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1907年生于柏林，逝于1999年，被公认为20世纪德国历史zui重要的时代见证者之一。1938年移居英国担任记者，1954年以英国《观察家报》海外特派员的身份重返德国后，自1961年起先后为德国《世界报》《明星周刊》撰写政论专栏。哈夫纳著有一系列以历史为主题的畅销书，其中包括《解读希特勒》《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不含传说的普鲁士》《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等。

31 自己祖国之内的流亡者

不问世事的做法，到头来只是徒劳无功而已。不论退隐至何处，都躲不开自己原本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我终于明白，政治事件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分野，已被纳粹革命连根铲除。此后即无法再将那场革命视为单纯的“政治事件”。它不但发生于政治领域之内，也出现于每个人私底下的生活当中。其作用能力就像毒气，可穿透任何墙壁。而若想彻底摆脱这种毒气，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溜之大吉。这意味着移民国外：告别自己的出生地、自己的语言和所接受的教育，尤其必须切断与祖国的联系。

1933年夏天，我也开始在这方面作好告别的准备。我早已习惯了大大小小的别离，不但失去了自己的朋友，还看见原本跟我和睦交往的人，现在或已形同谋杀者，或已与我为敌，不惜把我交给“盖世太保”宰割。我可以感觉出来，构成日常生活氛围的元素已散逸无踪。普鲁士司法界声名卓著的机构，早就在我眼前向下沉沦。书本中的世界与自由讨论的天地，现在已成过眼烟云。以往的观点、意见和思想架构有如槁木死灰，变得完全不合时宜。我几个月以前还合情合理的生涯规划及灿烂前景，它们而今安在？

一切都变得险象环生，连我对人生最基本的观感也出现了变化。各方面的告别带来痛苦之后，又产生令人晕头转向的麻醉作用。我失去了脚踏实地的感觉，就彷佛在一个空空如也的房间里面悬浮晃荡——轻飘飘、慢吞吞，而且不再有法律的保障。新出现的各种损失与告别几乎不再造成痛苦，反而带来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或者让人心生一念：“好吧，即使少了它也没什么大不了。”我觉得自己虽然变得更加贫乏，但也少了许多牵挂。尽管如此，这种告别——心中对自己国家的告别——实在令人难以消受，而且痛苦万分。它来得断断续续、时进时退。有时我根本难以想象，自己终究会鼓起勇气拂袖而去。

我在此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这种情形同样并非我个人的偶发事件，而是成千上万人的共同遭遇。

3月和4月的时候，我的眼前已经持续上演“一头跌进污秽”的情景——其中伴随着爱国主义的激情，以及“民族主义”的胜利吶喊——这早就令我憎恶不已，有时愤怒得表示打算移民出去，不想再跟“这个国家”有任何瓜葛。我宁可在芝加哥开一间卖香烟的小铺子，也不愿意在德国担任国务秘书……当时，那还只不过是意气用事而已，并不能够完全当真。可是现在的情形已经迥然不同。在这个六合萧条、寒风凛烈的月份，我已经认真考虑，是否的确应该离开自己的国家了。

现在的我已非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上次世界大战前后盛极一时的“体育俱乐部民族主义”，早就令我深感恶心。可是今天，它却对纳粹党徒产生精神上的推动力，使他们养成既贪婪又幼稚的乐趣。他们希望看见自己的国家，在世界地图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彩色斑块，而且还会变得越来越大。各式各样的“胜利”，为他们带来了获胜者的快感。别人低声下气所承受的屈辱，使他们乐在其中；别人心头出现的恐惧，成为其津津有味的享受对象。他们以“纽伦堡名歌手”的方式，极力自卖自夸其民族特质。他们更彷佛自慰一般，大肆宣扬“德意志”之心、“德意志”之情、“德意志”之忠诚，还鼓吹人人当“德意志”好汉，而且“要德意志本土化”。这一切早就令我大起反感、深深作呕，不愿为之作出任何牺牲与奉献。

