的三寸金莲与男性文化的关系。三个疯人和三个文化人的合谋合议，把中国的“福”与西洋的福，推到至高无上的人类认知上去。顶礼膜拜的结果是一切归于人类的善意，应当如何生长与发挥。在辛迪，是《马太福音》；在信臣，是无为而为；在秀才六，是《论语》的民间情怀。
而我呢？只有再次走进仁记巷，呼吸仁记巷古老的、饱含青苔气味的空气，享受那穿巷而来的飕飕冷风，看旧日斜阳，在女儿墙上四出游走。用心感受着唐朝驿马，元朝驿马，明清驿马，在巷中踏蹄而过的呼啸。看烟桥茶山飘来的烟尘和罂粟烧焦的灰烬，是如何在月朗风轻的夜晚，四处飞颺。
我尽可能地把来自中原的潮汕物事，风俗风习，细细道来。把至今仍然说着唐朝话，行唐朝礼教的潮汕人，作为大中原的文化遗存，赠予潮汕之外的世界。让久违的古典中国，再次撩拨轻佻的现代神经。我有意把个别难懂的潮汕方言，嵌入普通话中，形成风趣的词组或句子，令读者不知所云，却又多少领悟其中的玩味。比如“乌调生孬卜卜跳，苦初轻浮假食斋”。偶尔为之，无伤大雅。
潮汕人离这个世界太近，哪怕最遥远的冰岛，北极團南极圈，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潮汕人的行脚。而潮汕又离世界太远，远到即便是住在隔壁的客家，对潮汕也充满着陌生。
所以，我必须时刻通过仁记巷去接通世界的两极，最远的人心，最近的地理。那就是教堂和碉楼。
在潮汕平原西北方向，有连接着南岭和罗霄山脉的丘陵。丘陵是世界上，广袤原野上，最温情又最性感的土地。
它们浑圆又坚挺突起，那涌动又鲜明着的血脉，那永远倚在高位的抖动，那在飓风中的隆起，都让人想起并怀念母亲高耸的胸部。
那些绵延着巨大裸石，那些由裸石簇拥着的山林，却又让茂密的低矮的灌木，于无声无息之中，氤氳着丘陵的颜色。使一切无声的天籁，有了人的生命和女人的情性。
我还写到赤沙湖的象征，红肉蛤蜊。作为海生物中卑微的贝壳类生命，红肉蛤蜊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它回还给造物主的华丽，使赤沙湖成为海与溪流的天堂。
《仁记巷》为五卷本“中国往事”之一卷，其他各卷为：《铜钵盂一一侨批局演义》《光德里》《桃花渡》《十里红妆》。
本书写作出版过程中，得到许多帮助。陈冠先生对书稿修改订正，我的研究生张灵英负责书稿打印、校正。花城出版社社长詹秀敏、总编辑程士庆、副总编辑张懿、编辑陈诗泳，付出大量劳动，特此致谢。
郭小东新著长篇小说《仁记巷》，读来让人困惑，令人怀想，引人思索。这是一部叙事方式与文学风格皆新异之作。在岭南百年文学流变中，它迥异于其它长篇小说，亦与郭小东以往的小说，有着全然不同的格致。
虽然在精读与细读中，在某种程度的辨别上，不难抽离出郭小东式的叙述与造句方式。那种时而将名词作动词，又时而将形容词作为名词或动词使用的手法，使一般的叙述，跳离了小说语言修辞的通常习惯和常识，显得别致、奇崛且颇有韵味，同时词义变幻，平添一种诗意的迷离。例如：
秀才六好几日没有上街了。一是山里连日大雨，三捻橄榄送不出来，只有这种骨棱而肉紧、青涩却味甘的橄榄，能与秀才六的心情相通相惜。每一粒橄榄，都必从他掌心中通过，至少搓抚几个轮转，把甘草、糖和盐、黄栬等等别味，和掌心的温爱一起，深深地浸淫其中。每一粒橄榄，从花蕊到果实，从春华到秋实，到经冬霜降，以至于与人心的拥抱包裹之间，和人的情怀一起生长。秀才六自从废了科举，便立志于市井之乐，以橄榄自况，做一粒橄榄罢。况且三味而多味矣。
在小说叙事中，橄榄和秀才六，两个生命合体于一种契合的文字组织中，它们作为一种人的生趣与辛涩的意味，在大时代的急转与意志的沉落之间，通过那种并不十分规范明朗的句式，实现意旨迷离、情意深切的渲染，引人入胜。
