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的阅读新系上市

△最轻松愉悦的经典重读，遇见最值得一读的文字

△中央美院国画博士韩一维、路奇君，清华美院教授王海燕配精美插图 

△良人、匠心、妙悟、真情。

△尽精微，致意趣。字里春色，行间生机。

繁忙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不断地压缩着我们阅读的时间。仅剩的片刻时光，应该以何种方式开启？

每一个决定不再漫无目的读书的人，在触摸文字之前，都会静下心来思考这三个问题：我真的需要这本书吗？读这本书对我有什么益处？它便于携带吗？

<极简的阅读>系列让读者无需再为此烦忧，致力于打造更精准细致的阅读体验，使经典贴近你我，不再令人望而生畏。曾几何时，在教科书里让人背诵到厌倦的文字，也能如此有趣，它们饱含了超越时空的共鸣与感悟，这些值得你聆听的喃喃细语，竟不是生涩难懂的道理，而是我们直面人生的力量。

大师们裹挟着细碎的文字，穿越时空，抚慰你我，在人生的星辰大海上,引领我们前行。

丨周作人

1885—1967

周作人，鲁迅之弟，周建人之兄。

周作人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其致力于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年，深得日本文学理念的精髓。其笔触近似于日本传统文学，以温和、冲淡之笔，把玩人生的苦趣。

代表作品丨《艺术与生活》，《苦竹杂记》等。

丨老舍

1899—1966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因生于立春，取名“庆春”，意为前景美好。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意在“舍弃自我”。现代小说家、作家。

老舍的语言俗白精致，他自己说：“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因此，在其作品中，一腔京味儿，很是动人。

代表作品丨《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

丨汪曾祺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士，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也是此时，开始写作生涯。其文笔平淡质朴，如话家常，少了舞文弄墨的精巧，却也妙趣自在，笔尖见得“日常生活审美化”。

丨梁启超

1873—1929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代表作品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丨胡适

1891—1962

胡适，学者、诗人。安徽徽州绩溪人，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

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深受程朱理学影响。求学美国时，师从约翰?杜威，回国后，宣扬思想自由，信奉实用主义哲学。宽容与自由，是其作品中的两大主旋律。

代表作品丨《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等。

丨丰子恺

1898－1975

丰子恺，浙江嘉兴石门镇人。原名丰润，又名仁、仍，号子觊，后改为子恺，笔名TK，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而著名。

其自幼爱好美术，后师从李叔同，也因此结缘佛学，故乡居所命名“缘缘堂”。俞平伯评丰子恺——“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

代表作品丨《缘缘堂随笔》，《画中有诗》等。

丨梁实秋

1903—1987

梁实秋，原名梁治华，生于北京，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笔名子佳、秋郎等。

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首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

代表作品丨《雅舍小品》，《槐园梦忆》等。

丨钱穆

1895—1990，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

代表作品丨《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等。

《极简的阅读》系列共挑选了39位大师的95篇美文，致力于打造更精准细致的阅读体验，使经典贴近你我，不再令人望而生畏。曾几何时，在教科书里让人背诵到厌倦的文字，也能如此有趣，它们饱含了超越时空的共鸣与感悟，这些值得你聆听的喃喃细语，竟不是生涩难懂的道理，而是我们直面人生的力量。

大师们裹挟着细碎的文字，穿越时空，抚慰你我，在人生的星辰大海上，引领我们前行。

《过日子》目录

馋/ 梁实秋/1

讲价/ 梁实秋/9

骂人的艺术/ 梁实秋/17

苦雨/ 周作人/25

蒙自杂记/ 朱自清/31

冬天/ 朱自清/37

谈抽烟/ 朱自清/43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49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俞平伯/61

