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散记》为“陈乐民作品新编”之一种，收入了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至辞世前所作读书笔记百余篇。书中论说考辨所及，自先秦至晚清，大都是作者阅读正史或笔记体杂著时随手写下的文字。
作者认为，“以史为鉴”，于为人行事，未始不当。对于作史者，则必须以“求真”为目的，弃绝功利之心、是非之念。否则，把历史实用主义化，便可能有两个后果：一是为了自证而“六经注我”，或以为可鉴者取之，无足鉴者则去之；二是为“配合”当下的举措而在史中寻找先例和根据，矫史以应时，则史将不史矣。
书中篇什多为作者研究中西文明史的边角料。这些信笔写来、收放自如的文字，短小散杂，极富韵致，颇为耐读。

陈乐民（1930—2008），国际政治与欧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前欧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欧巨变与欧洲重建》、《战后英国外交史》（主编并主要撰稿）、《西方外交思想史》（主编并主要撰稿）、《欧洲文明的进程》、《十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20世纪的欧洲》、《欧洲文明十五讲》、《莱布尼茨读本》、《徜徉集》、《启蒙札记》、《对话欧洲》等。

辑一
李卓吾论唐太宗
“史”与“论”
子顺相魏
“小骂大帮忙”引出的闲话
汉文帝的“法治论”
陆凯与陈寿
五人义
宦情与学境
古之黎軒
“大秦”辨
危素与《元史》
对历史的一种思索
读史琐记
才与德
郑庄公
鲁桓公
楚的扩张
司马迁写《五帝本纪》法
读史数则
翰林学士与辅弼之臣
隋炀帝亡国之象
主骄臣谄亡天下
逄蒙学射
狂态复萌苏世长
翁同酥与戊戌变法
晚清的改良梦
李少君若在今日
“察传”说
王荆公初心孤矣
谏诤之道与崔鷄上书
老生常谈一则
张岱论写史
从“以史为鉴”说起
乐以助思
在朝多昏昏
史学杂谈
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二则
善谀之士，可厌！
汉孝惠帝二事
“见知法”与“腹诽罪”
明仁宗“慎用刑”
岂有此理！
治史重在求真
再添一个“幸臣”如何？
晋处士戴达
汉李固
荀悦记汉末世风
“江南文化之盛基于五代”及其他
瞿兑之谈《明史》
张岱论史
以秦为界
封建与郡县
朱元璋删《孟子》
也谈“谁说得对就听谁的”
《史记》不可复作
唐明皇与杨贵妃
朱元璋“求直言”
《表微》发微
关于《一士类稿》和章太炎
辑二
坐视世界如恒沙
——谈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念
释“历史的长期合理性”
不见人间宠辱惊
—读《顾准文集》
读汪熙老《英国东印度公司》
陈衡哲和她的《西洋史》
中西史学一通人
——读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有感
读赵复三译《欧洲思想史》琐记
祈念世间友好和平
——读竹内实《中日关系之我观》
行己有耻与文明意识
——读《宫廷社会》与《文明的进程》
欧洲地位的“边缘化”
——托克维尔的启示
托克维尔：不自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革命有无可比性?
——评苏珊·邓恩的《姐妹革命》
辑三
英国外交史论要
西方文化传统与世界历史
远距离看欧洲
20世纪欧洲与19世纪欧洲之别
历史是不是“理性”的?
历史的遗产
附录 读韩浅记
关于《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韩愈与平淮蔡之役
韩愈《平淮西碑》不公正吗
关于韩愈与二王、刘、柳
韩愈和张建封
韩愈不诡随
韩愈的小女儿挐
从韩愈与欧阳修谈起
韩愈的书法
韩愈的散文
漫话韩愈治史
韩柳史辩始末
韩柳史辩始末续一
韩柳史辩始末续二
新编版后记

