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的是自秦汉帝国崩溃后，经过三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形成隋唐帝国的过程，从贵族社会的角度观察了汉末至隋唐五百年间动荡的历史沧桑，探讨了他们为重新统一进行了怎样的努力、产生了怎样的精神文化，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形态的转变。本书内容充实通俗，生动地描绘了中国中世社会的形成。

谷川道雄（1925—2013），日本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是继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后日本研究魏晋隋唐史的第三代领军人物。著有《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等。

序章 隋唐帝国与东亚
中日两个世界的相遇
第一章 古代世界的解体
一　汉朝世界帝国的破裂
二　东汉政权的腐朽
三　从政治斗争到内乱
第二章 迈向新时代的探索
一　新的生活集团
二　批判礼教主义的潮流
三　魏晋政权与贵族制
第三章 胡汉分立的世界
一　内战再起
二　五胡的国家构造
三　北魏称霸华北
第四章 贵族与国家
一　汉化政策
二　江南王朝的命运
三　超俗的世界
第五章 中国重新统一的道路
一　北魏末年的动乱
二　府兵制国家
三　征服江南
第六章 隋唐文化的世界
一　隋唐国家的支柱
二　隋唐文化的基调
三　东亚世界的形成
四　唐朝世界帝国的破裂
终章 世界帝国与贵族社会
中国史的第二阶段
学术文库版后记
年表
出版后记

序章　隋唐帝国与东亚
中日两个世界的相遇
7世纪前期，正当日本
大步迈向统一国家之际，
中国大陆处于隋唐王朝的
时代。无论圣德太子的施
政，还是大化改新，都试
图通过引进隋唐的文物和
制度，从而实现日本的国
家统一。必须承认，这一
时期中日两个世界的关系
极为密切，甚至更确切地
说，如果没有中国文明，
也就不会有日本统一国家
的形成。因此，谈及日本
古代国家的形成时，隋唐
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无论
如何不可回避的话题。不
仅如此，在民族国家黎明
期受到的强烈影响，对塑
造今后的日本社会也起到
了决定性的作用。
顺着这一思路，日本统
一国家的形成与隋唐国家
的建立几乎同时，其间的
意义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
的挖掘。在这两个世界“相
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
样的历史奥秘呢？
面对这一疑问，我们可
以从中国世界的角度提出
两个问题：第一，隋唐帝
国的出现在中国史的发展
中具有怎样的意义；第二
，日本统一国家的形成对
于中国世界而言又有怎样
的历史意义。这两个问题
的交汇点，就是能够发现“
相遇”意义的地方。
内藤湖南的时代分期理
论
在解答这一问题的过程
中，内藤湖南（1866—
1934）的时代分期理论极
具启发性。他的《中国上
古史》（《内藤湖南全集
第十卷》，筑摩书房）是
大正十年（1921）前后在
京都大学的讲义，书的开
头就写道：“余所谓东洋史
者，乃中国文化发展之历
史。”也就是说，湖南将东
洋史的范畴设定为中国文
化的发展史，其地理范围
以帕米尔、青藏高原为中
心向四方展开，除去印度
、中亚、西伯利亚三处，
剩下的地方就是所谓的东
亚。湖南认为，这一区域
的文化基本没有受到来自
外部的影响，就如同一棵
根深叶茂的大树，依靠自
身的文化力量形成了一部
有机而连续的历史。湖南
将东洋史看作一部世界史
，那么这部世界史又是在
怎样的逻辑下发展演进的
呢？
湖南认为，首先中国内
部产生的文化具有朝着四
周辐射的运动方向。其次
，这一辐射促进了四方“蛮
夷”的文化自觉，从而对中
国内部发生反作用。这一
作用与反作用不断较量的
结果，就生成了文化层面
上的时代特色。
具体而言，东洋史依据
时代特色可以划分为“上古”
“中世”“近世前期”和“近世
后期”四个时期。所谓“上古
”，是从文明开幕到东汉中
期的时代，也就是中国文
化形成并向周边辐射的时
代。然而，这样的文化对
外发展到东汉后期至西晋
时期一度中断，这就意味
着东洋史从“上古”向第二阶
段“中世”过渡。“中世”是指
五胡十六国到唐代中期，
周边民族的势力波及中国
内部，也就是反作用的时
代。这一潮流的顶点，就
是唐末五代的混乱期。关
于第三、第四阶段的“近世
前期”和“近世后期”，该书
没有做任何的说明，不过
从湖南的其他著述来看，
那恐怕是前两个阶段中作
用和反作用相互统合的时
代。从周边民族来说，这
是征服王朝的时代；从汉
族的角度而言，则是复古
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代。
对于湖南的上述时代分
期理论，一直以来都受到
很多批评，相关的评论在
战后变得更加活跃，本书
中只能省略了。不过，湖
南的独特构想有其颇具启
发性的地方，那就是将中
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理解
为以中国社会为中心的东
亚世界史的发展。中国史
不是孤立的汉族的历史，
周边民族的发展也是其密
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中国
社会的内部发展必然波及
周边民族的世界，而后者
的民族发展也会对中国社
会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本书的课题
如果这样的观点可以成
立，隋唐帝国就是中国历
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中
国历史在创造秦汉帝国这
一最初的高峰后达到了极
限，继而发生方向上的转
变，其在第二阶段的发展
方向上达到的顶点就是隋
唐帝国。生成第二方向的
重要契机，就是中国周边
民族的勃兴，即第一阶段
国家的形成。中国第二阶
段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周边
世界第一阶段统一国家的
形成，就这样被时代的线
索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
是当时历史的两个侧面。
这样看来，隋唐帝国和
古代日本的“相遇”绝非偶然
。正文中将会提到，隋唐
帝国形成的第一步是在公
元3世纪迈出的，那正是日
本出现最初的古代国家形
态—邪马台国的时代。7世
纪后期，唐朝、奈良朝日
本、统一新罗三足鼎立，
真正可以称作东亚世界的
历史世界就是在此刻形成
的。
这是所谓隋唐世界帝国
中的重要一环，那么将这
些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历史
线索究竟是什么呢？本书
的课题正在此处，只不过
是在中国史的框架内加以
考察。中国社会曾因秦汉
帝国的解体而面临分崩离
析的命运，随后又以隋唐
帝国的形式重新得以统一
，是什么样的原理引导了
这一系列的进程？阐明这
一问题，将成为思考东亚
世界形成意义的重要线索
。