春雨/ 梁遇春/71

途中/ 梁遇春/79

“春朝”一刻值千金/ 梁遇春/91

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99

听雨/ 季羡林/113

黄昏/ 季羡林/121

一条老狗/ 季羡林/129

北京的春节/ 老舍/141

北平的秋（节选自《四世同堂》）/ 老舍/149

取钱/ 老舍/155

塘栖/ 丰子恺/163

白鹅/ 丰子恺/169

儿戏/ 丰子恺/177

素食以后/ 丰子恺/183

雨后/ 沈从文/189

雪晴/ 沈从文/199

我撞上了秋天/ 郁达夫/211

童年的春节/ 冰心/217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 张爱玲/223

“这也是生活”/ 鲁迅/229

昆明菜/ 汪曾祺/237

《成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力透时空的演讲》目录

为什么读书/ 胡适/1

常读这五类书，人生情味都会厚/ 钱穆/11

我们如何读古诗/ 钱穆/25

我的创作经验/ 老舍/49

关于短篇小说 / 沈从文/57

图画与人生/ 丰子恺/77

成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 梁启超/95

今日青年之弱点/ 章太炎/105

结婚生活不是完全沐在蜜浴里的/ 林语堂/111

对北京大学学生的讲话/ 泰戈尔/121

中国文化之精神/ 林语堂/127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 汪曾祺/145

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155

每天四问（节选）/ 陶行知/165

读书杂谈/ 鲁迅/177

《回忆让我情不自禁》目录

我的母亲/ 胡适/1

盛名下的苍凉——胞弟眼中的张爱玲/ 张子静/9

怀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23

怀念萧珊/ 巴金/35

儿子追忆张乐平：“三毛”身上有他的影子（节选）

/ 张慰军口述 龚丹韵整理/53

勤奋好学的大哥钱钟书/ 钱钟鲁/65

回忆梁实秋先生/ 季羡林/77

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梁思成第二位夫人自述（节选）

/ 林洙/83

我和父亲林语堂/ 林太乙/93

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节选）

/ 梁从诫/101

我的双亲：梁实秋与程季淑/ 梁文蔷/135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汪曾祺/145

回忆父亲丰子恺/ 丰一吟/159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羡林/169

回忆胡适之/ 周作人/185

若子的病/ 周作人/193

悼丏师/ 丰子恺/199

忆周作人先生/ 梁实秋/209

《在荒乱的生活中，求一点上进》目录

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 钱穆/1

最苦与最乐/ 梁启超/9

中国人的病及我的一个药方/ 沈从文/15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季羡林/23

两法师/ 叶圣陶/31

我站在人生边上/ 杨绛/41

怎么样才能叫受过教育？ / 林语堂/51

做人的规矩/ 钱穆/59

人生三境界：物质、文化、精神，哪一层最重要/ 钱穆/67

写小说是为自己制造愁烦/ 张爱玲/73

我是怎样读《论语》的/ 杨绛/83

书法为何难学/ 林语堂/91

德国学习生活回忆/ 季羡林/97

一年的长进/ 周作人/107

沉默/ 周作人/111

我的第一个师父/ 鲁迅/117

静观人生/ 丰子恺/127

秋/ 丰子恺/133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李叔同/141

断食日志（节选）/ 李叔同/149

做学问的八层境界/ 据梁漱溟1982 年中山大学演讲编写/155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以及最喜爱的十本书/ 季羡林/163

中年/ 梁实秋/173

作文的三个阶段/ 梁实秋/179

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 苏青张爱玲对谈记/185

不要取媚于世/ 林语堂/207

文艺与木匠/ 老舍/213

利用零碎时间/ 梁实秋/219

作文秘诀/ 鲁迅/225

默想/ 叶圣陶/231

读书百宜录 / 张恨水/239

我的读书经验（节选）/ 冯友兰/243

选自《过日子》

馋

    馋，在英文里找不到一个十分适当的字。罗马暴君尼禄，以至于英国的亨利八世，在大宴群臣的时候，常见其撕下一根根又粗又壮的鸡腿，举起来大嚼，旁若无人，好一副饕餮相！但那不是馋。埃及废王法鲁克，据说每天早餐一口气吃二十个荷包蛋，也不是馋，只是放肆，只是没有吃相。对某一种食物有所偏好，于是大量地吃，这是贪多无厌。

