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狱档》一书，本是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资料集，在1931年至1934年间陆续推出了九辑，深受读书界欢迎，后来不大容易看到了。由此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86年推出了影印本的《清代文字狱档》，平装上下两册，将先前陆续面世的九辑完全收入。但原本及影印本《清代文字狱档》繁体字竖排，无标点，读起来不大方便。有鉴于此，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07年重新推出经过增补的标点排印本《清代文字狱档》，精装一册。该本中除原先九辑的全部内容之外，增加了一个“补辑”。后又推出了《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精装一厚册。此本中“增”的方面是新加入了清代文字狱档案二十起，列于“补辑”之末；“订”的方面是改正了上一版中若干编校讹误，并且又重编了书末的乾隆朝各案编年索引。先后推出三种版本的《清代文字狱档》，编辑含量一次比一次更多，学术水平一次比一次更高，真所谓精益求精，与时俱进。

上海书店出版社是古籍文献整理出版领城的一家专业出版社，特别是在史料文献、经典要籍、笔记史料、地方史志、民国名著名刊重印及明清方志等六大门类的整理出版方面，形成出版品牌，代表性成果如《道藏》《藏要》《民国丛书》《清代史料丛刊》《清代文字狱档》《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等，都在海内外学人与读者间享有盛誉。

本书系在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刊印之《清代文字狱档》的基础上充实内容、校读整理、并加新式标点而成。全书共分十辑，据清朝军机处档案、朱批奏折、雍乾实录及其他出处，依专题分别辑录清代前期近七十宗文字狱的原始文献，举凡立案经过、审讯供录、结案文件，以及办案过程中的上谕朱批、枢垣廷寄、督抚奏折，一应俱全，为今人研究清代思想文化史以及政治、司法、教育、出版等各种相关专题，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所谓增订本就是在2007年原版的基础上，又从新公布的清代档案史料和《清高宗实录》中辑得“戴名世《南山集》案”、“张毅编造书词案”等文字狱共20案，按本书原有体例加以整理，分别增入十辑；同时对原版的若干编校讹误加以订正。

第一辑

谢济世著书案 乾隆六年九月至七年正月

王肇基献诗案 乾隆十六年八月至九月

丁文彬逆词案 乾隆十八年六月至九月

刘震宇《治平新策》案 乾隆十八年十月至十二月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乾隆二十年二月至十月

第二辑

刘裕后《大江滂》书案 乾隆二十年五月至六月

程 《秋水诗钞》案 乾隆二十年九月至十一月

陈案兆著书案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蔡显《闲渔闲闲录》案 乾隆三十二年五月至六月

齐召南跋齐周华《天台山游记》案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至三十三年十月

李绂诗文案 编入前案

李浩背卖孔明碑记图案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至十二月

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 乾隆三址九年十月至四十年三月

第三辑

澹归和尚《遍行堂集》案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至十二月

严私拟奏折请立正宫案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至八月

王尔扬撰李范墓志称皇考察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

袁继咸《六柳堂集》案 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至九月

龙凤祥《麝香山印存》案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至四十四年正月

贺世盛《笃国策》案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

第四辑

刘翱《供状》案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至七月

黎大本私刻《资孝集》案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至七月

陶煊张灿同辑《国朝诗的》案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至四十四年正月

李辚《虬峰集》案 乾隆四十四年正月

陈希圣诬告邓谚收藏禁书案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

昔榆私刻其祖父黄廷桂奏疏案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至四十五年三月

智天豹编造本朝万年书案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至五月

石卓槐《芥圃诗钞》案 乾隆四十四年十月拿四十五年五月

祝廷诤《续三字经》案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至四十五年八月

艾家鉴试卷内书写条陈案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至十一月

第五辑

魏塾妄批江统《徙戎论》案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

戴移孝《碧落后人诗》案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至九月

吴英拦舆献策案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

刘遴宗谱案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

吴碧峰刊刻《孝经对问》及《体孝录》案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至四十七年正月

叶廷推《海澄县志》案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至四十七年二月

程明诬代作寿文案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至四十七年五月

卓长龄等《忆鸣诗集》案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至七月

第六辑

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至四十八年十二月

第七辑

柴世进投递词帖案 乾隆三十三年正月至二月

李超海《武生立品集》案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至五月

安能敬试卷诗案 乾隆三十四年六月

王殉遣兄投递字帖案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至十一月

陆显仁《格物广义》案 乾隆四十年二月至五月

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案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