但这种立场并未阻止我继续成为相当不错的德国人。我对自己身为“好德国人”一事心知肚明——这往往也来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越轨举动为我带来的耻辱感。我与任何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并无二致，如果自己的同胞，甚至整个国家做出了有损形象的行为，我会羞愧得无地自容。反之，倘若别国的民族主义者以言论或行为来侮辱德国之际，我会感同身受。可是，当别人出乎意料之外，赞誉我的国家、谈及德国历史上美好的一面、称道德国人某些优良民族特质的时候，我又引以为荣。

一言以蔽之，我是自己民族的成员，这就好像我是自己家庭的一分子。不过，我比旁人更有办法承受外人所作的任何批评，而且我并非一直与所有的家庭成员和睦相处。更何况，我并不打算为之投入我全部的生命，不愿意高喊：“我的家庭超越一切。”但我毕竟仍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我不会否认此点。想要放弃这种归属感、完全弃之于不顾，并学会把自己的祖国当成敌国看待，这绝非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并不“爱”德国，那就好像我并不怎么“爱”我自己一样。如果真有让我喜爱的国家，那就是法国。但无论如何，即使没有纳粹存在，我对其他国家的好感，仍可能胜过我对自己国家的爱意。然而，自己的祖国具有独特的地位，这并非我所喜爱的任何外国能够取代的，因为它正是我自己的国家。如果失去了它，就等于失去了喜爱其他国家的资格，就会失去一切攸关国与国友好互动的先决条件——民族交流、异国间的情谊、彼此了解与学习、相互向对方展现自己的国度。

失去国家的人只会成为“无祖国者”，变得没有影子、完全丧失了出身的背景，最后顶多只是受到容忍而已。但在另一方面，若有人心甘情愿或在逼不得已之下，没有把移民国外的念头付诸行动，他就会在自己的家乡颠沛流离，成为自己祖国之内的流亡者！

可是，假如一个人出于自愿，而把心中对祖国的疏离感贯彻到底，终于避居国外的话，这样的行动就需要采取类似《圣经》的激进做法：“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许多人的情况和我一样，只差一步就要移民出去了，却始终无法痛下决心来这么做。从此以后，他们的思想和心灵充满着无力感，只能在恐惧之中，眼睁睁看着人家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累累罪行，却无法公开为自己洗脱罪责。他们陷入了治丝益棼的困境，面对一重又一重难解的矛盾：到底应不应该为自己的祖国作出牺牲，也就是牺牲掉自己的理性判断、道德规范、人性尊严及良知良能呢？

现在不是已经出现了别人口口声声所说的“德国令人难以置信之崛起”，值得他们为此奉献心力吗？只不过他们忽略了一点，即使他们不惜斫丧自己的心灵，而且有办法让全世界都见怪不怪，这也不会为国家或个人带来任何好处。他们同样没有注意到，其所谓的爱国主义（或者其眼中的爱国主义）不但会使他们牺牲自己，甚至连整个祖国都会沦为牺牲品。

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终于让“告别”变得几乎无法避免——德国已经不再是德国。而摧毁德国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自己。旷日持久下来，“是否为了忠于自我，所以才必须离脱自己的国家”这个问题，变得显然只是矛盾的表相而已。表相背后的真正矛盾，却已经为各种五花八门的口号和陈腔滥调所遮掩。那个矛盾就是：所要的到底是“民族主义”，还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

我与志同道合者眼中的德国，不仅仅是欧洲地图上的一个彩色斑块而已。“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由某些特质所共同组成的架构，其中包括了人道主义、全方位的开阔心胸、探索问题时的苦思冥想及深入彻底、对世界和对自己永不满意的态度，并且有勇气不断改弦更张进行尝试。它同时具有自我批判、热爱真理、就事论事、精益求精、追根究底等精神，于多样化的面貌之下略显笨拙沉闷，不过对即兴自由创作兴致勃勃。其行动迟缓而严肃，却又能够像玩游戏般富于创造精神，不断为自己塑造出新的形式，然后又觉得此路不通而另起炉灶。它除此之外的特质，还包括对于择善固执和特立独行作风的尊重、乐于助人、慷慨大方、多愁善感、具音乐才能。尤其重要的是，它享有很大的自由挥洒空间——缺乏既定的路线与方向，甚至说得上是漫无节制，但它也没有既定的窠臼，而且从不听天由命。