    馋，则着重在食物的质，最需要满足的是品味。上天生人，在他嘴里安放一条舌，舌上还有无数的味蕾，教人焉得不馋？馋，基于生理的要求，也可以发展成为近于艺术的趣味。

    也许我们中国人特别馋一些。馋字从食， 声。 音谗，本义是狡兔，善于奔走，人为了口腹之欲，不惜多方奔走以膏馋吻，所谓“为了一张嘴，跑断两条腿”。

    真正的馋人，为了吃，决不懒。我有一位亲戚，属汉军旗，又穷又馋。一日傍晚，大风雪，老头子缩头缩脑偎着小煤炉子取暖。他的儿子下班回家，顺路市得四只鸭梨，以一只奉其父。父得梨，大喜，当即啃了半只，随后就披衣戴帽，拿着一只小碗，冲出门外，在风雪交加中不见了人影。他的儿子只听得大门哐啷一声响，追已无及。

    越一小时，老头子托着小碗回来了，原来他是要吃榅桲拌梨丝！从前酒席，一上来就是四干、四鲜、四蜜饯，榅桲、鸭梨是现成的，饭后一盘榅桲拌梨丝别有风味（没有鸭梨的时候白菜心也能代替）。这老头子吃剩半个梨，突然想起此味，乃不惜于风雪之中奔走一小时。这就是馋。

    人之最馋的时候是在想吃一样东西而又不可得的那一段期间。希腊神话中之谭塔勒斯，水深及颚而不得饮，果实当前而不得食，饿火中烧，痛苦万状，他的感觉不是馋，是求生不成求死不得。馋没有这样的严重。人之犯馋，是在饱暖之余，眼看着、回想起或是谈论到某一美味，喉头像是有馋虫搔抓作痒，只好干咽唾沫。一旦得遂所愿，恣情享受，浑身通泰。

    抗战七八年，我在后方，真想吃故都的食物，人就是这个样子，对于家乡风味总是念念不忘，其实“千里莼羹，未下盐豉”也不见得像传说的那样迷人。

    我曾痴想北平羊头肉的风味，想了七八年；胜利还乡之后，一个冬夜，听得深巷卖羊头肉小贩的吆喝声，立即从被窝里爬出来，把小贩唤进门洞，我坐在懒椅上看着他于暗淡的油灯照明之下，抽出一把雪亮的薄刀，横着刀刃片羊脸子，片得飞薄，然后取出一只蒙着纱布的羊角，洒上一些椒盐。我托着一盘羊头肉，重复钻进被窝，在枕上一片一片的羊头肉放进嘴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睡乡，十分满足地解了馋瘾。但是，老实讲，滋味虽好，总不及在痴想时所想象的香。

    我小时候，早晨跟我哥哥步行到大鹁鸽市陶氏学堂上学，校门口有个小吃摊贩，切下一片片的东西放在碟子上，洒上红糖汁、玫瑰木樨，淡紫色，样子实在令人馋涎欲滴。走近看，知道是糯米藕。一问价钱，要四个铜板，而我们早点费每天只有两个铜板。

    我们当下决定，饿一天，明天就可以一尝异味。所付代价太大，所以也不能常吃。糯米藕一直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成家立业，想吃糯米藕不费吹灰之力，餐馆里有时也有供应，不过浅尝辄止，不复有当年之馋。

    馋与阶级无关。豪富人家，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是因为他这种所谓饮食之人放纵过度，连馋的本能和机会都被剥夺了，他不是不馋，也不是太馋，他麻木了，所以他就要千方百计地在食物方面寻求新的材料、新的刺激。

