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正是结合相关档案和口述史料汇成的揭露日军香港战争暴行的力作。日占香港时期, 香港居民一直为生存而挣扎, 日军制造的战争罪行罄竹难书: 深水埗战俘营、赤柱监狱、圣士提反书院和银矿湾等惨案。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然袭击香港，香港的英国守军奋战十八天后弹尽援绝，被迫投降。在其后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日军对香港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奴役。由于种种原因，香港近代最黑暗的这段历史一直被掩埋，直到近十年才引起历史学界和香港普通市民的广泛关注。

为了更加全面、真实地展现这一时期的历史片段，揭露日军占领香港的累累罪行，香港史专家刘智鹏教授、丁新豹教授撰写了四篇专题研究，详细叙述了日军猖獗恐怖的暴行；又从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数量庞大的陆军部档案中整理、翻译出十份香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珍贵档案，并根据庭审线索，实地考察了许多案件发生的地点，专程采访了香港日军战争暴行的部分幸存者及其后代，根据他们的口述实录，撰写了十个专题报告。

本书是揭露日军在港战争暴行的力作，以翔实的资料展现了日军占领香港时期，当地居民和来自英国、加拿大等国战俘被日军随意逮捕、审问、虐待的悲惨遭遇。他们不仅要担负繁重的苦役，还要与白喉、痢疾等传染病肆虐的居住环境作斗争，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杀戮和酷刑。从十八日战争到深水埗战俘营、赤柱监狱，从圣士提反书院惨案到银矿湾惨案，无一不是日军累累侵略罪行的铁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刘智鹏，广东揭阳人，华盛顿大学博士。现任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历史系教授，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主要论著有《吞声忍语：日治时期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历史探索》《我们都在苏屋邨长大：香港人公屋生活的集体回忆》《香港达德学院：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与命运》《香港史：从远古到九七》等。

丁新豹，广东丰顺人，香港大学博士，曾任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客席教授及名誉高级研究员，香港大学名誉院士。代表作有《香港历史散步》《香江有幸埋忠骨》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在亚洲太平洋的侵略战争。日本扩展领土的野心，早于19世纪末叶已经暴露无遗。甲午一役日本初尝胜绩，自此处心积虑谋划称霸东亚。1931年9月18日，日本出兵占领中国东北，拉开了全面侵占中国的序幕。1937年7月7日，日本策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中国在几年之间失去半壁江山以及千万百姓的生命。1941年12月8日，日本将侵略战争伸展至亚洲太平洋，在同一天分别进攻香港、新加坡、马尼拉、珍珠港。香港的守军英勇作战十八天后弹尽投降，日本占领香港。

日占时期香港是一个苦难伤痛的城市，日本并没有让这里的居民分享“大东亚共荣圈”的所谓美好生活。从沦陷的第一日起，大多数居民就要为生存而挣扎。沦陷日久，生活愈见坎坷；除了三餐不继，香港居民还要面对随时飞来的横祸。日军由攻打香港直至投降，一直以各种卑劣残酷的手段虐待甚至杀害战俘和平民，包括随意在街上围捕平民，然后集体弃于荒岛或者公海听任自生自灭。日军之中最为恶名昭彰的是宪兵队，他们是香港日占时期的主要战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盟国在日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甲级战争罪犯，乙级和丙级战犯则交由各国军事法庭自行审判。1946年3月，英国在香港的最高法院和渣甸货仓设立了四个军事法庭，审理了四十六宗案件。其中在香港发生的案件有三十宗，另外十六宗的事发地点分布在台湾、上海、惠州、日本本土和公海。1948年12月，香港的军事法庭结束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整个法庭程序前后共费时两年零八个多月。在受审的一百二十二名日军嫌犯中，二十一人被判死刑，两人被判终身监禁，八十五人被判半年至二十年徒刑，十四人无罪释放。发生在香港的案件中，涉案战犯被判死刑的有十三宗，判监十年或以上的有五宗，其他则轻判或者无罪释放。这些战犯的审判经过严谨的法庭程序，最后留下了详尽的记录，内容包括证人的控词、战犯的自白，以及控辩双方的诘辩。审判结束后，这些记录收入英国陆军部档案，成为佐证日军在香港所犯战争罪行的珍贵历史资料。

2010年，香港大学法律系苏珊娜·林顿（Suzannah Linton）教授利用这批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的陆军部档案（W.O. 235），整理出香港军事法庭的记录，并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战争罪行审判”电子数据库，使这批数据得以回到香港，为探索香港日占时期的历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香港地方志办公室趁此难得机会，选取资料中与日占香港关系最密切的部分深入研究，翻译成中文，并公开出版发行，以方便关心香港日占时期历史的读者使用。

本书的编译涉及数量庞大的档案数据。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是从电子数据库中筛选出与香港相关的档案，并按特殊性、普遍性、地区性、严重性等分类，选出十个足以概括日军暴行的档案，然后展开翻译和个案研究。