我们已经很久不去仔细研究小说的造句，而习惯于认同小说句式与日常生活说话的同一性或同质性，过于强调文学的生活仿真，而忽略抑或不重视文学对生活的殊意表达，特别是小说对生活淘洗的要义。小说的句式，应该与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因为生活本相与小说文本有本质上的差异。作为阅读的文本，它的艺术范例，是为着创造另一种全新的生存形式，一种以形式化艺术化的生活面貌，呈现出一种精神性的生命方式。它自然就要求一种不同于一般现实形态的全新的语言表述，以达至一种新的生活境界，同时倡导一种新的阅读文明，新的趋向于艺术或文学气质的人类表达。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叙：
铜钵盂十字街口的字纸亭，是最僻静清雅，也是香火最旺的地方。字纸亭是为焚烧字纸，使与神通，敬奉上天的地方。在潮汕，字纸亭又兼顾为读书人读书说书讲学求艺，与神灵勾通的地方。这是秀才六每天必经之地。每经此地，秀才六又不禁悲从中来，顾影自怜，结果是灵魂又与科举年代相遇。看那焚烧字纸的袅袅青烟，终日不散，可知铜钵盂读书写字、画画风气之盛。
字纸焚而通神，秀才六对此有一种刻骨铭心的钟情。他的全部憧憬，都与字纸和字纸亭有一种天然的连接。字纸亭就是他的渡让，是他的命运之舟。舟还在，可却苦渡无人。生活与物事，在本无联结处，却以一种特别的伦理——字、字纸、科举、灵魂、宿命等，由通神之焚，得以贯通。这不是生存的本相，却是精神涅槃之后的境界，焚爇之可通神明。
郭小东近年的创作，更注重于小说语言语境方面的考虑与实践。这种实践动机的建设性，直接告白了郭小东的文学立场。
故事即事件。单纯地讲一个故事，己经不足以表明，或已无力真正实现他自觉的文学立场的尽情阐释：对事件的态度、感觉、印象、象征及微言大义的演绎，充分尊重并发挥小说文本对文明结晶的现代提升，是郭小东《仁记巷》的高蹈之处。这是他多年的文学实践，在文本观念及价值体现的全新体验，是他深含语体语义目的性及文本本身功利要求的一次更新。
从1990年出版的《中国知青部落》到新近的《仁记巷》，中经14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经历，从中不难发现，郭小东的创作，在语言文字及语言思维的现代汉语运用方面有所新变，有所提升与超越。
一方面，郭小东注重南方风格，即岭南书面语言——从南方文言文到现代汉语——表述之间的传统链接，并深受其影响，表现为他深谙潮汕话语的文学思维。
潮汕话是唐以前——可追溯至先秦的中国古代汉语遗存，是中国方言中最古老最特殊最典雅的语言，有中国古汉语活化石之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其定义的国际语言代码是ISO
639－6chao。有研究表明，潮汕话是中国最古老的官方语言，是秦统一之后不断被改造被忽略的语言正宗。这种正宗在源生地中原萎缩变味，却在潮汕被完整保留下来。它历经历史频繁的社会裂变，终由偏安一隅的潮汕而得以存留。
郭小东的语言思维，保持在一个相对纯正的古汉语范畴之中。这种语言思维与伦理，使得郭小东的小说创作，始终没有偏离文明古国人文的文化传统；也使得他在现代汉语语言选择、语言运用上，有更宽广的余地与空间。郭小东的小说叙述，择字、组词、造句，以及词语的转折等等，特别注重语义词意，轻淡现代汉语的副词以及补语、状语的加附，而并不生硬。他亦不拒绝现代小说的欧化方式。文言句法的简洁和欧化词句的叠加，所造成词意的绞缠，语句的递进或回环，形成一种特别的语式，在他的小说中，极富表现力，很有张力。