讲价

    韩康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三十余年，口不二价。这并不是说三十余年物价没有波动，这是说他三十余年没有耍过一次谎，就凭这一点怪脾气，他的大名便入了《后汉书》的《逸民列传》。这并不证明买卖东西无需讲价是我们古已有之的固有道德，这只证明自古以来买卖东西就得要价还价，出了一位韩康，便是人瑞，便可以名垂青史了。韩康不但在历史上留下了佳话，在当时也是颇为著名的。一个女子向他买药，他守价不移，硬是没得少，女子大怒，说：“难道你是韩康，一个钱没得少？”韩康本欲避名，现在小女子都知道他的大名，吓得披发入山。卖东西不讲价，自古以来，是多么难得！我们还不要忘记韩康“家世著姓”，本不是商人，如果是个“逐什一之利”的，有机会能得什二什三时岂不更妙？

    从前有些店铺讲究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的金字招牌偶然还可以很骄傲地悬挂起来，不必大减价雇吹鼓手，主顾自然上门。这种事似乎渐渐少了。童叟根本也不见得好欺侮，而且买卖大半是流动的，无所谓主顾，不讲价还是不过瘾，不七折八扣显着买卖不和气，交易一成买者就又会觉得上当。在尔虞我诈的情形之下，讲价便成为交易的必经阶段，反正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看看谁有本事谁讨便宜。

    我买东西很少的时候能不比别人的贵。世界上有一种人，喜欢到人家里面调查物价，看看你家里有什么东西都要打听一下是用什么价钱买的，除非你在每一事物上都粘上一个纸笺标明价格，否则将不胜其啰唣。最扫兴的是，我已经把真的价钱瞒起，自欺欺人地只说了一半的价钱来搪塞他，他有时还会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表示你上了弥天的大当！我承认，有些人是特别地善于讲价，他有政治家的脸皮，外交家的嘴巴，杀人的胆量，钓鱼的耐心，坚如铁石，韧似牛皮，所以他能压倒那待价而沽的商人。我曾虚心请教，大概归纳起来，讲价的艺术不外下列诸端：

    第一，要不动声色。进得店来，看准了他没有什么你就要什么，使得他显着寒伧，先有几分惭愧。然后无精打采地道出你所真心要买的东西，伙计于气馁之余，自然欢天喜地地捧出他的货色，价钱根本不会太高。如果偶然发现一项心爱的东西，也不可失声大叫，如获异宝，必要行若无事，淡然处之，于打听许多种物价之后，随意问询及之，否则你打草惊蛇，他便奇货可居了。

    第二，要无情地批评。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你把货物捧在手里，不忙鉴赏，先求其疵缪之所在，不厌其详地批评一番，尽量地道出它的缺点。有些物事，本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嗜好不能争辩”，你这东西是红的，我偏喜欢白的；你这东西是大的，我偏喜欢小的。总之，是要把东西褒贬得一文不值缺点百出，这时候伙计的脸上也许要一块红一块白的不大好看，但是他的心里软了，价钱上自然有了商量的余地，我在委曲迁就的情形之下来买东西，你在价钱上还能不让步么？

    第三，要狠心还价。先假设，自从韩康入山之后每个商人都是说谎的。不管价钱多高，拦腰一砍。这需要一点胆量，狠得下心，说得出口，要准备看一副嘴脸。人的脸是最容易变的，用不了加多少钱，那副愁云惨雾的苦脸立刻开霁，露出一缕春风。但这是最紧要的时候，这是耐心的比赛，谁性急谁失败，他一文一文地减，你就一文一文地加。

    第四，要有反顾的勇气。交易实在不成，只好掉头而去，也许走不了好远，他会请你回来，如果他不请你回来，你自己要有回来的勇气，不能负气，不能讲究“义不反顾，计不旋踵” 。讲价到了这个地步，也就山穷水尽了。

    这一套讲价的秘诀，知易行难，所以我始终未能运用。我怕费工夫，我怕伤和气，如果我粗脖子红脸，我身体受伤，如果他粗脖子红脸，我精神上难过，我聊以解嘲的方法是记起郑板桥爱写的那四个大字：“难得糊涂”。