这十个精选的香港军事法庭档案共有八千多页，分量不轻，为我们第二阶段的工作带来一定的挑战。这一大堆资料经过反复检视考证，最后选出最具历史价值的部分翻译成中文，数据类型有军事法庭记录表、控方开案陈词、控方结案陈词以及证人的供词。档案内容所记录的日军暴行涉及的主题有十八日战争、香港宪兵队及分队、深水埗战俘营、赤柱监狱，以及银矿湾惨案。

为了进一步发掘与档案有关的资料，我们根据军事法庭档案的线索重访涉案的地方，包括西贡的黄毛应村、界咸村、南围村；梅窝的银矿湾、涌口村、奕园、白银乡、牛牯塱；沙头角的莲麻坑村；大埔的南华莆村；以及京士柏公园、蒲台岛等地方。在田野考察的过程中，我们找到日军暴行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裔，通过访谈核实和补充档案的数据。除了翻译军事法庭的记录，我们亦利用这些记录辅以其他历史数据，撰写成十个专题报告，交代相关事件的细节。

日军在三年零八个月里对香港居民所造成的伤害，其实远不止于本书所述的内容，更多的同类事故大多保存于幸存者的记忆里，并随着岁月的远去而消失。

本书在可行的范围内根据档案展示日军在香港所犯的暴行，旨在重现香港日占时期历史的片段，以为后来者鉴戒。

刘智鹏　丁新豹

强迫归乡

日军攻占香港后，首先要面对粮食不足的问题。香港生产的粮食有限，虽然战前香港政府贮存了足够的粮食，但都陆续被日军调往前线用作军粮，剩余的粮食不可能维持一百八十万人口的生计。日本人为解决粮荒，打算将大量人口迁离香港，强迫他们回乡，务求将香港人口减至五十万，以减轻对粮食及其他物资的消耗。

日军占领香港后随即实施归乡政策。按照日军的计划，遣返的类型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愿遣返：归乡市民会以自费方式离港回乡，或是通过社团及同乡会的协助归乡，这些团体会协助他们申请离境证（渡船许可证），亦会协助他们购买离港的船票，也会资助无交通费的民众步行回乡。第二类为劝谕遣返：经劝谕而离港的人会获政府提供寄宿、膳食及交通资助，费用全免，他们会登上由政府安排的船只，送往内地的指定地点。最后一类为强迫遣返：对象为无业流浪人，即流氓、乞丐等，以及罪犯如劫匪和强盗，宪兵会将他们拘捕，再集中于难民营，待人数足够后就用船运走。离港后政府会给他们派发少量的粮食及金钱。

归乡政策由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的民治部负责统筹，并成立归乡事务所协助执行。另外通讯部、交通部、卫生部及海港办事处亦有参与，并负责陆上交通、安排船只及船上卫生等工作。宪兵队的主要工作是在街上拘捕民众，再带他们到北角难民营等候遣返，并且派员看守难民营，以防止有人逃走。其次，宪兵与警备队要在遣返过程中随船而行，负责警卫事务。除了官方机构外，总督亦要求“两华会”协助执行归乡措施，负责劝谕无业流浪者“自愿”回乡，以及联系各社团和同乡会协助市民归乡。

日军起初只是劝谕市民自愿撤离，但由于未能达到预期成效，宪兵早于1942年年中开始在街上抓捕平民，再用船只将他们强行运返广东各地。到了1944年底至1945年初，拘捕行动更为严厉，宪兵在街上用绳索围捕市民，被捕者无论是何等职业、何等身份，都一概囚于难民营，等候遣返。

除了以上部门，区役所也会协助执行遣返措施，其中一项工作为接受被捕者家属的保释申请。由于宪兵滥捕，因此有不少市民无辜被抓，这些市民的家人可以到区役所申请保释，如经调查证实为有米票，以及有户口登记，就会获发证明，准予释放。不过申请的程序非常繁杂，实际上能够获释的人只占被捕者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家人要先到区役所申请，取得保释证明后转交到地区事务所登记，再呈交遣返办公室处理，最后才到达难民营。如此一来需时甚久，故即使家属能取得保释证明，但到命令下达至难民营时，被捕者很大可能已经上船遣返。

悲惨的归乡旅途

很多难民在遣返的过程中，都没有获发足够粮食；有的甚至未出发就已经饿死于难民营之中。即使能抵达目的地，难民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甚至无法继续走动。日军为防止香港物资外流，只准归乡市民携带少量行李，以致他们饥寒交迫，不少人死于流亡途中。

1942年，欧莲（音译：Au Lin）和她的夫曾茂庭（音译：Tsang Mau Ting）被迫遣返。农历四月初四中午，夫妇二人正在吃午餐，突然一批宪兵及印籍宪查闯入家中将二人拘捕，并带到骆克道的一个防空洞内囚禁。洞内有士兵负责把守，防止有人逃走。翌日早上十点，他们被赶上货车，运往西环登船。他们被捕时，身上全无行李。当时一同被捕者有数千人，被运往西环者共有近万人。码头合共有十九艘船，他们二人乘坐的船只较小，只能载几百人。登船时，每人获派两斤白米、两个面包、国币十元。登船后，士兵将他们推入船舱，禁止他们进出。