这样的叙述，简洁鲜明，散布着古代汉语在潮汕方言中的种种遗存，包括语音语义和语法结构的某些运用，是已在现代汉语中消失了无痕迹的。小说叙述复杂多变，让读者在阅读中，去感受别样的审美。个别细微之处的文辞，有一种难以理会的泥滞，却也无伤大雅，于莫名之中费心推敲，顿悟，并不影响文本的接受交流。
另一方面，郭小东对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既娴熟又深知其中的意识形态特质。那种长期为公共语言所支配，变得坚硬僵化的语词，所意指的文学句式与句法，他始终有所警惕，且刻意迴避。他尽量挑剔删除其中的暴力与绝对指向部分，尽可能使它们之间的话语对立，有所消竭或冲和，在精致的重造中，再现其中性与柔性的功能。另外，源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翻译作品，其欧化的直译或优美的意译，都激发他对于异域文明与文法的想象。
我不知道，我的一切追忆，是否已然包含一种对不公，或无法不公的抗拒。我曾经努力想从他们各自的人生历程中，去寻找出可以辨认，可以寻找的痕迹。但是无果。生命永不会重复它已经发生再不回来的一切。像时间一样，失去了，就只有留存一个叫失乐园的东西。
因为失去，所以最好。
郭文雄后来的造反，或说加入了造反的队伍。不，应该说是革命，或说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且矢志不改，坚持终生。是在困顿与卑贱中，胜利地告别自己曾经高贵和圣洁的童年？
小说叙事在各方面的水乳交融，是郭小东小说现代叙事中语言语句的要义。这些要点得以充分表现，起初以散点方式见诸于创作，然后逐渐散布，终于集中体现于他新近的创作中。以往，感觉郭小东的文学批评语言（郭小东八十年代以评论家立足于文坛，是岭南少数优秀评论家中颇具个人风度的），与其小说语言一样，不同的文体，表达出同一语言语句的丰富美感。如诗如散文一般的文学批评文章，既透射深刻的哲思与理论光芒；又似乎沾附深富韵律之美的小说表达，兼具写实与象征主义的叙事表现。郭小东两栖于文学批评与创作，其挥洒自如于逻辑与形象的不同思维，达至一种圆融的语言句法境界。怪不得有人说，郭小东的语言文字是无法摹仿的。
《仁记巷》写一条古老久远的街巷。它曾是一条从南到北的古驿道，已有千年的历史。由驿道而为街巷，漫长的岁月里，留下无法一一叙说的故事和人物。每个朝代，每个时期，每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血腥的战争、械斗，都在这条街巷中留下了痕迹与气味，血与铁的气味。这条街巷中匆匆过往或久久驻留的行脚，在可循的历史里，仅是近现代，便有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张大千、吴昌硕和刘海粟等人行走其中；更有一些仁人志士、草莽英雄和平民百姓，聚散浸淫，出演了无数人间活剧。小说依据史实，描绘了一群与上个时代一起沉浮的人物。
他们中有最早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前朝遗老；有留洋的仁人志士，早期的共产党人；有最早传播西方进步思想的激进人士，《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传播者，传教士、神父，土匪、游击队；有早期的银行家、工商业者，批脚和水客、瞽师，官渡、义渡和私渡的经营者和摆渡人。官吏和地方乡绅、商人、文人，连同引车卖浆者流，熙攘过客，纷至沓来。岭南城市乡村各式各样人等，尽在此中。他们在仁记巷中出入、徘徊，以各自的方式与姿态，汪洋姿肆，出演自己的魂灵。