陈乐民先生是一位有着
丰厚学养的国际政治与欧
洲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
潜心于中西历史文化比较
的著名学者。曾任中国社
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
所所长，中国欧洲学会会
长。
陈先生1930年出生于北
京，幼习诗文书画。初中
起就读于教会学校，打下
英语基础。1953年大学毕
业后，因缘际会之下，陈
先生进入“涉外部门”，成为
一名长期驻外工作人员。
1983年，陈先生离开外事
工作，进入中国社会科学
院欧洲研究所（时为西欧
研究所），开始全职学者
生涯。1991年前后，陈先
生患上肾病。1998年病情
恶化。此后十年，全靠“血
液透析”维持生命。
用陈先生自己的话说，
他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
大学毕业以前读书；青年
和中年时期做了从事“民间
外交”的“小公务员”；进入
老年则为“学者”之事。在二
十多年的学术生命期，陈
先生不仅打通了各个人文
学科之间的藩篱，还打通
了中西与古今。
纵览数千年的中国历史
演进，亲历当世的国家磨
难，陈先生仍然坚信社会
总是在螺旋式上升，数十
年来，一直奔走在追寻“德
先生”和“赛先生”的路上。
他眼里看的是欧洲，心里
想的是中国。自20世纪90
年代中期起，陈先生便不
断思考一个问题：“西方何
以为西方，中国何以为中
国。”
陈先生博览群书，笔耕
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时
刻，仍在孜孜思索。在以“
血液透析”维持生命的十年
里，陈先生笑称自己的“有
效生命只剩下一半”，因为
每个星期有三天要去医院
做透析。但令人惊叹的是
，陈先生学术上的累累硕
果，大部分都是在这最后
十年中结出的。
三十多年来，出版陈先
生著作的出版单位多达十
数家。自2014年北京三联
书店出版“陈乐民作品”以来
，作者家属又陆续整理出
一批陈先生未曾公之于世
的遗稿（手稿）及散落于
各类刊物上的“遗珠”（十余
万字），并注意到此前所
出各种作品集在分辑、选
篇、编排顺序以及编校质
量等方面，尚有一些不够
理想之处。
2018年陈乐民先生辞世
十周年之际，我社有意推
出“陈乐民作品新编”，陈先
生家属欣然应允并给予充
分配合。其实，早在1988
年，陈乐民先生的第一部
学术著作《“欧洲观念”的历
史哲学》即是交由我社出
版。陈先生与东方出版社
，自有一种因缘在。
我社此次推出的“陈乐民
作品新编”，是在充分参考
此前陈先生各种著作版本
的基础上，广泛辑佚、重
新编次、细加考订、认真
校勘的结果。当然，北京
三联书店的开拓之功，是
无论如何绕不过的，在此
不敢掠美。
陈乐民先生是“一身跨两
代”之人，既是“旧知识分子
”的最后一代，又是“新知识
分子”的第一代。在他们这
代人身上，无论是新旧冲
突还是新旧调适，都表现
得非常“典型”。因此，“阅
读陈乐民”在某种程度上就
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
命运与思想，阅读他们一
直想要厘清的新与旧、传
统与现代在时代大潮中的
纠葛与缠绕。
21世纪的第一个庚子年
，诚为多事之秋。在此特
殊时期推出陈先生作品新
编，感慨良多。
谨以此集，作为对陈乐
民先生九十周年诞辰的一
种纪念。
东方出版社
2020年9月

本书是著名欧洲学专家陈乐民先生的一部“集外集”。陈乐民先生一生为学，笔耕不辍，除了为世人留下了很多重要而经典的专著，而且创作了数量颇丰的体裁不一、篇幅各异的文章。全书收入文章大体上属于历史考证、读史札记、生活随笔、说书谈艺这些范围，还有一组大约作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研究韩愈的专题札记。作为一位研究西方政治和历史的学者，陈乐民先生在倡导吸收西方文化精髓的同时，一直对中国文化怀有深深的敬畏和眷恋之情。本书对于了解作者的晚年思想和治学极具价值。