启程时已是晚上七时，十九艘船由一艘火轮船拖领。开行不久，即遇上风暴。当时宪兵在火轮船上值班，由于火轮船抵挡不住强大风浪，宪兵于是斩缆自逃。剩下的十九艘船在海面漂流，其中多艘沉没。欧莲二人所乘的船只船头破裂，大量海水涌入船身，致多人死亡。

船只漂流四日四夜后，开始有一火轮船“金星”号到场施救。当时海上只余下三艘船，船上有不少尸体。火轮船把船只拖行到一山边，再由渔船把难民接驳上岸。据船夫所指，上岸地点名为“半天云”。上岸后各人沿路而行，有些人因过于饥饿而无法走动，只有留落在沙滩上等死。因为早前有另一批难民流落到此地，所以岸上遍布尸体，臭气熏天。二人由黑夜走到日出，终于抵达一个村落，幸好当时身上尚有余钱，最终能返回香港。

此等事件在沦陷期间时有发生。1944年6月，渔民彭任升（音译：Pang Yan Sing）在捕鱼期间无故被宪兵拘捕到赤柱宪兵部。几日后，宪兵带他到北角难民营。到营后随即登记姓名，并在此处囚禁了十日之久。当时难民营内有八百多人，众人均表示不知因何被捕，亦无经过审问。五六日后，营内人数增至一千人，宪兵便将他们分成两组，各自登上两艘帆船前往南澳。此外，还有一艘载有数名宪兵及宪查的火轮船，他们配备枪械，准备射杀跳海逃走者。

船只在早上八点起程。到达长洲后，火轮船离开，宪兵指示帆船水手将难民带到南澳。当船驶到担竿山时，由于风浪太大，要折返蒲台岛。这时船身进水，水深及膝，四五十名老人跌倒并且溺毙，尸体被抛落大海。到达蒲台岛后，船只下锚停行。彭任升趁机跳入水中，游到岸边，找来一艘小艇。他把艇驶到船边，救下其余二十多人，并带回赤柱大潭湾水塘附近上岸。

1944年12月某日下午三时，庄娣正在山边捡拾柴枝，突然有数名宪兵及宪查将她拘捕，并用刺刀刺伤她的背部。当时还有三名老妇人被捕，均被控捡拾树枝。四人被带到香港仔警署，到翌日运往北角难民营。囚禁在营内的人很多，有男有女，更有小孩，门外有宪兵把守。两星期后，在囚人数已有近四百人，宪兵于是强迫众人登上一艘船的船舱内。众人在船上既无粮食，又无获发金钱。到了下午五时，船只启动，船上难民均不知其去向。

二十四小时后，船只终于停航。所有难民被带到船面。日本宪兵从众人中挑选出身体健壮者，将约七十名残弱及患病者逐一用刀斩杀后推落大海，然后命令余下的人登上另一艘帆船，并将他们带到岸边，上岸后始知该地名为“平海”。庄娣徒步走到惠州沦为乞丐。某日，她遇见儿子的朋友，朋友带她到英军服务团营地。在惠州逗留三个月后，她收到儿子从四邑寄来的钱，最终在1945年4月返回家乡。

难民惨死荒岛螺洲

螺洲岛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凉海岛，位于香港岛东南部鹤咀半岛和蒲台岛之间。1944年7月，宪兵用两艘船将数百名难民送往此岛，遗弃于岛上后随即离去。虽然螺洲岛与对岸的岛屿仅一水之隔，但流水湍急，即使擅长泳术者亦难以渡过。有部分难民为求生存，唯有冒险一试，可惜他们多已饥饿无力，最终多人溺毙。

留在孤岛上的人，由于缺乏粮食，只好将死者身上的肉切下来进食，以免饿死。在岛上，求救惨叫之声不绝于耳，声音随风传到对岸的鹤咀村。村内的渔民都不敢前往拯救，因为当时鹤咀村及赤柱均设有宪兵部，若渔民把难民救回村内，必定为宪兵所知，会处斩施救者。可怜的难民最终都相继死去，尸体遍布于岸边的石头之间，有的被大浪冲走，有的被人吃掉。1945年5月，有渔民登上螺洲岛，发现海滨暴露着很多人骨残骸。

根据日方的统计数字，自日本占领香港直至1943年9月为止，离港人数已达九十七万三千人，当中有三十八万一千人自愿离港，五十七万六千人经劝谕后撤离，还有一万六千人属强制遣返。当时日方已与内地商讨，经劝谕离港的人士会集中遣返太平及江门两个指定地点。1943年11月，遣返的地点增加了惠州淡水、汕头等九个地方。

强迫遣返的地点则多数集中于大鹏湾一带。1943年6月至12月期间，已有六千至九千名难民涌入大鹏湾，平均每月一千至一千五百人。他们从大鹏半岛不同部分登陆，到处找寻食物，导致这个地区的饥荒问题日益严重。难民中身体较佳者，多向北面前进，步行四日到达最近的惠州难民营；年老体弱者多不能承受长途跋涉的磨难，每月至少有四百人死于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