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第一波何以不由中国主导？
王朝战略的重心何以不在海洋而在内陆？
本书从诸多看似微末的史事入手，梳理明清两朝同异邦的往来，以及随之产生的或离奇或惊喜的因果，基于此，回看对古代中国有至深影响的“天下”观念。为使六百年后的今人洞若观火，作者试图说明：下西洋之壮举、拒倭寇于国门、兴教化于边陲、享万邦来朝之盛世——毫无争议的极盛景致，为何反而成为落后于西方的拐点？而随着俄罗斯帝国的不断东扩，清王朝北方经略的高歌猛进为什么仍是传统路径的低水平持续？作者通过啼笑皆非的外交辞令和种种匪夷所思的战争过程，梳理了大陆板块的地缘格局并为金玉其外的帝国困境做出解释。全书立足于剖析“天下主义”的秉持者——明清中国的决策层所遭遇的阻碍和挫折，更立体地感受帝制时代超大规模政治体的运作方式及其成功与失败，并通过这套官僚体制的运作发现帝国政治运行的秘密。

邓文初，历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史、近代思想史等。具有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背景，著有《历史学家的作坊》等多部学术作品，主编史学评论文集《历史在此转向》。笔下文章，多兼顾学术与现实，文字诗意而不失哲理，思想明晰而多有原创。

引言 中国问题与本土理论
绪论 近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上篇 海洋的世纪
南中国海与明朝的海洋战略
明初国际秩序的构想
“朝贡贸易”体制是如何失败的
怀柔政策与外交困境
防内才是明朝禁海政策的真正意图
世界市场的兴起与儒家官僚的应对
敌国的制造
丰臣秀吉的挑战
差序格局与华夷秩序
附录一：近邻、敌国与镜像关系
附录二：“中国的冲击”与日本的认知
想象异域的方式——以《三宝太监下西洋记》为中心
明朝对佛郎机的认知与想象
早期葡萄牙人是如何认知与想象中国的
驶向东方的航程
葡萄牙的对华战略
贸易与战争的逻辑
远东海权争夺战
边缘力量何以无法改变帝国决策
帝国战略重心为何锁定在北部
“忽必烈的事业”
下篇 陆地的冲撞
俄罗斯对西伯利亚的征服改变了世界格局
哥萨克闯到了大清国的门口
黑龙江的争夺
点燃战火的那根导线
大清国的心魔
战争为何会成为帝国的对话方式
雅克萨，一场奇怪的围城战
决定外贝加尔命运的战争
国际关系中的谣言与战争
外贝加尔的争夺
尼布楚城下之盟
大清是如何错过国际法的
大清在中亚的争战
大清为什么会采取主动的外交攻势
大清是如何理解自由贸易的
朝贡体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为什么“天下主义”无法引领国际社会——一个粗略的成本核算
战略决策中的知识基础——划界谈判中大清为何没有自己的地理学家
一般性知识缺失是大清对外战略中的致命伤
结语 帝国的困境

中国问题与本土理论
影响历史进程的并不
是发生的事件，而是人们
对这些事件的建构，而这
些建构往往是虚幻的，是
不真实的。
——阿迈斯托
本书处理的虽然是一
个宏观历史问题，但篇中
文章却都是从具体事件与
场景入手；作者虽然心存
一以贯之的叙事体例，读
者却不妨任意挑选其中的
篇章开始阅读。以这种方
式写作此类具有一定理论
难度与思想深度的文本，
一方面算是对历史叙事理
论化、社会科学化的某种
疏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认识到，体系化的历史写
作多少是以新概念、新理
论与新方法的轰炸替代对
史料的深度挖掘、对史实
的严肃解读与对历史过程
的具体描述。后者最能考
验一个历史学人见微知著
、洞烛机枢的史识史才，
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已经成
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
，甚至不免被讥笑为饾饤
碎片。其实，每个历史细
节都具有独立存在的历史
意义与展现全局的诠释力
量，所谓芥子须弥，关键
在于历史学人自身的识见
、火候与境界是否到位。
毕竟历史是由活生生的人
、物与活泼泼的时、事组