庚子年，疫情年。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
也使很多该做的事情做不
成。2018年先父陈乐民先
生去世十周年时，东方出
版社决定出版“陈乐民作品
新编”。编纂过程中疫情暴
发，地球人轮流禁足，许
多行业按下了暂停键，出
版行业也不例外。禁足期
间我甚至觉得过问编辑工
作是否还在继续，文集是
否还能顺利出版都是不合
时宜的。所以，当陈卓先
生6月底忽然与我联系，告
知编辑工作已接近尾声时
，我竟有些惊喜。
父亲离世后，我打开他
自己整理的文件档案，走
进他的笔墨世界，整理出
版他没来得及发表的文稿
。父亲的文档在助手的帮
助下整理得很清晰，所以
他去世后短短一年半的时
间里就出版了《启蒙札记
》《对话欧洲》《一脉文
心》（三联书店)和《给没
有收信人的信》(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0年北京
画院举办了“一脉文心——
陈乐民的书画世界”书画展
；2014年三联书店出版了“
陈乐民作品”；2018年浙江
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书画集
《士风悠长》，同年浙江
美术馆又举办了“士风悠长
——陈乐民文心画事”书画
展。
这一切令人欣慰，但我
总有些难言的怅惘、失落
，甚至虚无。因为无论是
作家还是学者，最高兴的
事情是看到自己的作品问
世，看到自己的著作有人
阅读、自己的字画有人欣
赏，能与读者特别是青年
读者分享、交流自己的思
想。然而我父亲没能看到
一年内自己四本书的问世
，以及之后文集的出版，
也没能看到自己的两次书
画展。所以，听大家回忆
他的人生、分析他的思想
或欣赏他的书画时，我只
是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
深感若作者缺席，则一切
皆无意义。
时间还是多少拉开了我
和父亲之间的距离，使我
得以理性地看待他——不仅
是作为我父亲，而是特定
环境中的一位学者，一个
人。2018年，因为要整理
出版他的作品新编、再版
书画集、整理要捐赠的手
稿，我从不同角度深入他
的文章、笔记、书信、日
记、手稿、字画里，透过
这些文字，我得以重新发
现他，冷静地审视、描述
这位学者。
说他学贯中西绝不为过
，他的学术领域涉及国际
关系、中国历史、欧洲历
史、中西哲学、中西交通
史、中西文明比较，他写
学术著作，也写杂文。我
才疏学浅，论及哪个领域
都有班门弄斧之嫌。我只
想谈谈从他的文字里我看
到了一个怎样的人，以及
他作为一个有社会关怀的
学者留下的遗憾。
父亲的座右铭是“以出世
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他
关注社会，愤世嫉俗，心
系启蒙，希望写出的东西
多少有益于推动中国社会
的进步。他的读书、思考
、写作与功名利禄无关，
与谏言、智库无涉，因此
耐得住寂寞，常常只问耕
耘，不问收获，享受的是
阅读、思考、书写、绘画
的过程，而非结果，真正
进入了“我思故我在”的境界
。
父亲思考很多问题，写
下来，却不急于发表，甚
至没想去发表。他留下了
几百幅笔墨却没想过示人
，这是他自己的一片小田
地，是修身养性的“静心斋”
，那些长幅和整本娟秀的
小楷文钞，透着静和净。
这时的他就像打坐的高僧
，与世隔绝，物我两忘，
脱离了世事纷扰。
退休以后，父亲没有行
政事务羁绊，没有课题压
力，彻底解放了自己，可
他却为尿毒症所苦，透析
长达十年之久，每周只有
一半的时间可以工作。我
想，正是这种出世的精神
使他得以把平和豁达的心
态与激越的头脑风暴结合
在一起，有效地利用了极
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他的
大部分作品竟然是这十年
写就的。
父亲越来越注重提出问
题，而不是给出答案；更
在意先让自己明白，而不
是刻意说服别人。看他的
笔记和日记，困惑、质疑
、反思、自我审视远远多
于给出结论。有人说他的
文章读起来温润内敛，不
那么锋芒毕露、咄咄逼人
。我想，这不仅是一种文
风，更是一种希望与读者
平起平坐探讨问题的态度
。很多问题他没有机会讨
论，也没有时间找到答案
。他说他很寂寞，这种寂
寞不完全是无人对话，更
是精神上的。所幸他又很
享受这种寂寞。
……
高楼需要坚实的地基。
父亲的国学和西学底子深
厚，夯实了相当坚固的地
基，可惜没有时间把楼盖
到他期待的高度。他年近
半百才有机会进入学术研
究领域。不要说如果他二
三十岁就能开始学术研究
，哪怕他晚走五到十年，
也会到达一座新的学术高
峰。虽然相对于他可以利
用的有效时间来说他已算
是多产，但由于他与很多
同时代知识分子一样，不
得不将大把的年华洒在曲
折的道路上，他没能成为
他所崇拜的民国学术前辈
那样著作等身的学者。尽
管他潇洒地说“休怨时光不
予我，来年可是纵漫天”，
但对于他这样一个有如此
深厚中西文化根基的人本
可以达到的高度而言，不
能不说留下了太多遗憾。
且不说还有多少“欲说还休”
。
父亲是乐观的悲观主义
者，或者说是悲观的乐观
主义者。他在日记里沮丧
地说，他写的这些东西似
乎没有多少价值，就像棉
花掉在地上一样静默无声
。但是他又像很多中国知
识分子一样，以为社会总
是在螺旋