    《淮南子》明明地记载着：“东方有君子之国”，但是我在地图上却找不到。《山海经》里也记载着：“君子国衣冠带剑，其人好让不争。”但只有《镜花缘》给君子国透露了一点消息。买物的人说：“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贱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卖物的人说：“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照这样讲来，君子国交易并非言无二价，也还是要讲价的，也并非不争，也还有要费口舌唾液的。什么样的国家，才能买东西不讲价呢？我想与其讲价而为对方争利，不如讲价而为自己争利，比较地合于人类本能。

    有人传授给我在街头雇车的秘诀：街头孤另另的一辆车，车夫红光满面鼓腹而游的样子，切莫睬他，如果三五成群鸠形鹄面，你一声吆喝便会蜂拥而来，竞相延揽，车价会特别低廉。在这里我们发现人性的一面——残忍。

选自《成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力透时空的演讲》

成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

    诸君！我在南京讲学将近三个月了，这边苏州学界里，有好几回写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课的，不能分身前来。今天到这里，能够和全城各校诸君聚在一堂，令我感激的很，但有一件，还要请诸君原谅：因为我一个月以来，都带着些病，勉强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长的讲演，恐怕有负诸君期望哩。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们回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的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成个人还是个问题。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个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育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

    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蛤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到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知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

但仅仅有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

    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累了无数经验，发现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

    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的学识。例如我想做农吗，怎么的改良土壤，怎么的改良种子，怎么的防御水旱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种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说，也是如此。

    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知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刻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

    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有根本的判断力。这种总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炼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我都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

    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浑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

    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是说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现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来看。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

    总而言之，要彼此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们的人格，和宇宙无二区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

    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就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会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

    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是失败了。

    “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们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

    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人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

    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会有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么会才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俗话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着。

    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

    《论语》记：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伸枨。子曰：“枨也欲，焉刚。”一被物质上无聊得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成刚也会变成绕指柔了。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

    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必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

    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说罢，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炼意志的功夫不可，意志磨炼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得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时做到哪一件——哪一件稍微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都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

    这种“贩卖知识杂货店”的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

    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方法自救，没有人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

    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历，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的田地呀？

    屈原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过修养磨炼，所以还未成个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成功。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现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选自《回忆让我情不自禁》

盛名下的苍凉——胞弟眼中的张爱玲

    张爱玲曾在1944年5月发表的散文《童言无忌》中这样描写她唯一的弟弟：“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一次，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张爱玲笔下那个“很美”而“没志气”的弟弟，名叫张子静（1921—1997）。张爱玲辞世之后，有感自己“风烛残年、来日苦短”的张子静，决定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写出来。在文章中，张子静真情回忆姐弟往事、家庭变故、人世沧桑，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细节。

    1995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彼岸传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再读《童言无忌》中的“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会改变的。

    显赫家世下的悲剧童年

    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我们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我们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5年之后，1920年9月，母亲生下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4岁，我3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

    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过得很宽裕。但不久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发言干预，这就和父亲有了矛盾。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母亲这一边。后来她们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出国留学。那时我母亲28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

    十多年里，我们家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后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与父亲离婚后再次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离这个家。

    父母离婚后，父亲为我们找了个后母。

    记得后母刚进门那段时间，和我姐姐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谈谈天气，聊聊日常生活。

    那年暑假，姐姐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舅舅家去玩。后母无意中看到这篇作文，题目是《后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这篇文章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情刻画得十分深刻、细腻。后母看完很感动，认为姐姐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的。后来凡有亲友到我家，后母就把《后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姐姐会写文章。

    1937年夏，姐姐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后母的冷嘲热讽。父亲那时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姐姐出国。姐姐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父亲及后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

    1937年秋，姐姐和后母发生冲突，后母骂了她，还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挡，后母却说姐姐要打她，上楼去告状。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姐姐一阵拳打脚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他打姐姐时嘴里一直说着：

    “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亏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地把他拉开，姐姐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

    姐姐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恨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父亲已下令关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之后，姐姐就被软禁在楼下一间空房间里。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父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也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姐姐走出门。