成，而不是抽象的概念与
宏大的理论。就算是在那
些社会学所强调的结构一
功能中，政治学所勾勒的
组织与制度间，在那些看
似无关个人的整体历史中
，个人的感受及其认知、
群体的行为及其心理、族
群的文化与其命运体认，
仍旧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
意义。说到底，就算是国
际关系，依旧需要归结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
为代理人之间的互动。尽
管代理人的人格构造远比
自然人复杂，但终究不是
抽象的制度或玄妙的理念
。宏大的历史场景本来应
由这些细节性的历史进程
构成，历史意义的发掘与
领悟也需要从这些具体事
实切入，但主流的历史学
写作似乎在进入史料之前
就已经“胸有成竹”了，史
学于是就沦为社会科学的
注脚。
当然，理论先行的历
史写作之所以大行其道，
原因还在于，这种写作可
以批量生产、流水线作业
，且多少有着对读者的趣
味诱导与逻辑控制，其知
识的“生产一消费”市场足
以产生拉动经济杠杆的幻
象。
本书所论述的宏观历
史问题，或者按学术界的
行话说即所谓的“问题意
识”，在我个人的学术生
命中具有连续性。对这一
问题的探索就是：在世界
历史的巨大变迁中，中国
是唯一一个保持着帝国规
模的统一国家，尤其是在
近代以来，随着几乎所有
帝国的崩溃，中国仍旧维
持着一定程度的规模与统
一，这一独特结果是如何
形成的？如果说我之前的
学术研究是在传统的近代
史时段中对这一问题的探
索，本书则是对此问题的
进一步上溯，试图在明清
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发现其
秘密，梳理其起源及其向
后延续的历史惯性。本书
借用了“忽必烈的事业”这
一概念来描述这一问题，
这是东邻历史学家檀上宽
在其《永乐帝——华夷秩
序的完成》一书中提出的
概念。他说，由于元朝统
治时间过短，并未完成中
华一体化的制度与知识建
构，未完成帝国的政治整
合任务，从而给后继者留
下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难
题——如何整合一个超大
规模的政治实体，以实现
天下一体化、华夷秩序一
体化，或者说实现大一统
。
借用这一命题，是想
确认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忽必烈所开创的横跨欧亚
大陆的庞大帝国，虽然最
终在元末反抗力量的冲击
中分崩离析，但其开启的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第一
波历史进程却并不因此中
止，反而随着以汉族为主
体的大明帝国的兴起，历
史上的大一统记忆被激活
并得到强化，成为此后明
清帝国乃至近代中国的“
历史使命”。本书所处理
的主题，从传统史学角度
讲，可以理解为近代世界
历史中的“西方的崛起”与“
中国的衰落”这一陈旧的
话题。但放在如此宏观的
历史序列中考察，这个“
旧问题”就获得了“新生命”
——明清帝国所面对的巨
大政治困境，并非仅仅是
中华帝国的内生困境，而
是全球化过程中人类必然
面对的共同困境；中华帝
国遭遇的这种特殊境况，
可以理解为先于西方世界
且在几无知识准备的情况
下过早进入全球化议题，
从而造成“消化不良”。如
何在制度上消化这样一个
超大规模的政治实体，以
实现一体化进程？事实上
，人类至今也未必找到了
一种理想制度。“忽必烈
的未竟事业”，既是我们
的遗产，也是人类共同的
遗产。历史并未终结，而
是仍在探索之中。
……
于是，试着思考这样
一个令专业史家却步的“
老大难”问题：近代以来
中国的外交变局究竟是怎
样造成的？这种变局究竟
导致怎样的政治变动与文
化变迁？国家如何认知与
应对这一变局，其决策背
后的学理依据究竟是什么
？如果没有这场中西交往
与冲突，中国的历史进程
是否真会如大胡子卡尔·
马克思所批判的“密闭棺
材里的木乃伊”一样，虽
然将长存下去，但时间的
延续，并不会给这个古老
的机体注入新的生命，正
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
中判定东方的历史是停止
的一样？这种“欧洲中心
论”的“东方主义”究竟是偏
