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8年7月17日晚至7月18日晚期间，沙皇尼古拉斯二世一家于叶卡捷琳堡为契卡突击队员所杀。君主政治的最大恶梦早已为起义、阴谋与暗杀所注定，并最终成为现实。在作者生动而严谨的讲述中，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罗曼诺夫王朝政治上的持续失败是如何加速了革命进程，以致陷于绝境的末代沙皇再也无力回天。

道洛什·久尔吉：东欧史领域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位自由作家和历史学家。1995年，他被授予沙米索奖。2010年，他荣获欧洲莱比锡图书奖。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加冕——一场落败的结业典
第三章
对日之战
第四章
独自面对革命
第五章
王朝亦或家庭——一个希腊式的悲剧
第六章
一段危险的友谊——战事前夕
第七章
沙皇家庭的日常——与关键人物一起
第八章
七月危机中的沙皇
第九章
一筹莫展的战争统帅
第十章
覆灭
第十一章
公民罗曼诺夫的悲剧
注释
参考文献
人名及译名对照表

作者为东欧史领域权威专家，长期聚焦于东欧历史文化研究，被称为“最能代表欧洲精神历史的中欧人”。
本书虽是历史著作，但绝不枯燥，该书的描述细腻生动，分析透彻，把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个人成长经历、性格特质与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联系在一起，如同讲故事般娓娓道来。

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多年历史的统治, 其间的历任沙皇以及此王朝的最终灭亡已经毫无疑问在很多作品中被所反复刻画——无论是古典历史巨著还是街头廉价的通俗读物。自从电影艺术发明以来，更是有数不胜数的无声及有声电影加入此列，从高雅的文艺片到拙劣的大制作，这些相关描述使其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直至今日，仍然有创作者在文学、艺术乃至手工艺品的想象里对此进行刻画，尤其是对王朝最后一任统治者—尼古拉二世(Zar Nikolaj II)以及他的妻子—黑森-达姆斯塔特公国女大公亚历山德拉(Alexandra)命运的描述。然而，这些作品却并不完全涉及到对其近亲与其部分忠仆的残忍谋杀。最终，这个统治家族65名成员里的18位被布尔什维克统治者所杀害，46名被迫流亡。我们仅仅了解其中的一位大公，他成功地逃离监狱并离开了这个国家：由于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ig)写给列宁(Lenin)的解救信，加夫里尔·康斯坦丁诺维奇(Gavriil Konstantinowitsch)被成功释放, 同时还被允许享受世界知名作家的待遇，直至他远走芬兰。
那些沙皇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于1918年7月16日至17日的夜间在叶卡捷琳堡所经历的一切，直到今天仍在俄罗斯历史回忆中充满争议。一方面，苏联的出版业试图为此罪行辩白，在《血腥的尼古拉》一书中将其描述成一个毒辣的形象并视其为一切罪恶之源，同时隐瞒及忌讳书写大屠杀中的其他重要情况。1而另一方面, 在那些流亡文学作品里却趋同性地断定, 罗曼诺夫家族的悲惨结局正好反过来证明了其家族的圣洁品德。西方作者们更是努力对这位“君权神授”的俄罗斯最后一任统治者的生平进行一个公允的分析，但原始资料的匮乏使这一工作困难重重。尽管海军上将高尔察克（Kolschak）在攻占叶卡捷琳堡后所任命的预审法官索科洛夫（Sokolow）所出具的厚厚卷宗以及时代见证者的回忆可以弥补某些空缺，但是由于这些说法的片面性导致了很多关键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其中就包含诸如对布尔什维克总部决策机制的疑问。即使1991年苏联档案解密之后，这些问题也一如既往未能阐释清楚。
在普京（Putin）统治的俄罗斯，凭借强大宗教掩护所驱动的把被谋杀的沙皇作为“殉教者”的封圣行为，不仅受到了我这个不可知论者的怀疑, 同时也引发了我对其他内幕的疑思。首先，罗曼诺夫夫妇作为实际上的反犹太者，甚至在叶卡捷琳堡时仍在《锡安长老会纪要》中寻获精神食粮，将犹太人与耶稣基督相提并论，就我而言这种观点是不可信的。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定义“殉教者”？对我而言，成为殉教者意味着需要有比代表“君权神授”的统治更有说服力的说辞，遑论沙皇夫妇对在其统治覆灭的事情上并非完全没有责任的。如果一定要被定义为殉教者，那么政治上的其他无辜者如宫女、厨师、御医以及其他人—这些自愿参与沙皇统治命运的人—也必须计算在内。如果作案者出于不同的原因没有阻止的话，那么家庭教师吉利亚尔(Gilliard)或者吉布斯(Gibbs)、帮厨洛尼加?雷德勒夫(Ljona Lednew)或者是宫廷女侍维鲁波娃(Wyrubowa)也会成为他们所效忠对象的殉教者。无辜的牺牲者还包括了沙皇家族的五个孩子。所有叶卡捷琳堡的死难者都是牺牲者，而自从沙皇夫妇被捕以来，他们的死难甚至具备了双重意义：无需再作为公众人物出现以及不再接受任何法律审判并承担法律责任。
一个时代被埋葬，
没有挽歌在墓碑上回响，
荨麻与蓟草
将会把这座山丘点妆。
暮光里的掘墓者
工作得熟练而匆忙
上帝啊，这静寂在增长
人们可听见时间的流淌
——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chmatowa）
沙俄帝国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凭借击破拿破仑和成立“神圣同盟”达到了其霸权统治的顶峰。自1789年起，当时的“法兰西威胁”使所有“君权神授”的君主们陷入恐慌之中，波拿巴王朝任何一位统治者的复位都被严令禁止。而在1815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Zar Nikolaj I)则被视为对抗这一威胁的欧洲拯救者。尽管起草封建复辟“永久和平”的精神领袖是奥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侯爵（Fürst Metternich），但俄国的军事力量才为这种历史倒退运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当然，这也证明了神圣同盟的不稳定性。一方面是非基督教的奥斯曼帝国仍旧被排除在外，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大不列颠认为它无需维系在这个大陆联盟中。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