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1941年生，1959-1963就读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矿治系；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院士，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我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有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行政区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擅长政区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近代新闻史、以及文化语言学、语言接触史的研究。

中国文化之于世界遗产
奥斯维辛只能震撼有良知的人
海啸发生在月圆之时
天行有常，无需敬畏自然
鼓浪屿大幅度提高收费门槛超越国情
谁来鼓励不愿学而优则CEO的学子？
高招名额分配应抑强扶弱
不必为文化人被冷落而鸣不平
鼓浪屿景点暂停收费的改革体现民意推动
高校职称需制定新评定标准
地域歧视是思想上的不正确
别让方言挟文化随风而逝
今后我们还要不要乘国航的班机?
给国人与外宾同样的方便
培养博士在质不在量
事实准确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
真正结束二战阴影尚需努力
保持地名的历史连续性与严肃性
法制远比信访更重要
105次罚单：我们不需要无原则的同情
慈善捐款是一种精神上的义务
县委书记的胆量为何这么大
要认真严肃对待我国公民偷渡问题
通识教育要从中学开始
汉语热缘于文化热是一种误读
评审人与评审意见可以随便泄露吗?
简体字表能否微调？
重测珠峰的最大意义在于求真
不要强制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自然科学基金委推卸得了责任吗？
考察精神远比考察成果更重要
村镇出名以后，保护还是开发?
电子游戏猛于虎
韩国端午祭申遗成功理应祝贺
想起珍贵文献被毁就心痛
有比钟祥汉江大桥更离奇的事吗?
救救中文
对于电影，我在等待第三天
医院不是商业机构，医生不是商人
一流高校应招收中国学的学位留学生
惩治高校腐败要有更可靠的监督
博导是职称吗？
“天地君亲”莫再唱
惊闻保护费
应该建立人文科学水平评定机制
似乎又出错了拳头
学术著作应以《谢辞》为开端
中国暂时不要诺奖也无妨
为何用人单位要对博士学历查三代
有教养比有知识更难
群众创造“粉丝”
“手机国学”无非是个商机
学术创新殊非易易
文化变迁无关个人情感
过度旅游是一种灾害
行星的定义今后就不会再变了吗?
德国周末允许一张火车票乘五人的启示
学校男女生比例问题应引起充分重视
中国大学教育到底成功与否
看国家社科基金中标课题名单

中国文化之于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大会就要在苏州召开了。国人都很关心中国近年来对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但许多人也很纳闷，为什么以中国这样的五千年文明古国，以中国这样的万里锦绣河山，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的竟只有区区29处，远少于西班牙与意大利，比法国也只多一处而已。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一是我们宣传力度不够，尚未让世人了解我们有许多古迹遗存是够得上世界遗产水准的；二是许多遗产被我们自己破坏掉了，已经不够作为人类遗产的资格；三是我们不知道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有不少很好的文化遗产，而且他们对遗产的保护工作远比我们做得好。
我们过去对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都重视不够，既不重视保护工作也不重视宣传工作。遗产的要点在遗字而不在产字。产是容易制造出来的，我们每天都在制造许多动产、不动产与其他各种产权。但是遗产是今天制造不出来的，文化遗产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资源，自然遗产是不受人类生产生活所破坏的相对处于原生状态的资源，这些遗产如果破坏掉了，就再也不能再生了，能再生的就不是遗产。这个道理只有让大家都知道，才能对保护遗产起到有力的作用。现在北京在重建永定门，但建得再好，再金碧辉煌，它也已经不是原来的永定门了，这种建筑是注定申请不到遗产登记的。国外也有这样的例子，当年的东德就把位于东柏林的德国皇宫给拆毁了，许多人觉得十分遗憾。有些人提议再建，但更多的人反对，因为再建就是假古董了，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
有的人同时又另有一种困惑，中国人一直是留恋过去、迷信传统、喜好古董的民族，何以我们竞保存不住先人的遗泽？这种困惑其实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我在《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一文中曾说，中国文化以表层文化的变化来维持深层文化的不变。“从物质文化说，中国人的衣食住行还有哪一样是不变的？早在赵武灵王时已经胡服骑射了，早在汉灵帝时已经流行胡饭胡床了。席地而坐到东洋去了，我们现在只会胡坐；峨冠博带早成陈迹，我们反倒以为长袍马褂自古以来便是国服。即使在政治制度方面，我们又何尝落在人后？在亚洲，我们是最早打落皇冠的，比谁变得都快。……比较深层的宗教领域，中国人也不在乎，来了佛教信佛教，来了基督信基督。”
所以中国人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实是最赶时髦的民族，最喜新厌旧的民族。许多人在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与社会发展发生矛盾时，很自然地就会舍遗产而图发展。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规划北京城市建设时，就有两种指导思想，一是以北京为工业城市（据说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将来这里望出去都是一片烟囱），一是以天安门为城市中心来发展北京。结果是城墙全部拆掉，牌楼一个不剩。的确，为了实现上述两种思路，不这样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北京这样的文化古都建成工业城市（或者将工业建到北京边远的郊县去），或者在旧城之外另建一个新城，我们不就可以保留一整个完好的世界文化遗产吗？不但北京，如洛阳，如苏州，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近20年来，这种对文化遗产的忽视情况更加严重，浙江定海县为了建设新式楼房与街道，竟把大片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建筑拆毁，就是一件震动全国的新闻。如果说这是发生在偏远海隅的事，那么北京城里为了拓宽马路而把在近代历史上有特别意义的广肇公所拆掉，又有什么道理可讲呢？发生这样的事情只能证明不重视文物古迹——有时这些古迹就是潜在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现象在我国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的。
当然也有做得好的例子，例如广州市在市中心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南越国宫苑遗址，就立即采取措施，将原计划的项目易地再建，宁可为此花去两亿多元以偿还损失。至于发达国家，在保护文物古迹与文化遗产方面的努力当然更值得我们借鉴。如丹麦的煤气管道线路在计划时已经根据已知文化遗迹进行设计，施工中还要根据新发现的遗迹而不断进行调整，确保长达2000公里的管线不致破坏任何文化遗迹。
在对待文物遗迹时，我们有时还有造假售假的毛病，一座并不古老的庙宇，常要说它建于数百上千年前，其实那个年代也许只是传闻中的始建年代；在八达岭长城，导游会告诉旅游者说这是两千年前的秦始皇修造的。我们还喜欢制造层累的历史，不但把现存的一切事物说得越老越好，而且把时间说得越准确越好。上海的龙华古寺起先说是三国时始建，后来说始建于三国赤乌年间，再后来就说是赤乌三年始建了。生在前面的古人不知道的事，生在后面的今人倒比他们还清楚。长此以往，有人就要不相信我们申请遗产登记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我们的世界遗产名单肯定有加长的可能性，但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其中有一项就是要让人相信我们所申请的确实是真遗产而不是假古董。
我们过去因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已经毁坏了不少文物古迹，如果说这是因为在发展起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缺点，那么在国力已经有所增强的今天，我们再不能重蹈过去的错误。我们一定要将保护文化遗产当成是一件要务，当成是一件与国家颜面有关的大事。

