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女，汉族，1968年12月出生，中国作协会员，目前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1999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已在《收获》《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一百余万字，出版过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真相》《一面是金，一面是铜》《西门坡》《1958·陈情书》，小说集《摘豆记》《傍晚的尖叫》。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日、韩文等。

上部/出走
小公主
四万
额头上的秘密
姐姐
父亲
休学
下部/回归
公务员
面试
莫老师
苗苗
黄达教授
病人

小公主
很多年以后，我还是无法忘掉那样的黄昏，我牵着姐姐的手，跟着母亲匆匆走上长乐坪街头，献福路，解放路，珍珠路，左拐，进入两臂宽的漆家巷，到了尽头，再向右拐，侧身进入另一条更小的巷子。这条路艰辛又漫长，我们必须夹紧胳膊，缩着脑袋，躲躲闪闪，沿途绕过十几个裸露在外的水槽，三十多根晾衣竿，以及无数搁着砂锅的蜂窝煤炉子，架着搓板的洗衣盆，积满水垢的铝炊壶，反扣在墙上的穿洞的铁锅。路的尽头，是一扇紧闭的窄小木门，母亲伸出两根手指，捏住生锈的圆门环，轻叩三下，门嘎的一声开了，迎接我们的是一片黑暗，以及扑面而来的类似腌咸菜的味道。进门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头顶仅剩一线的天空，突然有种感觉，长乐坪像一颗巨大的毛板栗，我们三个像三条喜爱甜食的小虫子，正在一点一点朝里面钻。那个苍老的喉咙照例在黑暗中传来一声咳嗽，在我听来，那正是长乐坪这颗毛板栗最最深处的声音。
请注意我刚才的说法，一路上，是我牵着姐姐，而不是姐姐牵着我。
这正是母亲在黄昏时刻，拖着两个女儿匆匆外出的原因。这一年我七岁，姐姐大我一岁，正在上二年级，可有人说，她看上去更应该去幼儿园。姐姐有着洋娃娃一样的面孔，五岁以前，人见人爱，五岁以后，再也不肯长一厘米，母亲眼睁睁看着我从后面追上来，超过姐姐，径直向上蹿去，脸上一天比一天焦急，她不再带姐姐出去散步了，她不喜欢听人夸她大女儿“玲珑可爱”，也不喜欢“娇小”这个词，除了黄昏时分那扇老式木门，她不带姐姐去任何地方。
母亲不相信医院，因为那个戴眼镜的胖医生总是一脸不耐烦。“遗传变异，听说过么？概率，听说过么？暂时没有办法，只能物理治疗。”
母亲也不相信物理治疗，一位热爱双杠的体育老师告诉她，所有的田径运动都可以让人身材颀长，她平视着体育老师的眼睛，心想，他本人却是个头大肩宽的小矮墩。
母亲宁肯相信那扇隐藏在长乐坪深处的带圆环的木门，她从那间昏暗的屋子里带回一瓶瓶神秘的清水，逼着姐姐当她的面喝下去。她想起那个胖医生，模仿起他的语调来。“精神变物质，听说过么？”
然而姐姐很满意自己的身高。“排队时从来没人跟我争第一名。”姐姐喜欢站在第一名的位置，课间操，跳舞，开会，课外活动时拿着小铲子去除草，她总是奔跑在最前面。她知道奔跑比行走更能吸引人的目光，何况她的身体条件决定了她必须奔跑，否则就有可能被自己的同学淹没，更何况老师们很可能就悄悄站在玻璃窗后面，走廊的阴影下面，楼道的拐弯处。她喜欢有老师看她，即便不是她的任课老师，她也希望他们认识她，喜欢她。从学校大门到教室有两条路，一条是绿树成荫的公共通道，一条是教师办公室门口的走廊，除非是送交作业，或者有问题需要向老师陈述，学生很少去走那条教师走廊，只有姐姐例外，上学放学，她无论如何要拐个小弯，装出走错路的胆怯样子，迈着急急的碎步，吐着舌头走完整条走廊，再用几个欢快的蹦跳，结束这场模拟的冒险。
我从教室出来，径直穿过通道，在大门口气鼓鼓地等她，她朝我飞奔过来，短裙像花伞一样撑开。
裙子是姐姐特有的。母亲爱美成癖，她不想看到姐姐平庸的短腿套着更加平庸的长裤，正如她不想让人看见她胸部平坦的缺陷一样。她给姐姐设计了一系列上身短小腰部打褶的短裙，无论春秋冬夏，她让姐姐穿着同一款式的裙子。山地寒湿，母亲就给姐姐准备了一双又一双颜色鲜艳的御寒长袜，袜口缝着松紧，外侧织进可爱图案。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她把姐姐从一个平庸的典型，提拔到无人可及的高度，姐姐穿着那些裙子，配上小靴，奔跑在校园里，如同一个公主，在自家花园里捕捉蝴蝶。与之相比，我这个发育起来按部就班的妹妹，看上去却像她身边老实憨厚的粗使丫头。
也许因为她的身高，也许因为她的可爱面孔，姐姐成为长乐坪最最著名的小女孩，她的头像被放大了，挂在长乐坪照相馆的橱窗，她的四寸小照被孕妇们拿去贴在床头，她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不用打扮，原样登台，就把画着大红脸蛋黑虫子眉毛的同学们比下去。有人向母亲建议，不妨带着姐姐去一趟北京，每天在儿童艺术剧院门口走上几个来回，走上一百天，不怕她不被童星探子发现。
这个建议让母亲很愤怒，她错误地理解了人家的好意，以为人家在咒她女儿永远是个小矮子。事隔多年，当她因为一些事沉浸到坏情绪里，不无惋惜地说：“也许那时候真的应该带你去北京。”对于长乐坪来说，北京像天堂一样遥远而美丽，充满了温和而幸运的事物。
据说姐姐的身高一度影响了父母的感情，那时我们都还小，以为父母就像房子和马路一样坚固耐用。我依稀记得有段时间父亲不在家，我和姐姐挤在母亲的大床上，挤在母亲的左右两腋。母亲望着蚊帐顶说：“过了四十岁，男人就是多余的。”后来父亲又回来了，他看上去果真有点多余，母亲在饭桌上摆放碗筷，再把姐姐那张加高了不少的就餐椅从一个隐蔽的地方拖出来，常常一不小心，就把父亲那份搞忘了