有人说陈乐民这样“集中
西绅士于一身”的人已成绝
响，这恐怕不是言过其实
的说法。在如今浮躁的社
会环境下，愿做“精神贵族”
的人已经很少；按现在的
教育状况和发展趋势，将
来能否出现集中西文化于
一身的绅士，也很难说。
六十多年前，我和乐民因
诗文书画结缘；六十多年
后，世事沧桑，造化弄人
，想起乐民，不胜唏嘘。
——蔡鸿滨

李卓吾论唐太宗
李卓吾基本上是肯定唐太宗的，《史纲评要》屡赞为“圣主”。然而李卓吾也不讳言唐太宗的毛病，每每一语中的，其例不鲜见。
贞观二年（628），畿内有蝗，太宗入苑中掇数枚，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遂吞之。这动作本身的确够虚伪的，使人要吐。卓吾于此批道：“沽名。”
李世民这类“沽名”的事还有。同年白鹊构巢于寝殿之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太宗说：“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对这类“小动作”，卓吾说：“也不必。”
贞观六年（632）冬，以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太宗对叔达说：“卿武德中有谠言，故以此官相报。”于此，卓吾批曰：“一团私心。”
贞观七年（633），太宗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奏七德、九功舞。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见七德舞辄俯首不视；见九功舞则谛观之。卓吾批道：“装腔！可厌！”按：“七德舞”原为“秦王破阵乐”，太宗称帝后于贞观七年改此名。所谓“七德”，即《左传》所谓“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九功舞”，原名“庆善乐”，贞观时改此名。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既贵，宴宫中，奏“庆善乐”。“九功”者指《虞书》所谓“六府三事允治”。“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意思是指统治者（王和大夫们）应该关注的事。贞观九年（635），以萧瑀为特进，参与政事。太宗说：“武德季年，高祖有废立之心而未定，我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斯人也，不可以利诱，不可以死胁，真社稷臣也。”因赐瑀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这是说太宗封官赐诗，都是为了报答萧瑀在关键时刻支持了李世民。于是卓吾批曰：“都是私心。”
贞观十三年（639），魏徵上书言事，凡十言，批评太宗不像当初那样“克终”了。太宗深加奖叹，令人挂在屏幛上，抄复本存于史馆；此外，还赏赐魏徵黄金十斤、厩马十匹。卓吾批：“好个魏徵；若太宗，到底有沽名之念在。”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卿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褚说：“史官书人君言动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太宗说：“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耶?”褚答：“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这是一则很有名的故事，卓吾看到了李世民的内心深处，批曰：“太宗好名之心，逗漏于此矣。”
同年，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何也?”房说：“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太宗说：“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房玄龄于是与许敬宗一起删去了《实录》中有关李渊、李世民的部分交上去。太宗发现诛杀建成、元吉的事，“语多微隐”，便对房玄龄说：“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矣。史官何讳焉？今可削去浮辞，直书其事。”太宗说得通达，只怪房玄龄顾虑太多。然而卓吾还是看破了太宗的内心活动，批曰：“若无周公、季友在前，决要删去矣。好名者之心固如此。”
贞观二十年（646）十二月，太宗谓长孙无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以为乐，在朕翻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欢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也。”卓吾说：“未必真！”
摘此数段已见卓吾之犀利和率真。卓吾对李世民的总评是：“读史至唐文皇，亦觉心开目明，其从谏处虽出好名，正所谓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也，不犹胜于愎谏者耶！”
1981年2月4日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