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一百七十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的是“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前仆后继、不懈奋斗，其间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历史性选择。1949年10月1曰，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解决了绵延百年的“救亡图存”悬题；而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举世瞩目，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成功地开创了一条独具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夙愿在一定的意义和程度上得到了初步的实现。当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时，怎样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不可回避地又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由程亚文、王义桅合著，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一书，试图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和思考。这部著作以“天命”为主线，在纵论时代巨变和中国复兴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如何成为领导型国家这一新的历史性课题。如果套用前两个历史性课题分别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四个字来表述的话，这一新的历史性课题似可以用“引领世界”四个字来概括。该书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分“回到常规的世界”、“文明中国的再出发”和“开创一个新时代”三个部分，在叙述上则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一是“世界怎么了”，谈世界发生的重大变革；二是“中国的新使命”，谈中国要站在自身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新高度，承担起引领世界的历史责任；三是“中国如何做”，谈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具体战略运筹。正如乔良将军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所说，读罢全书，令人振奋的不仅是那些让人血脉贲张的文字和不失理性的进取心所激发出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更是作者站在人类文明高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所做的思考。
该书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这样一个判断：“2008年以来的欧美金融危机及西方世界的衰落景象，显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已陷入崩溃，西方世界近世以来用以处理自身及全球性问题的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效用已发挥到极致，世界急需新的国家走到前台，提出并实践新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推进新的制度安排，为全球生活提供公共产品。”全书所有的论述都是围绕着这个判断展开的。
众所周知，由于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时代之后，率先在全球开启并完成了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过去的几百年是西方国家建立世界秩序并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几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总体上说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在主导世界秩序，尽管有过不短的美苏两霸对峙和共治的冷战时期，但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世界的秩序主要是由美国在维持的。具体来说，现今的世界秩序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所提供的思想、知识、制度、组织乃至经济、金融和军事力量建立起来并维系着的。在思想、知识、制度层面有普世价值、选举民主、议会政治、多党制、福利制度，在组织层面有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七国集团等，在经济、金融层面，美元始终保持着全球“一币独大”的地位，在军事层面有北约和美国主导的双边和多边同盟安全体系及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改革开放以来，在科学判断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情况下，中国有原则地、有条件地、逐步地融入这一世界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取得了超常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P3-5
陈昕，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副，《辞海》副主编，《汉语大词典》副主编，编审职称。曾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总裁。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策划、编辑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等30多套丛书，共计3000多种图书。著有《编匠心集》《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消费经济学批判》《WTO与中国出版》《中国出版产业论稿》《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增长方式转变研究》《美国数字出版考察报告》《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出版忆往》《书之重，评之轻》《出版经济学文稿》等11部著作，并在《经济研究》《人民日报》《读书》等数十家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100多篇。曾获得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很好出版人物、新中国60年百名很好出版人物和中国百名很好出版企业家等称号。入选中宣部首批“四个一批”人才、中组部专家库成员、新闻出版总署首批全国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本书初版于2014年初，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收书评18篇。出版这本书评选是为了重新唤起编辑同仁对书评工作的热爱，重视书评在编辑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本书初版问世后受到了业内一些人士的关注，有同志建议我的另外一些书评也应收入其中，又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厚爱，于是就有了这本书评选增订版的出版。
本次增订出版新收了7篇书评，其中大多是这几年新写的。我的老友、经济学家汪丁丁欣然为本书增订版作序。汪丁丁在中国经济学界以“掉书袋”著称，他的序言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今天这个宽带阅读和宽带写作的时代，编辑如何改变以往的书评方式，从“单向叙事”改变为“创造性叙事”。出版人倪为国为本书初版所写的序言也收入增订版中，他是我所敬重的出版人，我们对出版的认识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他的序文很好地探讨了书评与出版人的关系。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我要感谢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资助了本书的出版。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编审虞信棠和本书责任编辑时润民，没有他们的精心编辑和设计，本书不可能以如此完美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陈昕