小说从当下溯至晚清，把一条小小的、埋藏于市井乡野之中的驿道老巷，写得幽远绵长，绝色生香，义薄云天，呜咽流转。一件件遗失于草莽间、江湖上的前朝旧事、文明碎片，被捡拾拼接起来，以郭小东独有的语言风致、文学风度，连缀成一部阅世的画卷。把一个叫潮汕的神的土地，画出了神似的风景与人境。
《仁记巷》之书名，或许容易让读者想起欧阳山的《三家巷》。欧阳山也是借一条巷，写了三个家庭的时代变迁和人物的成长史。他以革命的名义，书写了一段以革命暴力为主题，同时制造了一种以阶级分野为依据的革命传奇。暴力与阶级仇恨，是《三家巷》的精神向往，也是他礼赞生命的缘起。而《仁记巷》，是温和温暖的，其主题是主张人性和解而非对立的。它所依托的是一种传统人文环境所必须恪守的精神伦理，不主张阶级对立方能自保的斗争逻辑。
郭小东对信义有特别的秉持，且有出色的描绘，甚或超出了一般现实的限度。他有着天然的潮汕、潮汕人的文化坚守与自持，这是郭小东笔下的《仁记巷》不同凡响的地方。诸如侨批，依然是这部小说在这方面的精神依托。在《仁记巷》里，侨批并没有大量出现，也未作特别的描述，但它作为《铜钵盂》的情节沿袭，其文化命脉，却穿行于小说的人物、事件及其叙事语境与氛围之中。写到侨批，则其弘扬的神韵便自然而然地浸润在小说叙述指向之中。
由于《铜钵盂》对侨批已有很好的铺垫，故在《仁记巷》中，侨批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它所在之处，其要旨不说自明，具有充分的象征意义。这种流贯于民间的文化信赖，是任何以阶级，以对立，以雠怼为基本生态的社会关系中不可能存活的现象。只有在充分信任，恪守信誉与侠义，且不分阶层，无论贫富的道德伦理中，它才可能坚持，并人人恪守。这是《仁记巷》有别于《三家巷》及其它同类小说之处，也是对中国乡村社会民间良俗的一种礼赞。
这种良俗，其实是扎根于几千年代代累积而来的以耕读传家的中国乡村现实的。郭小东对此自然而然地描写，将之作为一种潮汕人日常生活的伦常，做了特别的打捞与过滤，将其作为小说叙事话语的基本风格。在这些地方，他的用语及句式，尽可能沿用潮州歌册中的流行方式，并适当嵌入潮汕话的方言语词，还原其与普通话难以通释，却在其语式组合中产生的不难理解的妙意，能给读者丰富的想象。这不一定是消解国语与方言隔阂的最好办法，却可能是阅读审美不可或缺的机缘。
方言在书写中的彻底消失，意味着文学地理的消失。
岭南的文化风度，常常在当代被忽略被曲解。特别是活在汉唐语境中的潮汕人的文化风度，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其独特的文化源流及其表现，并未被很好地理解与阐释。潮汕的人文蕴涵丰厚，潮汕人富有南方人的明秀机敏，兼具北方人的悍勇豪侠，南人北相，南北化合，滋养生成了别具特色独具品格的潮汕文化。这亦是一向少有呈现的人文现象。这种现象的汉语书写，在《仁记巷》中，作者有意识地表现，且成为一种具有独特潮汕风味的南方书写。读多了大量以北方语体句式为标准的南方小说，《仁记巷》别具南方味道的小说叙事，令人对南方书写，有了更为明确的文学期待。
《仁记巷》的种种描绘，在与叙述意向而成的叙事中，作为小说话语，其略为偏离北方普通话文法规约的南方书写，那种带着潮汕意蕴的语义语意又稍为装饰而成的语句、段落，是为了特别地呈现与言说事件、情节和人物。
在平常的现代汉语叙述中，不时变换一种在北方普通话中罕见的语风和口吻。它们并不拘泥于简单寄托在地方方言上的散布与聚焦，而是把方言的嵌入，尽可能化为一种无可替代的日常铺陈，让沾满南方风习的人物，自然说出，毫无造作地予以流泄。那些性格使然的对白，是南方乡野民俗生活的一部分。处于南方偏远，却又古文明隆盛自守的生存高地上的潮汕人，他们坦荡而又收敛的处世情怀，生气勃勃地生长架势，在《仁记巷》中，被表现得如行云流水，又酣畅淋漓。