见还是事实？与之相对，
新的全球史与“中国中心
观”是否又是一种颠倒

万邦来朝的高光时刻，何以成为帝国危机的前情预演？
背海制陆的王朝战略，何以暗含东亚主场的惨痛败局？
本书重新审视帝制时代超人规模政治体的运作方式，看透前近代一个又一个被遗憾错过的中国历史转折点。

帝国的困境
在任何社会环境下，
解决价值冲突的办法都只
有寥寥几种。一种办法是
通过地理上的隔绝，另外
一种更主动的办法就是退
出。弥合个别的或文化上
的差异的第三种办法是通
过对话，在这种情况下，
价值冲突原则上能够表现
出一种积极的征象，也就
是说，能够成为增进交流
和自我理解的手段。最后
，价值冲突也可以通过使
用武力或暴力来加以解决
。在我们今日生活于其间
的全球化社会里，这四个
选择有两个已经急剧地减
少了。
——安东尼·吉登斯：
《超越左右》
1500一1800年代，被
认为是全球化第一波，是
知识扩张的时代，也是帝
国扩张的时代。不仅欧洲
各国开始相继越出自己的
地盘，向东西海洋探索，
土耳其一伊斯兰世界也在
继续其自中世纪以来的持
续扩张，向地中海、印度
洋拓展。而自元帝国解体
后，大明也在亚洲范围内
全方位地扩展，不仅向大
陆内地，也向东南沿海、
印度洋区域扩大其影响范
围，一些原来的小国如莫
斯科公国等，其触角远远
超出自己原有地域，迅速
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
帝国，全球化第一波就是
以帝国的全球扩张模式开
启了人类的近代历史进程
。
人类历史上的这种“共
时性”现象至今还未得到
合理的解释（与雅斯贝尔
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一样
），但对此共时性现象的
意识却可以为我们重新认
知原来各自独立书写的“
国家历史”提供一个全球
性框架。尽管在全球化之
前，人类历史因地理隔绝
而多少相对有着各自发展
的空间，但自此之后，历
史已经相互缠绕在一起，
构成无法分离的整体。每
个帝国都是在全球地缘政
治格局中获得自己的发展
空间与历史意识的。
明清帝国此期的地缘
格局，多少制约着其政治
决策者的战略构想、实施
与此后的历史发展路径，
尽管，帝国知识体系的影
响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制
约性。
元帝国解体后，以汉
族为主体的大明帝国陷入
了与其残余势力的角斗中
，战略重心被锁定在北部
，与这一对抗结构直接相
关的是，伊斯兰世界的崛
起及其向印度洋与中亚的
扩张，形塑着大明帝国的
地缘政治框架。这构成了
本书提出的“双重三角关
系”中的“外三角”，它是制
约大明帝国战略决策的结
构性力量；在“外三角”之
内，尚存在“南中国海一
印度洋”区域内的复杂网
络，大明帝国一伊斯兰帝
国与东来的西方势力相互
纠缠、博弈，构成本书所
称的“内三角”。而东亚地
缘格局中的大明帝国与日
本、朝鲜又构成第二个三
角关系，一个平行的“内
三角”，这样，大明帝国
就处在这种双重三角所组
成的多边关系中，其地缘
政治格局复杂而多变。为
应对这一格局，大明帝国
选择了传统的“远交近攻”
战略，在以全力北伐元朝
残余势力的战略主导下，
一方面高度关注“南中国
海一印度洋”政治格局的
变动，另一方面又派出使
臣探求伊斯兰世界的对华
态度，并试图与之结盟。
大明帝国的战略重心
，一方面受控于这种多边
国际关系所构造的客观形
势，另一方面也多少被帝
国意识形态与知识体系所
制约，从而无法脱身而出
、创造性地解决帝国所面
对的困境。
清王朝前期所面对的
地缘政治格局基本上延续
着大明帝国时期形成的结
构，最大的变化是俄罗斯
帝国东进造成的巨大影响
。在本书中，我同样使用
“双重三角关系”这样的简
化概念来描述这一结构性
特征。
……
此后，明代在其“一条
鞭法”的财政改革中以白
银为基本货币，可以说是
完全依靠这种白银贸易输
入。按一些史家的说法，
中国的第二次商业革命（
第一次是宋代）离不开这
种白银的巨大贡献。
历史学家如弗兰克在
《白银资本》中所说的事
实，呈现的正是这种“相
互依存”“有无相易”的国际
关系。但事实是一回事，
对这种事实的理解又是一
回事。而要真正理解这种
事实，其责任在知识界—
—知识界没有面向事实的
勇气，没有突破制约的勇
气，没有对世界相互依存