我们私底下引以为荣之处，就是自己的国家在精神层面具有无穷的可塑性。无论如何，那就是我们的国家，它与我们合而为一，让我们产生归属感。但那个德国现在已经遭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摧毁与践踏，从此一去不返。如今早就摆明到底谁才是它的死对头，那就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和“第三帝国”。想要继续对它效忠、继续归属于它的人，必须鼓足勇气才有办法作出这个认知，并为此承担一切后果。

民族主义——此即民族的自我吹嘘和自我祟拜——无论何时何地都绝对是一种危险的精神疾病，足以扭曲和丑化一个民族的面貌。其情况就类似虚荣心和利己主义对个人特质所产生的作用，能够颠倒是非、使一个人丑态毕露。不过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这种疾病恰好在德国具有最强烈的毒性和毁灭性。那是因为，“德国的”内在本质就是包容、开放和多元，并且就某种程度而言，还蕴涵了无私忘我的特性。

译序 良知即为其心中之尺度
第一部　序幕
01 哑谜
02 历史事件的不同强度
03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04 一场国家大戏
05 “十一月革命”与德皇退位
06 革命的破坏者与“义勇军”
07 内战的“战火洗礼”
08 卡普政变
09 拉特瑙部长遇刺身亡
10 群魔乱舞的1923年
11 平淡的施特雷泽曼时代
12 “体育病”
13 施特雷泽曼之猝逝——末日的开端
14 严峻的布吕宁时代
15 准备就绪
第二部　革命
16 我的父亲——普鲁士清教徒
17 假革命（1933年2月）
18 柏林的嘉年华舞会
19 国会大厦纵火案
20 “第三帝国”的诞生（1933年3月）
21 生活正常如昔
22 真革命
23 柏林高等法院的沉沦（1933年3月31日）
24 查莉——两段奇特的插曲
25 抵制犹太人的行动与弗朗克?兰道之流亡
第三部　告别
26 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事件？
27 与狼共嗥（1933年4月）
28 旧世界的解体
29 三种“置身事外”的诱惑
30 一群朋友的分崩离析与“科佩尼克大屠杀”
31 自己祖国之内的流亡者
32 异族统治是否胜过纳粹统治？
33 不真实的夏天
34 泰蒂重返柏林
35 你怕我，我怕你——“第三帝国”的精髓
36 抵达于特博格候补文官营区
37 于特博格的“世界观教育”
38 “我”而今安在？
39 被“同志化”的德国人
40 两个狂欢晚会
后 记
增订版说明
大事年表

本书是德国著名政论家与历史专论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青年时代的回忆录。全书始于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结束于1933年底，即哈夫纳在“候补文官营区”通过“世界观教育”之际，而那一年正是第三帝国元年。在本书中，哈夫纳着力展现了两个实力悬殊对手之间的决斗：一方是强而有力且肆无忌惮的国家，另一方则是一个既渺小又名不见经传的平民青年。作为一个成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普通德国青年，作者生动描述了那一代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心理状态以及他们所亲历的国家和社会的变迁。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作品，集奇人、奇事、奇书于一身。它撰写于1939年，但在六十一年以后才首度与世人见面。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好评，并被书评界誉为“2000年度德国出版的有价值图书”。《美国图书馆协会书目》将本书与《安妮日记》相提并论，称之为“书中瑰宝”。德国《时代报》于2002年秋将本书列入德国学生必读的五十本图书之—，而同时入选该书单的包括歌德的《浮士德》与《少年维特的烦恼》、卡夫卡的《审判》及《短篇小说集》、马丁?路德翻译的《马太福音》、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特奥多尔?施托姆的《白马骑士》等世界文学名著，由此可见本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