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案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至四十四年五月

王大蕃撰寄奏疏书信案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至四十八年十一月

梁三川《奇冤录》案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

焦禄谤帖案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至闰五月

高治清《沧浪乡志》案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

方国泰收藏《涛浣亭诗集》案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至五月

回民海富润携带回字经及汉字书五种案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至六月

戴如煌《秋鹤近草》案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

楼绳等呈首《河山氏谕家言》暨《巢穴图略》案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

第八辑

杨淮震投献《霹雳神策》案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至二十一年正月

朱思藻《吊时》案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

林志功捏造诸葛碑文案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

阎大镛《俣俣集》案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至八月

余腾蛟诗词案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至十一月

李雍和潜递呈词案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至十二月

王寂元投词案 乾隆二十六年十月至十二月

徐鼎试卷书有平缅表文案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

王道定《汗漫游草》案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至十二月

乔廷英李一互讦诗句悖逆案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至三月

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至四月

第九辑

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 雍正六年九月至十三年十二月

补辑

徐述夔《一柱楼诗》案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至十二月

王锡侯《字贯》案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至四十三年

正月

王沅《爱竹轩诗》案 乾隆四十四年五月至七月

戎英献书案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

伪孙嘉淦奏稿案 乾隆十六年七月至十八年正月

戴名世《南山集》案 康熙五十年十月至五十一年四月

查嗣庭案 雍正四年四月至五年四月

唐孙镐揭帖案 雍正八年二月

范世杰呈词案 雍正年十一月至九年六月

李冠春献策被诛案 乾隆十九年十一月至二十年正月

彭家屏私藏禁书案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至十月

沈大章造刻逆书案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至九月

湖南省传抄谣词案 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至三十四年八月

秦功德案 乾隆四十年十月至十一月

刘峨刷卖《圣讳实录》案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至四十四年四月

冯王孙《五经简咏》案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至五月

沈大绶《介寿辞》、《硕果录》案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至七月

查办戏剧违碍字句案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至四十六年五月

王仲儒《西斋集》案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至四十六年三月

吴文世《云氏草》案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至三月

书词狂悖比照大逆缘坐人犯清单

编年索引

乾隆十三年间文彬剿袭陈言，伪著《文武记》、《太公传》等书，于乾隆十四年三月内值江苏抚臣庄有恭任该省学政，文彬将所著书三册于松江府城呈献，当将书收去并无回复，嗣于乾隆十五年文彬捏称天命，又将其书名为《洪范春秋》，增益抽换，并将书中六十章后“丁子日”挖补为“天子、王帝日”等字，又捏已故衍圣公曾许其二女为配，传以尧舜之道，于前衍圣公臣孔广綮故后即自以为承其统绪，即位为王，国号大夏，年号天元，擅加封赠，并封其兄丁文耀为夏文公、族叔丁左白封为太宰等官，复捏写寄与孔氏书稿，称其为岳母、妻室，书词悖谬狂逆，毫无影响。又于乾隆十六年伪造宪书三本，又照写三本，开列年号，并自画铸钱样式，实复属狂妄大逆，无可置喙。诘其因何来禀，捏称因困苦之极，欲将书籍交与衍圣公传位与他等语，于五月内措费出门，并手写逆书二部，一送衍圣公、一欲呈庄巡抚，因抚臣庄有恭先经公出，遂一并带至曲阜，途中雇倩河南人田应隆代挑行李，至公宅求见不得，亲书来历送人，经衍圣公臣孔昭焕取书查阅，见有大逆语言，随经拿获，将人书一并发县札报到臣，经臣亲审，据吐供词皆属悖逆乖舛、怪诞虚诬，严加刑讯，混以上命搪抵，坚无别供。诘其如何起意及主谋余党姓名，连日研讯，坚称并无其人，亦无造给伪札等项情事。查该犯所作悖逆诸事已据一一供认，而所著逆书又经令其当堂默写核对无讹，是其罪案已为明确。查丁文彬建号称王，擅加封赠，伪造宪书、钱式，又敢肆为逆语，目无国法，诚属罪大恶极，难容稍缓刑诛。查律载谋反大逆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丁文彬应照谋反大逆律即行凌迟处死，伊兄丁文耀，侄丁士麟、丁士贤，及族叔丁左白，是否同谋知情，并丁文彬家内有无藏有别项逆书，此外有无逆党，并看过逆书之王姓、蔡姓、徐旭初等，臣已讯明年貌、住址，饬委兖沂曹道张潮、兖镇右营游击富勒和驰往江南松江府并浙江绍兴等府率同该地方官严行搜捕查拿，解东另行审拟具奏。至苏州抚臣庄有恭前在学政任内所收丁文彬书籍，应请敕下该抚查明进呈。其丁文彬途中雇挑行李之田应隆讯不知情，应即行省释。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一书，本是八十年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资料集，在1931年至1934年间陆续推出了九辑，深受读书界欢迎。1934年鲁迅先生作著名的学术随笔《隔膜》一文，就是对其中第八辑所收之《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的分析，在该文中鲁迅还说：“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

