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民国时期的大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公学等京、沪两地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校园文化，及其与上海经济、民国政治、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互动关系，叙述了民国都会学院精英在政治、学术的交互拉力中虽取得国际化，但在国内环境中却无所适从、渐人颓唐的艰难过程，是作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上海都市文化史领域研究多年的一部力作。

叶文心，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后赴美深造，1984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2000年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该校历史系讲座教授暨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社会史、上海都市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英文著作有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1990)、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1996)、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in the Making of Modem China(2007)等。

写在书前
导言
第一章 语文与学识
一、中国高校中英语的使用
二、翻译与写作：文化优先性问题
三、内地的英语教学
四、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国学
五、北京以外的国文教学
六、雅文化与朴学的严谨
七、解读国学家：文化、民族与考证
八、清华大学1933年国文入学考试公案
第二章 圣约翰大学与上海资产阶级文化
一、上海：社会景观
二、上海：文化环境
三、圣约翰大学的成立：宗教的还是世俗的？
四、英语压倒汉语：“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
五、圣约翰大学的社会成分
六、“团队精神”：上海资产阶级的文化风格
七、民族主义的挑战
第三章 从地方士绅书院到中产阶级大学
一、交通大学与技术官僚精英的崛起
二、工科学校中国学的地位
三、上海的本国私立大学之起源
四、中国公学和私立学校的商业化
五、复旦公学
六、南京与高等教育的政治气候
七、知识分子圈的政治
八、对抗南京：中产阶级学校和自由主义政治
九、中产阶级大学的两难困境
第四章 上海大学和革命理想
一、上海大学：神话与现实
二、激进大学的诞生
三、大革命前革命实践活动的经费筹措
四、连接教室与街头
五、对学问的激进批评
六、革命的学业规划
七、通俗社会主义及其激进追随者
八、事后追忆与历史过程的比较
九、暴力的结局
第五章 党化教育
一、自由放任、欣欣向荣：国民党统治前的上海
二、控制和调配：国民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
三、党化和中山大学模式
四、党化和政府对大学的渗透
五、南京与省城文化
第六章 大学生活之代价
一、大萧条后的失业及大学生缺乏就业能力
二、学杂费
三、缴费和收费
四、文凭工厂
五、作为文化和政治问题的生活风格
六、封闭校园中有规律的生活：燕京与清华
七、受监护：上海私立大学的学生生活
八、体育运动
九、北京大学和穿着中式长袍的穷学者
十、长袍、西装和制服
十一、各种形象的并置
第七章 “异乡”：后五四时期的校园思潮
一、绝望的深渊：文学视角
二、幻灭与孤独的阶级性：一场争论
三、渴望爱情：巴金的《灭亡》
四、绝望感的剪影：两种观点
五、道德共同体的缺失
六、处在无情的宇宙中：大学生的人生观
七、忧郁美学的复兴
八、反传统主义
九、不幸福的家庭
十、逃入爱和科学
十一、自我和社会的对立
十二、自我、社会、技术和近代化：国民党的解决方案
十三、公与私的融合：革命者的观点
十四、审美主义的道德观
十五、最终的悲剧
注释
文献缩略语
参考文献
专业术语
索引
译后记