的承认，这样的事实再多
，也无法自动改变帝国的
政治实践与格局。
“朝贡贸易”的维护就是
对这种事实的拒绝。这种
贸易必将培养其对立面—
—走私。如果帝国以强力
推行这种垄断贸易，则其
对立面——走私，也会采
取强力反制。在北方，帝
国希望通过这种垄断来“
羁縻”游牧部落，其结果
是促使其武力要挟，双方
不得不付诸战争。而在南
方，帝国以为通过垄断可
以控制沿海局势，结果逼
出了武装海盗。“南倭北
虏”的形成，可以说就是
这种拒绝的结果，也是帝
国相信可以单边宰制这个
世界的结果。
帝国何以无法创生自
己的海洋话语与海洋文明
，根源就在这里。海洋是
一个开放而自由的区域，
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交
流的多边框架，不可能被
单边宰制，只可能是多边
的频繁互动与反复博弈。
尽管，其硬实力仍旧具有
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最终
必须向变动不居的地缘政
治格局倾斜。在这种无法
单边宰制的流动的秩序中
，最好的治理模式就是相
互之间的互动，以及建立
在互动基础之上的

本书并非一般意义上
的外交史．而是基于权力
意志与地缘格局等制约性
因素，就明清两朝的对外
战略进行框架性梳理和重
构，揭示其背后的政治文
化与知识背景。作者对外
交实践中君臣心理的把握
可谓洞悉入微．新见迭出
，实在是一部充满智慧与
理解的史家之美文。
——袁南生／中国国际
关系学会副会长，原中国
驻旧金山总领事
本书由古代地缘政治
、意识形态、知识体系及
权力意志诸端人手，考察
明清两代外务方略及王朝
命运，进而探究文明兴衰
之几．多有卓见。作者系
问题中人，其书乃探求之
书、对话之书、反思之书
，读之发人深思。
——梁治平／中国艺术
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
究员
本书从全球史视角出
发，通过对前近代时期中
外关系史上若干重大事件
进行新的考察，深入探讨
了明清两朝的外交政策、
理念和战略，视野开阔。
分析深入。不仅具有学术
价值，也具有较强的现实
意义，是一部值得推荐的
好书。
——张帆／北京大学历
史学系教授洁的文风、苏
格拉底式的关怀和哲思．
激发对各种擦肩而过的历
史机遇和假设情形的想象
．在深深反思中体会到作
者所特有的家国情怀。
——朱锐／中国人民大
学哲学院特聘教授
本书试图以一种非对
称的镜像关系，透视明清
两代在地缘政治上“双重
三角”的对外关系结构，
进而创造性地反思“忽必
烈的事业”何以成为未竟
事业这一深刻问题。作者
的“步步逼问”亦在启发我
们去思考，面对当下中国
与世界的相遇，我们的战
略又会是什么。
——孙竞超／南开大学
法学院讲师
以透视全局的眼光对
明帝国海洋战略与清帝国
北疆战略进行宏观分析，
以独到的视角对全球化时
代早期中华帝国的天下观
念和华夷秩序予以深度思
考，这些将使本书有条件
成为具有学术水准和思想
深度的畅销之作。
——丛日云／中国政法
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南中国海与明朝的海洋战略
随着全球史的兴起，历史学界对于中华帝国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从中国发现历史”一派对中华帝国的传统形象甚至做了某种颠覆性改造，认为，至少从元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已经出现，而由大明王朝将其制度化。一些比较谨慎的历史学家则认为，早在18世纪全球经济体形成之前，确实存在着某种布罗代尔意义上的“世界经济体”。这个经济体以南中国海贸易圈为中心，连接欧亚大陆；在这个经济体中，中华帝国处于当然的领袖地位，它不仅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且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规则制定者（立法者）与仲裁者之双重角色。其所具有的制度创新能力与主动的外交态势，对全球化历史影响至巨，但其贡献却被此后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书写遮蔽了。