2016年12月5日
做编辑有三种文字生活：一是读，编辑以读稿为业(读书是另一种形式的读稿)；二是评，有了评头品足的意愿与志趣，稿子(书品)才能分出高低短长来，作者汲取编辑的评审意见，可望攀上更高的学理与文字的巅峰；三是写，基本功就是写评论，审稿意见本质上是一篇书评。这三种文字生活中，评论是最重要的职业本领，贯穿在阅读与书写之中。而且编辑的评论不同于圈内熟人的逢场作戏，不可轻描淡写、花拳绣腿，必须实实在在读原稿，针针见血发议论，大凡不会有什么廉价的赞赏，相反有的是对内容和观点的反复推敲和质疑。如果作者与编者双方都对某一个主题颇有研习，都持有独家的观点，于是两者之间在激烈交锋后握手言和，作品一定会气象万千，给读者奉献一部全新的杰作。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便是一例，他在序言中写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在编辑的评审生活里摸爬滚打几十年，我也逐渐悟出一些评论的路数来，一是“感”与“评”的关系，一部书稿(作品)读下来，感触、感动、感悟在所难免，如何述说，还得跳出“感”，直抵“评”，如果评审意见成为一则读后感，不直接针砭书中的内容，仅仅表达读稿的感动，勾起若干新的联想，算不得一篇尽责的编辑评论。二是“文章”(思想)与“文字”(文采)的关系，前者注重文气(境界)的开阖、文脉(思想)的流转，后者看重文辞的运用，或文笔生动，或用字典雅，或旁征博引，或古趣盎然，读来似一篇优雅的散文；但是，也有一些人片面追求文辞、隐喻，牺牲了批评的犀利和直白，显得有些小器，甚至还会以文害义。我个人的志趣是首先对全书内容做简要精到的归纳，条理清晰的辨析，随后针对主体构架和核心观点做客观谨慎的评价，以凸显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我刚当编辑那会儿，学的就是这个路数的评论。三是“聚焦”与“升华”的关系，好编辑不应该满足于对图书内容的介绍和评价，而要立足于所评论的图书，联系与之相关的领域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继而超越原书，打造出学术创新的文本来，书评的最高境界在于超越原书作者的高度和深度。钱锺书先生的不少学术成果就是通过书评的文本来呈现的。
我写书评完全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屈指一算，三十多年的时间中，编辑、策划、主持的图书和丛书竟有数干种之多，由此写下的书评也有近百篇了。我从中挑选了25篇文章集成这本小书，也算是对自己工作的一个回顾吧。
我的书评文章几乎都是为自己编辑或策划的图书所写，之所以能写这么多的书评，是因为在前辈编辑的指导下养成了较为“刻板”的工作习惯，读每一部书稿都必须认真撰写审读意见，决不马虎，我的审读意见一般都要写上几千字，除了介绍书稿组稿成稿过程外，还会详细地评价这部书稿的创新之处，值得改进的地方，偶尔也会谈点自己的思考和意见。图书出版后，我会将审稿意见改写成书评送报刊发表，算是尽一份责任编辑推广宣传的职责。遗憾的是，因为是为完成工作而写的文字，所以我的书评多多少少有一些固定的套路，显得有点“八股”了。由于是不同时间段写的文章，又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这个缺点过去不曾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结集成册，便以十分强烈的方式送到别人的眼皮子下了，还是先承认为好。
收入这本书评选的25篇文章大多是评论经济学著作的，这不仅是因为我是经济学编辑出身，且三十多年来不管工作岗位发生什么变动，经济学编辑的底色从未褪去，每年总还是要编几本经济学图书；更是因为这些书评记录了这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发展，记录了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成长的足迹。我于1980年代策划和主编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至今已出版了数百种，它完整地见证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至有一段时间经济学界有“三联学派”之称，也有人把“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视为中国当代经济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我为这套丛书中的不少图书写过评论文章，这些图书有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著作，第一部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国资金流动问题的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国财政补贴问题的著作，等等。这些书评大都发表在重要的报刊上，有的还被《新华文摘》转载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过的书渐多，研究的问题也趋深，我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问题也逐步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这多少也反映到我最近七八年写的一些书评中。例如，在《认真梳理我们的文明根基》一文中，针对转型国家一说，我认为从社会制度层面，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实质不能理解为“转型”问题，它是“演化”问题，它是在亿万人民群众伟大的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因此，虽然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好的东西和经验，但不可能照走西方的道路，简单地模仿西方的模式，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明基因和根基不同于西方，它早在两干多年前就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完善发展至今，成为我们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影响和规定着我们所走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会在不断的演化中走到自己的彼岸。又如，《中国经济有长达70年的超常增长期》一文，在肯定原书作者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参与所产生积极效应分析的同时，主张对地方政府参与经济运行时存在的负面效应，如公共服务不足、环保不力、亲商倾向与公正缺失以及对腐败的影响等进行全面的剖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进而指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及两者之间的合理融合是下一步改革的重大问题。诸如此类的见解还可以举出一些。但无论如何，相对于我所评论的那些著作来讲，我的这些见解和评论总归还是浮浅的，远达不到与原书作者对话的层次。毕竟那些著作无一例外将长期存在于出版社的在版书目中，存在于学者的参考文献中。
这本书评集所收文章的次序是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从近到远依次排列的，并注明了发表的报刊和发表的年月，感谢这些报刊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
是为自序。
作者陈昕从事编辑工作读每一部书稿必认真撰写审读意见：首先对全书内容做简要精到的归纳，条理清晰的辨析；随后针对主体架构和核心观点做客观谨慎的评价，以凸显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立足于所评论的图书，联系与之相关的领域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作者在从业近40年的时间中，写下的书评、接受的访谈文字有近百篇。作者从中精选了20余篇集为《书之重评之轻(陈昕书评选增订版)(精)》本部书话集。对出版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从业迄今已40年，他编辑、策划、主持的图书、丛书有数千种之多，由此写下的书评也有近百篇。作者从中挑选了20篇文章集成《书之重评之轻(陈昕书评选增订版)(精)》。陈昕从事编辑工作读每一部书稿必认真撰写审读意见：首先对全书内容做简要精到的归纳，条理清晰的辨析；随后针对主体架构和核心观点做客观谨慎的评价，以凸显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更立足于所评论的图书，联系与之相关的领域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