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辉，1984年生，河南洛阳人。南京大学法学博士（硕博连读），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兼任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广告协会法律咨询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市场规制法。在《法学研究》《法商研究》《法学家》《法律科学》《法制与社会发展》《现代法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或摘录10余篇。主持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2012年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各1项。
获教育部首届博士生学术新人奖、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等多项奖励。

导论
一、问题提出
二、研究意义
三、既有文献梳理
四、本书的分析框架
五、本书的研究思路
六、本书可能的创新
七、本书的基本结构
第一章 社会性规制及其备选路径
第一节 社会性规制的对象
一、外部性
二、内部性
三、社会性规制的具体领域
第二节 两种备选的规制路径
一、行政规制路径
二、司法控制路径
第三节 中国的问题与现状
一、历史上的中国：弱市场与强政府格局
二、改革开放后的问题与行政管制传统
三、规制路径探索：两种路径并行使用
第二章 两种路径的原理与实施工具
第一节 两种路径的研究范围限定
一、两种路径的涵盖范围
二、本书研究范围的限定
三、如何处理两种混合体制
第二节 行政规制的原理与实施工具
一、行政规制的作用原理
二、行政规制工具系谱概览
第三节 司法控制路径的作用原理
一、公共风险行为的“需求定理”
二、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效率标准
三、选择最佳的民事责任规则
四、选择最佳的损害赔偿数额
第四节 私人诉讼作为实施工具
一、工具主义视角下的私人诉讼
二、规制目标引导下的实体法改造
三、规制目标引导下的程序法改造
第三章 两种路径的实施效果考察
第一节 两种路径的最佳实施条件
一、行政规制路径的最佳实施条件
二、司法控制路径的最佳实施条件
三、理想条件下的最佳规制效果
第二节 行政规制路径的实施效果
一、行政规制权的配置及其影响
二、行政机关对执法人员的有限控制
三、行政规制中的信息难题
四、行政执法人员的能力与选择
五、被规制者的对策行为
六、小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第三节 司法控制路径的实施效果
一、私人诉讼的启动障碍
二、原告个人最大化之取向及其影响
三、事故成本的“定价”难题
四、不可验证性与举证困难的影响
五、法官的政策判断能力及其影响
六、不确定的行为预期及其影响
七、执行难对规制效果的影响
八、小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第四章 两种不完善路径之间的选择
第一节 路径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
一、用更低的成本建设更安全的社会
二、在比较基础上作出选择
第二节 两种路径的实施成本比较
一、信息获取成本之比较
二、技术性问题的应对能力之比较
三、规制者的机会主义倾向之比较
四、个案判断上的灵活性之比较
五、时间维度上的政策判断之比较
六、事前与事后规制之比较
七、其他相关问题上的比较
第三节 两种不完善路径之间的选择
一、两种路径的综合比较
二、两种不完善路径之间的次优选择
三、两种路径的比较优势与匹配领域
第四节 特定领域的不完全匹配现象
一、食品安全规制领域的匹配性验证
二、环境规制领域的匹配性验证
三、交通事故领域的匹配性验证
四、小结：不完全匹配现象与两难困境
第五章 合作规制与“第三条道路”
第一节 比较分析的新发现
一、事后威慑不足与事前预防之互补
二、揭露违法行为的信息优势之互补
三、技术性问题的应对能力之互补
四、个案判断上的灵活性之互补
五、时间维度上的政策判断能力之互补
六、规制者的机会主义之互补
第二节 优势互补与合作规制
一、优势互补的理论意义
二、合作规制的可行性
三、合作规制的基本框架
第三节 两种路径的全面合作与接轨
一、事后威慑不足与合作规制
二、信息揭露优势与合作规制
三、技术性优势与合作规制
四、个案判断的灵活性优势与合作规制
五、时间维度上的政策判断优势与合作规制
六、机会主义倾向与合作规制
第四节 “第三条道路”与规制模式的转型
一、“第三条道路”的提出
二、“第三条道路”与合作规制的关系
三、合作规制在中国的深化与转型
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本书共分为五章，其核心内容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性的内容，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两章介绍了社会性规制的对象、目标、备选路径以及两种路径的作用原理和实施工具，这些内容为路径选择理论的构建限定了一个范围，同时也划定了路径选择理论的适用范围。第二部分是关于路径选择理论的构建，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本部分比较了行政规制与司法控制的优缺点，并以成本—收益分析的视角，初步构建了路径选择理论。

社会性规制是相对于经济性规制而言的，其三大核心议题包括环境、健康和安全规制。规制性立法的设计一方面需要通过成本-收益权衡，选择社会最优的规制标准；另一方面还必须决定由谁（行政还是司法）来实施该标准。对此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形成了社会性规制的两条路径——行政规制和司法控制。二者的作用原理和实施工具虽然迥异，但却立足于共同的规制目标，这为路径选择奠定了基础。在实施层面上，两条规制路径的实施成本就像物理世界的摩擦力一样，严重阻碍了实际规制效果。在此情境下，规制路径的选择，取决于谁能“以更低的成本建设更安全的社会”？但比较研究发现，两条路径分别在不同方面具有各自相对优势。这同时也意味着，没有谁在特定规制领域中具有绝对优势。所谓的路径选择，只能是两种不完善事物间的“次优选择”。但令人欣慰的是，两条规制路径又具有优势互补性的特点，这为路径选择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合作规制。中国法顺应潮流，选择了合作规制模式，但合作性制度安排有待扩展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