作为一本写给一般读者的通俗小书，本书的视角虽然比较天然地集中于政治史，但并非单纯探讨王朝的更替，而是试图将历史的走向作为从皇帝、官僚、贵族、军团，到胡汉下层民众乃至外部东亚世界等广阔群体的复合结果，作者的目光也常常注视着在史书中常被作为一个整体、一笔带过的民众。在他看来，“没有民众的积极作用，隋唐帝国便不可能出现”。

谷川道雄先生是日本著
名的汉学家，在20世纪70
年代，他曾提出了“豪族共
同体”理论，一石激起千层
浪，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
六朝隋唐史研究，直到今
天也是各种讨论的对话基
础。谷川道雄本人也成为
京都学派自内藤湖南、宫
崎市定以来第三代的代表
学者，是当代中古史研究
最重要的旗帜性人物之一
。
谷川道雄在大学时代立
志于唐代史研究，当时日
本刚经历了战败，战后的
中国史学界正亟待重新认
识中国历史，在关于中国
历史时代分期的激烈争论
中，对隋唐属于古代还是
中世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
，谷川道雄本来也受到这
些思潮的影响，但他逐渐
对学术界和自己的研究产
生了不满，经历了苦恼的
反思后，他认为应首先思
考“隋唐帝国到底是什么”的
问题，于是将研究对象上
溯至六朝时期，希望追根
求源地探索唐朝的“形成，
，过程。他的研究并不套
用欧洲历史发展模式，特
意从生产方式出发考察经
济关系，而是将关注点放
在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身
上。强烈关注民众的动向
、关心民众在政治发展过
程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这可以说是谷川道雄史
学风格最为突出的特点。
作为一本写给一般读者
的通俗小书，本书的视角
虽然比较天然地集中于政
治史，但并非单纯探讨王
朝的更替，而是试图将历
史的走向作为从皇帝、官
僚、贵族、军团，到胡汉
下层民众乃至外部东亚世
界等广阔群体的复合结果
，作者的目光也常常注视
着在史书中常被作为一个
整体、一笔带过的民众。
在他看来，“没有民众的积
极作用，隋唐帝国便不可
能出现”。

正如遭受过挫折或败北
的人心不可能重回昔日的
纯真一样2世纪以后的中国
社会并不是过去世界的简
单继续。人们必须怀疑曾
经相信的东西，凝视眼前
现象背后的奥秘。只有这
样，才能在已经解体的世
界废墟中生存下去。
超越的精神孕育了新的
无私的伦理，创造了独立
文化的各个领域。以这样
的精神世界为核心、彼此
相互依存的民众生活共同
体，才是重新统舍现实世
界的活性化细胞。
——谷川道雄