支持这些说法的最新证据，是一份最近发现的大明航海图。
《塞尔登的中国地图》讲述的西方故事
2008年1月，美国乔治亚南方大学副教授巴契勒（Robert K.Batchler）访问牛津大学，在鲍德林图书馆塞尔登捐赠的一批东方文献中发现了一幅古地图。这幅地图并非简单勾勒中国海岸线，而是具体标示了南中国海域的广阔空间与详细的贸易路线。这位副教授是研究17世纪美国贸易史的，他立即发现了古地图的巨大价值。在2011年举办的《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学术讨论会上，巴契勒进一步指出，这幅地图和墨卡托投影法地图不太一样，是葡萄牙和中国两个不同绘图系统的结合。《塞尔登的中国地图》由此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著名的全球史学者卜正民（TimothyBrook）通过文本与地图的对勘发现，这幅地图与中国历史学家向达1935年在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抄录回国的航海指南《两种海道指针经》（指路簿）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而那两本指路簿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职员从巴达维尔带回的，因此，这幅航海图也应是经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流入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指路簿与航海图若合符契，正可以相互发明。
这幅地图的发现，使卜正民为他的全球史“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明朝在世界中的故事”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不过，他讲述的另一个故事或许更适合本文主题。
故事发生地在地图的中心，马来半岛南端，今新加坡海峡，时间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2月25日。
先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获得荷兰政府特许垄断东方香料专卖权，且拥有与土人订立条约及宣战之权力）船长雅各布到南中国海域的南部寻找香料，当时最重要的香料港口在爪哇的万丹，但被葡萄牙人控制，他们一见到荷兰人就处死，以警告这些新来的竞争者。雅各布毫无收获，只好向西航行至马来半岛，与当地一个小国柔佛建立了关系。这个独立的政权曾向葡萄牙宣战，因而希望借助荷兰力量抵制葡萄牙，双方共同拟定了一个计划，拦截葡萄牙商船，如果不能从船上买到香料，则劫持船只并夺走香料。当时，正好“圣卡特琳娜号”经过，荷兰人炮击并最后迫使其投降（炮击力度控制得恰到好处，足以威胁船员而不至于将其击沉）。葡萄牙船员毫发无损地被带到马六甲，而船只则被荷兰人劫持到阿姆斯特丹。当然，荷兰人这次“劫掠”行径斩获颇丰。
对“圣卡特琳娜号劫持事件”，葡萄牙人提出抗议，阿姆斯特丹海事法庭进行审判。1604年9月，法庭判决支持荷兰东印度公司，认为“圣卡特琳娜号”是荷兰对葡萄牙战争中的合法战利品。根据国际法，荷兰和柔佛有权在不受第三方强制的情况下进行贸易；根据自然法，雅各布船长也有权在缺乏有效司法干预的情况下对违法者予以惩罚。
“海盗”荷兰人胜诉了。
这个故事如果放在汉语语境，本来可以到此结束，但竟然没有完结——这正是《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只能是一个西方历史学家的作品，而不可能出自中国史学家之手的原因——后续故事似乎更为精彩，也似乎只有在讲完后续部分后才算是进入本文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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