《天行有常》所收作品均是周振鹤教授对社会现实的深度思考，饱含人文关怀。此类评论性文字在作者的作品中较为少见，是其社会文化观的集中体现，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本书记录某个历史年代某报纸的责任心与作者脱开自己专业掺入社会的短暂样态。

新文化运动已经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来我们可有什么
进步？好像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
祖传丸散、秘制膏丹统统都捡回来了。儒学这个名头比一
百年前更加红火得意，已经等同于国学了。而本来连国学
这个词都是舶来的，这是弱国为了在世界上争学术地位而
制造出来的非学术性的名称，并非一种专门的学问，而竟
然在百年之后有人要为其争取一级学科的地位。儒家学说
并非全无是处，譬如荀子就肯正视人性之恶，不愿像孟子
那样一味说人性如何的善。正视恶的存在是为了改恶从
善，性善论发展过头，就让人以为自己即使做了坏事也是
从好意出发，以至不能改恶从善。西洋人有罪感，日本人
有耻感，而中国人只有优越的善感，是以对任何事情都不
担负责任——因为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呀。其实未必，中国
人即使做了好事，有许多也只是为了图个好报，而不是因
为这件事我必须做。
十多年前，曹保印奉职于《新京报》，来上海约稿，
希望开一专栏，针砭时弊。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方向。我
也写过一些小随笔，但都与学术有些关系，纯粹的时评从
未写过，只能是试试。结果这一试就是近一年，写了数十
篇。就事论事，并无大发明。这些时过境迁的文字还有结
集的必要吗？去年一个会议上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的一番
话，让我觉得结集还是有点意义的。还在鼓浪屿申遗以
前，厦门市政府为了改善岛上的环境，限制过多人员的进
入，计划收取上岛费，即连厦门人去鼓浪屿也要一体征
收。其时舆论哗然，最有力最直白的反对意见莫过于：连
走亲戚也必须缴费吗？但反对无效。我当时不知怎么知道
了这个消息，就写了一篇小文表示不同意见，情知同样会
无效。没有料到，一周以后，原定收费的时间到了，却不
收了。陈支平一直认为是我那篇《新京报》的小文章起了
作用，但我想那可能只是最后的那根稻草吧。
虽然未必是那篇文章起了作用，但其他文章有点小影
响还是的确的。比如说，我曾写了一篇小文章分析为什么
用人单位要看应聘者的第一学历，因为高考比招收硕士生
与博士生的考试更加公平，高考分数好表明该人的学习素
质好。结果有人认为我歧视非重点高校的毕业生，还揭露
我第一学历也并不佳的背景。其实我是在解释别人这样做
的原因，至于这样做的利弊我并没有去作分析，因为已经
超出题义。而我第一学历不好倒不是因为我自己不争气，
而是1958年反右运动结束以后，凡是右派分子的子女，考
得再好也不可能进入一流高校的。而且说到底，那年的招
生跟考试分数就毫无关系，只是根据各中学报上来的建议
名单，或录取或不录取，或录取重点院校，或录取一般院
校，或录取机密专业，或录取一般专业。这种情况不但今
天的青年听了会如同天方夜谭，即在当时我们自己也完全
蒙在鼓里。有人对我这篇文章有意见，说明还是起了作用
的，也是这些小文字值得结集的原因吧。
但一说到结集，总要标上发表的时间吧，否则没有意
义了。但其时的《新京报》是城市报纸，上海竟无公共图
书馆订阅，即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查起来也极不方便。正在
一筹莫展之时，刘耿竟然从网上一个渠道几乎全部都查到
了，责编又设法补齐全部。于是现在应该感谢上海人民出
版社了，因他们肯浪费有限的资源出这本书，记录某个历
史年代某报纸的责任心与作者脱开自己专业掺入社会的短
暂样态。书名是从《荀子》的一句话“天行有常，不为尧
存，不为桀亡”中节取的，无有其他深意。
2019年11月

《天行有常》是周振鹤教授在《新京报》等报刊专栏上发表的时评类短文汇集，内容涉及文化、教育、法制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虽然所叙之事已是过去十多年，但所揭示的现象，所表达的观点仍有很强的时效性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