汪曾祺小说奖得主姚鄂梅，痛力书写被“内卷”生活拖垮的女人们。
“出走的女人三部曲”之《真相》。撕开女性婚姻生活的真相：困倦、疲惫和几近溺亡。渴求岁月静好，生活却一地鸡毛。
他们着迷于其乐融融的假象。因为不加遮掩的透明，给人的往往是更深的疼痛。

由始至终，我的写作
离不开上海文艺出版社的
巨大支持，尤其这次，出
版社将我的新作《衣物语
》与之前出版的《真相》
《西门坡》，组合成“三
姐妹”一起推出，令我倍
受鼓舞。
这是一个宝贵的阶段
性小结，也是一次极其难
得的自省，我从中看到自
己的笔触似乎正在朝向某
个领域。如果说之前的写
作还一片混沌，没有规划
，到《衣物语》的时候，
已经算是一次清醒的靠近
了，当我还在构思它时，
我突然有了个模模糊糊的
念头，我想我也许可以招
募一支女性队伍，把各种
各样的女性都招募进来，
留下更多女性的名字，创
造更多女性形象。
《衣物语》是最日常
的故事，春曦和晏秋是小
城里两个普普通通的女孩
，逆来顺受，胸无大志，
即便如此，她们仍然能够
感受到来自日常生活的挤
压，她们无力改变更多，
只能在日常穿着上寄托自
己无伤大雅的反抗，她们
让衣服不仅仅只是衣服，
还是武器，是铠甲，日复
一日，她们爱上了布匹构
成的解压之道，爱上了颜
色与经纬搭建起来的自由
大厦。最终，这点小小的
爱好激活了她们沉睡的内
心，春曦第一个离家出走
，去往更加广阔的地方，
她戴着一条特别特别长的
围巾，她说万一哪天她在
外面活不下去了，可以拿
它来上吊。
在此之前，我一直在
零零散散写一些女人们的
故事，看着那些篇目、那
些女人的名字，有时我会
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
己像一个救生员，不停地
跳进水里，救出一个个几
近溺亡的女人。的确，我
更关注困境中的女性，似
乎只有身处困境，性别赋
予她们的特别的智慧才能
得到简洁、超常的发挥，
令她们做出种种匪夷所思
却又非如此不可的决定来
。她们中有少女，有母亲
，有旧时代过来的奶奶，
她们分属不同的层次，拥
有截然不同的生活，但在
我这里，她们都拥有一个
特质，无论生活还是情感
，她们都不是很会经营的
人，又都不甘妥协，都选
择在无法顺从又无力改变
时，毅然决然地出走他乡
，似乎只有远方才能安慰
和安顿她们，只有出走，
才能提醒和警告那些施予
她们压力的人。如果天真
是一种固定大小的实物，
造物主一定是将八成的天
真平分给了女人和小孩，
她们居然相信出走也是一
条出路，甚至是唯一的出
路。
《真相》里的“姐姐”
有一双独特的眼睛，她能
看到别人看不到、看到也
不敢说的真相，所以她被
告知，必须隐藏这一点，
努力表现得跟别人一样，
但最终还是一不留神说了
出来，导致她无力承担的
后果，只好一走了之。《
西门坡》里有一群陷入各
种困境的女人，她们藏起
自己的故事，隐姓埋名，
流落他乡，相似的经历令
她们认出彼此，她们试探
着聚集在一起，互相依靠
，建立起一个名叫西门坡
（SIMPLE的谐音）的女
性公社，她们在那里自给
自足，恍若女性的诺亚方
舟。
长篇写作一直是我又
爱又怕的马拉松，它会让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
得心不在焉，因为必须长
久地浸润在大量积攒起来
的素材中，必须把自己从
正常生活中拎出来，扔到
那个虚构的情境里。这既
是对意志的考验，也是对
虚构能力的考验，为了应
对这场强大而持久的考验
，必须充分培育自己的元
力，直到呼之欲出的程度
。对我来说，元力的绝大
部分来自小说中的人物，
当她从无到有，渐渐成形
，当她一寸一寸活了过来
，用我给她的眼睛看着我
，用我给她的嘴巴跟我说
话，我总能获得奇异的力
量。
我知道一个写作者应
该更加丰富，更加复杂，
但，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允许自己偏执一回，
我要做一个疯狂的“救生
员”，专门打捞那些危险
中的女人。
姚鄂梅
2020年3月

方兵、方圆姐妹俩和父母一起住在长乐坪小镇。聪明漂亮的姐姐方兵某天不小心撞在电线杆上，昏睡一天后醒来的她竟拥有了超能力：能从别人的额头上读出其心中所想。从此，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为提防能洞悉一切的方兵窥破秘密，母亲留了长长的刘海，父亲戴上了压低帽檐的棒球帽，一家人严禁她多嘴，但她还是闯了大祸……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魔幻，真切地表达着生活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