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高统治者到官僚队伍，再到商人和底层民众，1900年的大清上上下下都透着一股衰败相，乌云暗沉，山雨欲来。本书就1900年的大清事迹“切其一片”，一片虽薄虽小，但通过对切片的病理分析，意义却未见得轻而浅。清政府对危机的发生起了什么作用，危机产生后又是如何处理的？鸦片战争60年后，社会阶层的变化对此又有什么影响？在这场惊涛骇浪中，官员们又是如何应对的？简言之，本书将视角投射在清政府对危机的判断和管控、新的社会阶层对社会进程的影响、中高级官员对时局的判断和应对之上。

代序
1870：预演
003/\t天津教案与庚子年预演
022/\t“朝政崩坏，纲纪废弛”：晚清混混陈国瑞发迹史
1900：风云色变
033/\t己亥建储：慈禧的心态与政治逻辑
047/\t社会结构与民间文化
058/\t危机产生与管控失败
084/\t东南互保：革命隐喻？
101/\t绅商崛起
官员们
137/\t1900：大臣都是替罪羊
147/\t张之洞：总督的抉择
163/\t风口浪尖李鸿章
184/\t裕禄：憨直的直督
194/\t袁世凯：庚子动荡中的最大获益者
229/\t奕劻的重用与清王朝的命运
243/\t尾声
263/\t附录　史学家就是翻译家

◎1900年这场巨大的悲剧，惊心动魄，风云变幻，拉开了 20 世纪中国的序幕。义和团成员、中国民众、大臣官员、清政府及整个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近代中国无法忽视的一段特殊历史。
◎本书以独特的切片视角，取1900年前后一些大大小小的事件与人物，通过具体事迹、个人命运，剖析晚清政治与社会之病理：质朴民众的爱国热情被用作工具，以圣主为自己做合法性辩护的官场特色，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一再误国，臣子为“圣明天子”做替罪羊……上上个庚子年的病症依然值得认真回顾与深思。
◎著名近代史学者雷颐先生新近著作。

社会结构与民间文化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还是“反洋教”。义和团运动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但为何义和团运动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广袤的华北大地上千千万万长期逆来顺受的农民动员起来，坦对生死，上演了一出社会历史悲剧？起因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渊源何在？近百年来，中外史家对这一巨大历史事件寻根问底的努力一直坚持不懈，新说不断。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问题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众说纷纭。1987年，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推出洋洋三十万言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一书，成为“众说”中最新、解释性最强、最值得重视的一说。由于史料丰富、方法独特、观点新颖，本书荣获1987年度费正清东亚历史研究奖。
这一研究的突出之处，在于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历史事件、民间文化间复杂的关系做了深刻的分析，因此成为解释性最强的历史解读。
周锡瑞在中译本序言中说:“解释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在解释历史的变化过程。这也是本书在理论上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在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剧烈的历史变迁中，寻找到内在的合理的理论联系。” 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内发生的，而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客观条件，还限制着社会运动的发展形势。但是社会结构本身并不能作为解释重大社会历史运动爆发的原因。因为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而历史事件的爆发和演变则是动态的。作为历史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所以必须在社会结构与历史事件间“搭桥引线”。周锡瑞颇有见地地将义和团发源地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作为当地社会结构与历史事件间的桥梁和引线。即不仅要分析鲁西北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当时的国际、国内和省内政治形势，还必须分析当地的“社会精神”。作者写道:“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我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近年来西方人类学关于通俗文化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参考了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主观与客观条件等学说。”
无疑，帝国主义侵略和农民的生存危机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但为何义和团不产生于受帝国主义侵略更直接、更严重的山东半岛，不产生于曾有“大刀会”反洋教传统的鲁西南，而单单起源于鲁西北地区？为回答这一问题，作者以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状况为根据，将山东省分为几个研究单位，从自然环境的影响、经济类型的比较、兵燹之灾的后果、社会治安状况及历史上中举人数的统计等方方面面对山东半岛、鲁中地区、鲁西南和鲁西北的社会结构做了细致入微的对比分析。
他的研究表明，山东半岛与鲁中地区相对来说天灾较少，经济成分多样化，商品化程度远高于山东其他地区，因此农民“出路”较多，生活较为富裕，文化也随之发达。当地的地方士绅大都通晓儒家经典，举止行为大都符合正统，不大可能“离经叛道”。这些士绅与官府关系密切，实际上是政府与民众间的一种中介，因此每当危机出现时，他们便能自动出面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使社会不致因“权力真空”而出现大动乱。鲁西南虽比胶东、鲁中贫困，而且经济成分单一，但却比鲁西北富裕，因此地主经济发达稳固，也就足以产生维持一个有权有势的乡曲豪绅阶层。当地鸦片种植业及私盐业发达，因此历来匪患严重。为保护家业，地主便组织起“大刀会”一类强悍的武装自卫组织。由于当地地主所有制具有较强的封建性，地主和佃户间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所以地主组织“团练”或“大刀会”，他们的佃户当然也为成员。“大刀会”在地主的严密控制之中，纪律相对严明，以剿匪自卫为主，官府亦易对其进行控制。当它以抵御土匪为主时，官府便任其动作，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如违背官意而“反教”时，官府只消“惩首解从”，便可轻易将其消灭。
而鲁西北地区最为贫困，以致不能供养一个庞大的地主阶级。该地区仅有百分之十的土地出租，比率在山东最低。普遍贫穷使两极分化远没有鲁西南那样明显，能进入“上层”的士绅屈指可数，村一级领导与官府的联系也不密切。这些都使官方统治在此极其薄弱。极度贫困使许多农民长年外出打工，成为盲流，因此人口流动性较大。这是鲁西北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该地区村庄里姓氏繁多，新户移居十分普遍，这就减弱了村庄的凝聚力和排外性，有助于吸收、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