本书的英文本写成于
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美
建交不久，学术交流活动
正在起步，档案的咨询开
发还处在形成阶段。有关
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在西
方的学术领域中尚属萌芽
，以文化社会作为主要关
注点的中国史研究，尤属
新创的举动。
二十多年以来，中美
学术交流的大环境有了许
多发展。民国文化史的触
角也大有伸张。这部专著
，如果写在今天，想必在
档案材料方面可以大大丰
富一番，访谈以及实地调
查材料部分也可以多多深
入，下笔的时候想必就会
更为谨慎，论述的时候构
思的格局也就得作一些必
要的简约。
知识社会学里有一种
说法，就是专业论著往往
随着知识纯度的上升，会
出现一种跟现实的关联递
减的现象。这本着眼于民
国时期的小书在20世纪80
年代的环境里，跟中国社
会现实的关联恐怕十分少
。但是曾几何时，峰回路
转，现实社会不少眼前的
议题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
回响，仿佛空谷足音，几
十年前后起伏共鸣。这是
想不到的古今观想。
本书原著是以英文写
作中国题材，在英语的知
识语境中，许多在汉语语
境中不成问题的问题需要
附加解释，许多汉语读者
众人皆知的人物、事件需
要多加注释。这是用西文
写作时需要多加赘语的地
方。但是从另一方面看，
在西方学院中书写中国，
若干欧美社会科学文化诠
释的普通理论与概念就无
须多加着墨。若干西方中
国学领域中已经建构成的
论述也正是本书原作立论
辩驳的起点。这是西文汉
学著作在文本传承体系之
内相互援引辩证的地方。
在今天，把一本中国
题材的英文著述译为中文
，在翻译上就不得不考量
一些由于英汉知识语境相
互差异所产生的表述问题
。百余年前严复就曾经反
复踟蹰，考量译事之难，
认为如果要求信、达、雅
兼具，三者之间也就得作
某些取舍与平衡。
本译文不敢号称能够
追随得上严先生的标准。
但是在原作者的主导之下
，译本在文字上并不追求
与英文原本作一字一句的
对应，这是因为我们认为
文本的一一对应在跨文字
的翻译过程中未必是充分
表意的最有效方式。读者
也许会发现，对英文原本
从简之处译本有时多加一
笔注释，对英文原本多作
赘语之处译本有时宁取简
约。这并不代表译者的专
业水平不足，而代表在译
述过程中从语境着眼，作
了若干有关表述方式的斟
酌与取舍。
本书的翻译，北京大
学的欧阳哲生教授从开始
便不断关心，投注了许多
心力与劳动。如果没有他
的坚持，这部译作恐怕不
可能完成。
今天在本译著即将付
印之际，我愿意借这个机
会，向欧阳老师和他的学
生们表达最深挚的谢意。
叶文心
2012年4月

本书的英文本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有关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在西方的学术领域中尚属萌芽，以文化社会作为主要关注点的中国史研究，尤属新创的举动。
作者把民国时期的各个高等学府看做各自具有相当内在逻辑组合的机制，进行详细研究。

本译作是我的博士生
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期间合作的一项成果。各
人承担的翻译工作，具体
分工为：第一章（胡少诚
）、第二章（谢慧译成后
，潘惠祥又做了校订）、
第三章（黄丽安）、第四
、五章（冯夏根）、第六
章（田嵩燕）、第七章（
陈友良）。他（她）们是
在自己繁重的课业之余应
我之请从事这项工作，译
完后有些疑难人名或问题
又请教叶文心教授和她的
助理帮助解决并对译文加
以修订。考虑到中、英文
读者语境的不同，叶教授
在修订译文时，对译文的
某些部分做了小修改，以
适应中文读者阅读。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君
闻讯后，慨然接受这一译
作的出版。对于叶教授的
悉心帮助和谭君的热情安
排，我们深表感谢！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
百周年，海内外学术界同
人为此举行了各种各样的
纪念活动和出版了大批相
关研究著作、历史文献。
本译作的出版，也算是我
们为这一盛大的纪念活动
奉献的一份礼物。译作如
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欢迎
学界同人批评指正。
欧阳哲生
2011年9月13日于海淀
蓝旗营

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
经济变革深刻的时代。这
一变革，起源于科举制度
在1905年的废除。大学培
养的新型知识精英从此和
国家官僚体制断了钩。大
学里讲授的专业知识和国
家政党所着意灌注的意识
形态也断了钩。在这文化
、社会和政治关系彻底重
组的背景下，在1919年到
1937年间，北京、上海和
南京的高等院校跟主政者
的关系产生了分疏。
——叶文心