    姐姐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姐姐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眼见病一天天严重。何干唯恐发生什么意外，就躲过后母，偷偷告诉父亲。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父亲也考虑到，如果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后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姐姐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姐姐的病情控制住了。加上老保姆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姐姐终于恢复了健康。

    1938年初，姐姐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档，偷偷从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1944年，姐姐在《天地》月刊第十期发表《私语》，把她被软禁、生病、逃走的经过细说了一遍，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漏写了一段，就是父亲帮她打针医治。父亲后来看到这篇文章，除了难堪与矛盾已经无法生气——那时姐姐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了。

    姐姐不屑为我写稿

    1943年秋，上海正值“孤岛时期”，我和几位同学决定合办一个刊物——《飙》。希望在那个苦闷的年代，《飙》能带来一阵暴风雨，洗刷人们的苦闷心灵。记得当时约到稿件的名家有唐弢、董乐山等。但编辑张信锦对我说：“你姐姐是现在上海最红的作家，随便她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我想也有道理，就去找姐姐约稿。

    还没走到姐姐的住处，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大稳当。姐姐当时可说是红得发紫，向她约稿的著名报纸杂志很多，她成天在家里做一个“写作机器”也应付不了那许多约稿。果不其然，听完我的来意，她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说完她大概觉得这样对我不像个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张她画的素描说：“这张你们可以做插图。”——她那时的文章大多自己画插图。

    我从小被姐姐拒绝惯了，知道再说无益，就匆匆告辞。回来之后，沮丧中，张信锦说：“那就请子静先生写一篇关于你姐姐特点的短文，这也很能吸引读者。”

    我担心姐姐看了会不高兴，而在报上写出声明或否认的文章，但张信锦说：“不会吧？一来你是她弟弟，她怎么能否认？二来稿子的内容一定无损于她的声名形象，只有增加她的光彩，凸显她不同于凡人的性格，我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张信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气。于是我凭着自小对她的观察，写了《我的姐姐张爱玲》：

    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就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

    吓得我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别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还有一回我们许多人到杭州去玩，刚到的第二天，她看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的广告——谈瑛做的《风》，就非要当天回上海看不可，大伙怎样挽留也没用。结果只好由我陪她回来，一下火车就到电影院，连赶了两场。回来我的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她不大认识路，在从前她每次出门总是坐汽车时多，她告诉车夫到哪里去，车夫把车开到目的地，她下车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有一次她让我到工部局图书馆去借书，我问她怎么走法，在什么路上，她说路名我不知道，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认识路的。大概有天才的人，总跟别人两样点吧。

    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也能弹弹钢琴，可她对这两样并不十分感兴趣。她还是比较喜欢看小说。《红楼梦》跟英国小说家毛姆（代表作《人性枷锁》等）写的东西她顶爱看。……还有老舍的《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穆时英的《南北极》，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欢看的。她现在写的小说，一般人说受《红楼梦》跟毛姆影响很多，但我认为上述其他各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有点。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说：“你姐姐真有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都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至于内容，她不去注意，这也是她英文进步的一个大原因。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即使我再学十年，也未必能赶得上她一半。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这篇短文于1944年10月在《飙》创刊号发表后，果然吸引了不少读者。姐姐给我的那张素描《无国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这是我们姐弟此生唯一的图、文合作。杂志出版后，我拿了一本给姐姐，她看了我的“处女作”，并没有表示不悦，我才放了心。

    为爱情“萎谢”

    姐姐在才情上遗传了我父亲的文学素养与我母亲的艺术造诣。但在相貌上她长得较像父亲：眼睛细小，长身玉立。我则较像母亲：浓眉大眼，身材中等。不过在性格上又反过来：我遗了父亲的与世无争，近于懦弱，姐姐则遗传了母亲湖南女子的刚烈，十分强悍，她“要的东西定规要，不要的定规不要”。这样的性格，加上我们在成长岁月里受到种种挫击，使她的心灵很早就建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自卫，自私，自我耽溺。