这九辑《清代文字狱档》后来也不大容易看到了，要找全就更难。正是有鉴于此，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86年5月推出了影印本的《清代文字狱档》，平装上下两册，将先前已陆续面世的九辑完全收入，一共包括清代文字狱档案六十五起；当初印了3000部，数量好像也不算少了，而一举售罄。

原本及影印本《清代文字狱档》繁体字竖排，无标点，读起来不大方便；有关方面后来又陆续公布了若干文字狱的档案，因为相当分散，找起来也不容易；正是有鉴于此，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07年6月重新推出经过增补的标点排印本《清代文字狱档》，精装一册。该本中除原先九辑的全部内容之外，增加了一个“补辑”，内收五份档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王锡侯〈字贯〉案》、《王沅〈爱竹轩诗〉案》、《戎英献书案》和《伪孙嘉淦奏稿案》。同时又做了深入的编辑加工，其中包括：其一，订正原本及影印本中的错字。按原本《编辑略例》的第六条说：“军机处存档系当时移录之副本，字句每有讹夺，兹为慎重起见，姑仍其旧，不擅加改订，遇有虫蚀残缺之处则以□符代之。”凡此等处排印本均尽可能地加以校正订补，其《出版说明》中有一条道：“凡在整理中发现的讹夺字句，将改补的字加［］随注其后。”这样既尊重底本，未尝妄改，同时又后来居上，更为负责。其二，将原件根据内容略加分段，全部加上通用的标点符号，读起来更为疏朗流畅。其三，将原来各辑的目录加以修订整理，逐一标明日期，置于全书之首；案内各件的顺序偶有调整，完全按时间先后排列。其四，书末安排了一份乾隆朝有关各案的《编年索引》，以便读者检索。这样用起来就更为方便了。我读此本后曾作一书评（《读新版标点整理本〈清代文字狱档〉》，《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9期），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就书中校勘和标点的可疑之处提出了一些商榷的意见，供编者和读者参考。

最近更高兴地看到，上海书店出版社又于2011年1月推出了《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精装一厚册。此本中“增”的方面是新加入了清代文字狱档案二十起（其中康熙朝一起，雍正朝三起，乾隆朝十六起），列于“补辑”之末，全书由957页增加到1151页——资料被集中起来之后，自能产生巨大的聚变能量；“订”的方面是改正了上一版中若干编校讹误，并且又重编了书末的乾隆朝各案编年索引。

在二十五年间先后推出三种版本的《清代文字狱档》，编辑含量一次比一次更多，学术水平一次比一次更高，真所谓精益求精，与时俱进。在粗制滥造的垃圾书层出不穷的今天，这种负责任的精神和水平，实在令人感佩。

二

文字狱古已有之，清代尤甚，研究清代文字狱一向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早一点的有清史大师孟森先生，晚一点的有散文名家黄裳先生，都有丰富的成果。近年来出版的周宗奇先生的《清代文字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内容尤为丰富，而且深入浅出。不过分析文字狱的文章，大约仍以鲁迅先生的《隔膜》、《买〈小学大全〉记》以及《病后杂谈》等篇给人印象最深。这不仅因为他思想最深刻、文字最高明，也因为他本人就生活在文字狱仍然盛行的时代，他骨头很硬，不为所动，却能洞察幽微。鲁迅为文时利用的资料，固然有相关的禁书，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提供的档案也非常之重要。