遍布潮汕大地的明清屋厝，在天高皇帝远的潮汕，以“潮汕厝，皇宫起”的非凡气势，无言地表达一种对皇权的亲近与疏离。这些深宅大院，极为矛盾却又机智地撑持着无须明说的社会伦理。它们忤逆皇权，却又在皇权对之的无可奈何中，修饰着一种与朝廷和畅的宽解。
《仁记巷》通过诸多乡情俚俗的描状，出色地表达了庙堂与草野的关系，那种隐忍奥妙的人际勾联，以及官与民，朝与野，家庙与祠堂之融会贯通。
美轮美奂的中式建筑，镶嵌的却是西洋人物图案与中国的古老传说。一条有着古老的中国情韵，又弥漫着欧风美雨的古驿道，在郭小东笔下，以奇崛冷峭的姿势，穿越了千年的岁月，与古人神交。信奉自然，民居，风水，相术等等，均与神明相存相依，绝无生份，且与生命相连。
潮汕人远朝廷，近民生，智慧地利用朝廷的威仪，在遥远于朝廷的潮汕，构建了一个别样的古代社会。他们生存于自觉自知自守之中，却又从不拒绝四通八达的可能。种种的微妙，在《仁记巷》中均有精彩的描写。
对这些古旧物事及情态的描状，通常的白话及现代汉语的运用，实在难以通达，而半文半白又已不合时宜。也许，有别一种可供探寻的叙述空间与手段？
郭小东醒悟到，这一定与潮汕神一般的灵地有关。深味别地所无的“皇帝厝，潮汕起”，便可知潮汕的文事，无不与这种禀赋相关。
《仁记巷》的困惑，至此应有一个较为明晰的答案，在《仁记巷》中，这种兼容了文言的简约与华丽，现代汉语的直接与平白的叙述方式与句式比比皆是：
石榴树红花白花正碎在枝头，一抹朝阳亮着了新翠暗绿……
突然来了借灯笼的莽人，乱了心思。心有烦忧，正想换笔重墨，免除运笔凝滞，再行说法，忽报逍渡又有客来。
这样的描写，这些遣词造句，有着古典文言小说的神韵，亦不失现代小说的格调。其择字组词，与文言无异；而其造句，亦文言亦白话，浑然一体。
信臣主张将其送去烟桥茶山劳役，既免受官衙之苦，又图革新做人，家人硬是不就，便成寨中刁泼。此乃信臣颇觉亏欠之事。
在简约的描述中，省却了人物与事件过程的铺陈，转折的过渡，以及细细道来的繁赘——此细部的描述，仅是相关情节的交代，无须展开。即便于全局无关紧要，可是每一个细部的精微处置，于郭小东而言，都是文字建筑中不可马虎的。
郭小东对句式的精心造设，遍布于小说之中，如散落盘中的大珠小珠，声色玲珑，大处旷达，小处把玩，相得益彰。小说通篇便见茂林修竹之状，更有细致入微的情绪描述，深得叙事状物传情达意的神韵：
那些在墙头上嵌瓷而出的宝相花、三国人马、水浒好汉以及三娘教子、岳母刺字、关公战秦琼等等活灵活现、五彩斑斓、过分俗艳的嵌瓷，仿佛在阴风中活了过来，随着马踏中原而来的腥风血雨，滚滚而来，在仁记巷晴朗却冷嗖嗖的巷道中，雄壮却又疲惫不堪地穿街而过。
这些充满古意却又附丽现代语言的描叙，在写实的格式里，鲜明显现议论的抒情与象征的意味。分明是现代汉语的修辞，却沉淀着浓郁的古意，而其延续而来的书写，更是尽显其作者蓄意为之的心情故事。
人马、铁骑、戈戟、旌旗，连同男男女女肩上的辎重，像轻风细雨，从郭信臣身上穿过，仿佛透明一般。
此刻，思绪便回到唐朝。唐朝的软语，软软的、又十分浑圆的韵味，使整条仁记巷忽然就歌舞升平，市声熙攘；忽然就丝竹琴弦，天籁希声；忽然就煎炒蒸煮，香气四溢，连卖三味橄榄的吆喝之声也显得悠扬。原本寂静无人的仁记巷，倒像日夜喧嚣的汕头小公园……
郭小东《仁记巷》的写作，是一次有意义的新的探索。《仁记巷》的问世，是可喜的、不可忽略的，对于岭南文学、岭南地理学的研究与建设，是有意义的。在这一方面，郭小东小说创作所显示的艺术追求与理论探索，其价值与小说的文本创新一样，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