    姐姐与胡兰成相识，是在1943年12月。胡兰成在苏青主编的11月号《天地月刊》上读到姐姐的《封锁》，“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他从苏青那里取得姐姐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的地址，就去登门求见。当天未蒙姐姐接见，但留下名片。第二天姐姐即打电话给他，此后二人就开始了往来。到了1944年8月，胡兰成与前妻离婚后，他们就秘密结婚了。

    胡兰成写《评张爱玲》并发表的那段时间，正是姐姐与他的热恋期，只是当时我未能从那些溢美之词中读出弦外之音。胡兰成在文章中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

    胡兰成当时官拜汪伪维新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他能言善道，笔底生花，姐姐与他认识后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也不忌讳他的“汉奸”身份。姐姐聪明一世，爱情上却沉迷一时。这段婚姻没给她安稳、幸福，反倒是一连串深深的伤害。胡兰成说她“不会跌倒”，她却为胡兰成跌倒了。姐姐最后不得不无奈地说：“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不辞，而永别

    1951年，有一次我去看姐姐，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们虽然不谈政治，但对政治大环境的改变不可能无知。新中国成立之后种种的变化都更激剧，也许她已经预见“更大的破坏要来”了。但她默然良久，不作回答。

    1952年，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那时大家都忙着政治学习，我也较少回上海市区，和姐姐见面的机会就少了。8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她住的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去了香港）。”说完就关上了门。

    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没回来。

选自《在荒乱的生活中，求一点上进》

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

    顾亭林《日知录》曾引用《论语》里两则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当时北方人易犯的病。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是当时南方人易犯的病。其实此二病乃一病。正因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才至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若使生活艰难，饱食不易，那有闲工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呢？大抵此两种病弥漫中国古今南北，并不从晚明始有。至少在宋以下的中国，更显然地曝着了。那是一种农村社会所最易犯的病，尤其在农村社会的小地主阶层更易犯着。

    张横渠尝说：“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这里惰字却是中国人之真病。惰了便骄，骄即惰之外相，亦是惰之内情。其所以惰者，则由其生活闲散，不紧张，不迫切。横渠是关中人，关中地区，在北宋时生活尚较艰，但横渠已如此说。关中以外的地区更可想见了。

    朱子曾说：“内无空寂之诱，外无功利之贪。”试问如何能不贪功利，岂不先得要生事易足？但生事易足，便易为空寂所诱。朱子所说的诱人空寂，乃指佛教言。佛教思想来自印度，正因为印度人生活更较中国轻易，才爱走向空寂的路去。目下西方人的功利观点远较中国人为强烈而认真，则因西方生事更较中国艰难也。

    功利是纯现实的，而空寂则是纯理想的。功利是纯物质的，而空寂则是纯精神的。因此想到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标榜着一种中和态度的人生哲学，显然是由中国北方农村经济下产生。他们不耽空寂，但也不着功利，儒家的中和态度是笃实的。墨家在当时，大概他们的出身较儒家是更艰苦些，因而他们笃实的意味也较儒家更浓厚了。由笃实而走上艰苦的路，便不免有些像贪功利。当时中国北方农村需要笃实，却不必定太需要艰苦。因此墨家思想终因其太接近计较功利，而没有儒家般易受人欢迎。道家则较闲散，但又折向空寂了。只有儒家在不太紧张，又不太闲散之中道上，这是中国思想之正脉。

    两汉儒生，都从半耕半读的北方农村中产出，他们不算太艰苦，但也不能太闲散，总仍还是要笃实。董仲舒曾说：“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们不能不担着实际生活的担子，但那担子压得不太重，不紧张，还有一部分闲散工夫，可以让他们来求正谊明道。所以他们能不空寂，又不肯汲汲去谋利计功，而确然成其为儒家态度。到东汉以下，门第逐渐成长。半耕半读的儒生，渐渐在大门第之养尊处优之生活中转变而为名士清谈。