《清代文字狱档》内容丰富多彩，从中可以看出很多奥妙，读出很多趣味。

例如第九辑中的《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涉及雍正朝的一件惊天大案。雍正皇帝本人狠抓这个案子，不仅要求一网打尽全部人犯，而且亲自撰文反驳对他本人以及清王朝的攻击；其时现行案犯曾静、张熙等作了彻底交代，其记录稿及有关文件在雍正直接指导下编为《大义觉迷录》，刻印成书，颁行全国，要求全体知识分子必读。更出人意外的是，雍正下令将曾静、张熙释放，派往各地宣讲自己的滔天大罪，歌颂今上的德政；早已死去的主犯吕留良被戮尸枭首，但其著作被作为反面教材留存，以供批判之用。这些莫测高深的举措显得很大度，富于启发性。《大义觉迷录》一书经过深度加工，而其原始材料全在《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档案中，把这两份材料放在一起来读，深感意味悠长，发人深思。雍正驾崩以后，新上台的乾隆皇帝迅即重新逮捕曾静、张熙，凌迟处死，又将《大义觉迷录》一书彻底禁毁。至于他为什么不照先前已有的方针办，尤其值得深思和研究。又如第二辑中的蔡显《闲渔闲闲录》案，此案是发生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留下来的档案篇幅也最少，而读起来却让人惊心动魄。

当年三月，华亭县（原属江苏，今为上海市松江区）有位七十一岁的老举人蔡显（字笠夫，号闲渔），把自己的杂著编印成一部《闲渔闲闲录》，分送学生和友人。这无非是老来不甘寂寞罢了，本可以算是盛世的点缀；不料当地有人“投贴无名字帖欲行公举”；蔡老先生很不服气，遂于五月初九带了一部《闲渔闲闲录》到府里去“呈首”，主动交出著作请求审查，以便消弭诽谤。不料松江府知府钟光豫审查以后认为“书内所载多有不法之语”，于是逐层上报给江苏巡抚明德和两江总督高晋，两位高官更目光敏锐地查出“其中诡诈悖逆语句甚多”，于是立即采取严厉措施，将蔡显“提解到省，并于该犯家中搜查不法书籍，并究明有无党羽，及其家属逐一押解来省”（《高晋等奏查蔡显呈首审拟折》），参与校字的门生、写序的朋友也都一并抓来。五月二十一日，由高晋领衔明德同署，将有关情况写成奏章呈报给乾隆皇帝本人。那时将“不法”著作上报的时候，要用浮签标明有问题的字句和段落，指出是什么问题，其时的术语谓之“粘签”——这就是给加上批判性的按语，供上级官员以至皇帝本人过目。高晋将《闲渔闲闲录》以及批判材料一道恭呈上去，请予批示；竟很快被乾隆一棍子打了下来，六月初五的上谕严厉地指出：“蔡显身系举人，辄敢造作书词恣行怨诽，情罪重大，实为天理国法所难容，但阅原书内签出各条，多属侘傺无聊、失职怨愤之语，朕方以该犯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其情与叛逆犹去一间，或可原情酌减，及细检各处，如……等句，则是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而册内转不签出，明系该督等自以文义未精，竟委之一二幕友代为披检，而幕友等从来锢习，每遇用兵之事及以文字获罪者辄一切讳匿不言，是以略摭无关紧要之文巧为塞责，而于吃紧关键不肯复加指摘，高晋等使若辈得售其术，朕则岂能依样葫芦漫然不为审视乎？”

皇帝陛下精通文义，上纲上线的水平也最高；而威严和宽大又都令人莫测高深。地方官本以为已经十足卖劲，不料结果没有抓住要害，有假批判的嫌疑。鲁迅先生藏有《闲渔闲闲录》一书，他说曾把该书“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清代文字狱的奥妙之一，正应在此等处细心领悟之。

三

上海书店出版社最新增订本中更有重要的材料，均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中关系最大的是康熙朝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的有关档案（先已发表于《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本书有所增补）。此案发生比较早，牵涉的人员相当多，康熙的处理办法既有很强的力度，又讲究面子上的行政章法和区别对待，为他的子孙树立了典范。周宗奇《清代文字狱》一书有《恨满南山》一篇（第72 —105页）详述此案，但其中大量篇幅乃是戴名世早年文章的白话译文，以及方苞《狱中杂记》的白话译文，而关于此案的吃紧关键却写得比较简单，似乎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档案材料；如果详参康熙五十年（1711）的《哈山等审拟戴名世〈南山集〉案题本》以及雍正元年（1723）的《佛格请将〈南山集〉案涉案人犯免罪释放回籍事题本》，事情便能讲得更加清晰、完整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