第一章 语文与学识
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怀疑他们的世界并非那么自给自足。此时的清王朝在英国人和法国人手里遭遇了一连串军事失利和外交溃败。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到中日甲午战争（1894），清廷经历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最终耗尽理学秩序的政治智慧，开始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结合的全面改革的必要性。虽然在王朝衰落时期由于西方的到来而释放出的社会和文化动力仍有待学术探究，但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世纪中，清王朝政治历史的大致轮廓却并不让人陌生。同样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在政治改革进程中保守派所发起的对抗。第一个由清政府筹办的西文、西学机构是同文馆。同文馆在1862年创办之初就遭到了以倭仁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倭仁是蒙古人，理学卫道士，曾先后担任帝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和六部之中几个部门的尚书。倭仁认为，在朝廷官方机构中不适合教授西方蛮夷之学，这些机构应当把重点集中到“正心诚意”的礼义圣学上来。西学中关于天文学和数学的知识对于“立国之道”为益甚微。再者，立国之道首要还是在于“义理人心”。当一批“才能兼备的学者”在清廷的引导下“趋附蛮夷”之际，倭仁对于他们彻底改变治学之道做出了大声疾呼和严词反对。不过那个呼声在1871年冬天一个冰封的早晨终于沉寂了，这一天，倭仁坠马断腿，同年6月8日他死于腿伤并发症。 尽管保守派反对，传统教育体系仍然开始发生结构性变革。随着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地方上开始了零星的试验。摧枯拉朽式的改革始于1905年9月2日，那天清廷下令立即永久性废止科举考试，这一存在了千余年的基本制度曾引领知识精英步入仕途，为那些精通儒家经史的士人带来社会地位。这个制度就此终结。同年，新成立的学部在北京颁布了将全国地方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的政令。地方资源被纳入新式教育。在许多乡村，民间自发、主动地建起了小学，除了教授传统经史课程以外，还教授自然科学、数学、体育和西方音乐等课程。
世纪之交中国近代学校体系的创立使外语和西学纳入了中国教育课程的主流。在此之前，英语和中文，科学和经史是在不同的机构被分别教授的。随着近代学校的兴办，两类学术课程结合起来并入了同一个教育体系。外语和西方学科被正式纳入学校课程，改变了教育大纲的结构。大背景的改变重新界定了中文科目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而反过来教育体系中的新成分也有助于重新定义中国新一代知识精英的社会倾向与属性。
一、中国高校中英语的使用
随着外语和西学被纳入学校的主流课程，这些课程迅速吸引了大量学生的注意。这一趋势始于大都市和省城，而后扩展到小城镇。相较于中小学．这种倾向在大学及专门学校中更为显著。在20世纪20、30年代，除了汉语言及文、史、哲课程以外，几乎所有的大学科目——理科、工科、医科、商科、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都极其依赖英文教科书和参考书。
一些评论家尖锐地指出，由于高等院校中学生的年度预算大多用于购买进口书籍，以至于这些费用成为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向西方“朝贡”的一种形式。尽管有人批判，大学教室里除了国文课，多半的理工财经课程的阅读材料、考试和课堂作业普遍用的都是英文。许多中国教授在西方受过学术训练，他们回国后全盘传播从西方习得的知识。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美国的影响不仅主导了整个学科，而且美国的慈善事业——特别是洛克菲勒基金——实际上支配了中国各主要社会科学院系的研究取向。其中天津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北平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都接受其资助。两校的研究取向也传承自西方。
大学如此，中学也明确强调使用英语，与此伴随的是全盘接受西化的风气，这一风气成为主要城市精英教育机构的显著标志，这些通都大邑的中学能使其毕业生在大学人学考试的角逐中胜出。城市里的著名中学跟那些处于穷乡僻壤、风气闭塞的地方城镇学校在风格上迥然有别。比如私立南开中学，它是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内的20世纪中国政坛上许多领导人的母校。南开中学的学生需要学习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对数、微积分、化学和世界地理，这些课程用中文教授，但主要使用的是英语教科书和英语术语。尽管学生中很少有人能够熟练地用英语来表达，但他们大都借助英语词典来设法掌握这些学科。无独有偶，在南洋中学、上海南洋公学（1927年后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初中部，学生们阅读的工程学和自然科学的读物也都是英文的。许多学科对学生们构成学习上的挑战，往往不是因为数学难懂，而是因为英语难懂。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在他们的中学课程里最具挑战性的课程是西方文明史和文化地理学。其难处不在于阅读材料的晦涩，而在于掌握这些科目很大程度上得依赖相当强的外语能力。
既然民国时期的学业成绩如此严重地依赖外语的使用熟练程度，老师和家长对外语的重视程度就可想而知。意味深长的是，甚至连极少说外语的国民党的忠实信徒也强调外语的重要性。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