    那时则老庄道士占了上风，又染上了空寂的味儿。佛教在那时传入，正投中国人当时所好。但南北佛教风气不同，北方佛教比较在社会下层生根，因此也比较笃实。南方佛教则寄托在门第士大夫间，尚玄想，尚清谈。若说空寂，则南方佛教更空寂，后来天台禅宗都盛行在南方。南方气候温暖，地面也狭小了，水土肥沃，生事更轻松，小家庭制也开始在南方蔓延。

    人事牵犁，亦较北方轻减。下及唐代，一辈士大夫，论其家世，比较还是北方传统占优势。北方农村比较南方笃实，大家庭制亦先在北方生长。门第力量还在，每一个人（此指士大夫言）至少

    都还有家庭重负。因此唐代佛学虽盛，而却重事功。下到宋代，中国一切文化学术重心，逐渐南迁。门第破坏了，小家庭制普遍了，士大夫一得科第，衣租食税，生事易足，生活担子更轻松，人事更宽弛，心地上觉得一切闲散不紧张，禅宗思想流进儒学，便成为宋明之理学家。

    理学家说敬说静，总是在小家庭里个人生活无忧无迫，遂能欣赏到这一种生活。朱子说：“敬有甚事，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其实敬也等如没事了。只要你在没事时莫放纵，莫惰，莫骄。莫惰了，又没事，便成了宋儒心中所认识的所谓敬的体段。陆象山常教人收拾精神，总因在散闲生活中精神易散漫，易放纵，故而要你收拾，这些全是在比较轻松无事中才讲求。宋儒亦讲明道正谊，但实在是个人身上的意味重了，并不像先秦儒家般，常从国家社会大处着眼。先秦儒讲的义与道，常指的政治性，社会性的，个人日常生活的意味比较淡。

    因此宋儒好譬如儒家中的出家人。他们不是崇信佛教的僧徒，但可说他们是崇信孔子的僧徒。他们不是慕效老庄的道士，而只是慕效孔孟的道士。

    宋明理学家不喜欢佛教，也不喜欢老庄，但那时是南方士大夫为主体的时代了，虽则他们极力想象追求古代中国北方农村的一种朴笃精神，而终于要走样。他们常爱说眼前日用，却实在闲散没事。因此他们爱说孟子“必有事焉”，一面便连带说中庸鸢飞鱼跃活沷沷地。可见他们的那些事，还只是云淡风轻，寻花傍柳，窗前草不除，在闲中欣赏雏鸡，观盆鱼，乃至静听驴子叫之类。好言之，可说是一种淡宕的艺术人生。恶言之，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用心到这些上面来。阳明教人也说必有事焉，切莫空锅煮饭。其实正因闲散没事，故而时时想到必须有事。真使你生事忙迫，哪有闲工夫说必有事焉呢？然则宋明理学家正已在空锅煮饭了。到底他们也不免要带几分空寂味儿吧。我们纵不说他们也犯了骄惰之病，但劳谦之德总是视古有愧了。

    明末北方社会在生事十分难窘的状态下产出了一个颜习斋。但清代康雍升平以后，南方人又操着学术思想之霸权，当时江浙人的生活，在像扬州苏州那种环境里，哪能接受颜习斋的思想呢？而且习斋晚年生活，也就在习敬习静中安度了。西方文明，一开始便在希腊雅典等商业小城市里发展，根本和中国古代北方农村的闲散意味不同。近代欧洲，至少从文艺复兴以下，生活一天忙迫似一天，一天紧张似一天，直到如今，五六百年来紧张忙迫得喘不过气来了。他们中古时期在教堂里的一些空寂气味，现在是全散失了，满脑满肠只是功利。彼中哲人如英国罗素之流，生长在此忙迫生活中，讨厌功利鞭子，不免要欣赏到中国。然中国文化之弱点则正在此。

    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国农村逐步破产，闲散生活再也维持不来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中国人正在开始正式学忙迫，学紧张，学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紧张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实在亦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这正是中国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