序章　隋唐帝国与东亚
中日两个世界的相遇
7世纪前期，正当日本大步迈向统一国家之际，中国大陆处于隋唐王朝的时代。无论圣德太子的施政，还是大化改新，都试图通过引进隋唐的文物和制度，从而实现日本的国家统一。必须承认，这一时期中日两个世界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更确切地说，如果没有中国文明，也就不会有日本统一国家的形成。因此，谈及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时，隋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不可回避的话题。不仅如此，在民族国家黎明期受到的强烈影响，对塑造今后的日本社会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顺着这一思路，日本统一国家的形成与隋唐国家的建立几乎同时，其间的意义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在这两个世界“相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奥秘呢？
面对这一疑问，我们可以从中国世界的角度提出两个问题：第一，隋唐帝国的出现在中国史的发展中具有怎样的意义；第二，日本统一国家的形成对于中国世界而言又有怎样的历史意义。这两个问题的交汇点，就是能够发现“相遇”意义的地方。
内藤湖南的时代分期理论
在解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内藤湖南（1866—1934）的时代分期理论极具启发性。他的《中国上古史》（《内藤湖南全集 第十卷》，筑摩书房）是大正十年（1921）前后在京都大学的讲义，书的开头就写道：“余所谓东洋史者，乃中国文化发展之历史。”也就是说，湖南将东洋史的范畴设定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其地理范围以帕米尔、青藏高原为中心向四方展开，除去印度、中亚、西伯利亚三处，剩下的地方就是所谓的东亚。湖南认为，这一区域的文化基本没有受到来自外部的影响，就如同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依靠自身的文化力量形成了一部有机而连续的历史。湖南将东洋史看作一部世界史，那么这部世界史又是在怎样的逻辑下发展演进的呢？
湖南认为，首先中国内部产生的文化具有朝着四周辐射的运动方向。其次，这一辐射促进了四方“蛮夷”的文化自觉，从而对中国内部发生反作用。这一作用与反作用不断较量的结果，就生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时代特色。
具体而言，东洋史依据时代特色可以划分为“上古”“中世”“近世前期”和“近世后期”四个时期。所谓“上古”，是从文明开幕到东汉中期的时代，也就是中国文化形成并向周边辐射的时代。然而，这样的文化对外发展到东汉后期至西晋时期一度中断，这就意味着东洋史从“上古”向第二阶段“中世”过渡。“中世”是指五胡十六国到唐代中期，周边民族的势力波及中国内部，也就是反作用的时代。这一潮流的顶点，就是唐末五代的混乱期。关于第三、第四阶段的“近世前期”和“近世后期”，该书没有做任何的说明，不过从湖南的其他著述来看，那恐怕是前两个阶段中作用和反作用相互统合的时代。从周边民族来说，这是征服王朝的时代；从汉族的角度而言，则是复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代。
对于湖南的上述时代分期理论，一直以来都受到很多批评，相关的评论在战后变得更加活跃，本书中只能省略了。不过，湖南的独特构想有其颇具启发性的地方，那就是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理解为以中国社会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史的发展。中国史不是孤立的汉族的历史，周边民族的发展也是其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的内部发展必然波及周边民族的世界，而后者的民族发展也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本书的课题
如果这样的观点可以成立，隋唐帝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中国历史在创造秦汉帝国这一最初的高峰后达到了极限，继而发生方向上的转变，其在第二阶段的发展方向上达到的顶点就是隋唐帝国。生成第二方向的重要契机，就是中国周边民族的勃兴，即第一阶段国家的形成。中国第二阶段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周边世界第一阶段统一国家的形成，就这样被时代的线索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当时历史的两个侧面。
这样看来，隋唐帝国和古代日本的“相遇”绝非偶然。正文中将会提到，隋唐帝国形成的第一步是在公元3世纪迈出的，那正是日本出现最初的古代国家形态—邪马台国的时代。7世纪后期，唐朝、奈良朝日本、统一新罗三足鼎立，真正可以称作东亚世界的历史世界就是在此刻形成的。
这是所谓隋唐世界帝国中的重要一环，那么将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线索究竟是什么呢？本书的课题正在此处，只不过是在中国史的框架内加以考察。中国社会曾因秦汉帝国的解体而面临分崩离析的命运，随后又以隋唐帝国的形式重新得以统一，是什么样的原理引导了这一系列的进程？阐明这一问题，将成为思考东亚世界形成意义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