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详尽地叙述了义和团运动和庚子国难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八国联军入京的两个原因：一，义和团盲目排外，攻击教堂和外国人，外国使馆需军队入京保护；二，大沽口失陷，清政府主战派不顾现实条件伪造“归政会照”，刺激慈禧太后向十二国公开宣战。清政府引狼入室，终至统治力量显著下降，中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马勇，1956年生，安徽滩溪人。1983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河南大学特聘或兼职教授。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超越革命与改良》《中国文明通论》《重寻近代中国》《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晚清二十年》《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晚清笔记》以及董仲舒、严复、章太炎、梁漱溟、蒋梦麟等人物传记，另有论文百余篇。

小引
第一章 义和团起山东
失去土地的农民
秘密社会悄然复兴
政府的态度：有限的镇压
不到三月遍地红
第二章 谁制造了华北大乱
卜克斯事件
剿抚之间的摇摆
五国公使联盟
义和团北上京津
樊国梁的一封来信
使馆卫队要进京
第三章 走向对抗
动荡在加剧
联军在集结
主抚派暂占上风
无能的西摩
公使们的恐惧
招安是否可行？
第四章 不宣而战与宣而不战
联军回撤
不宣而战：大沽失陷
所谓“归政照会”与太后的心结
宣战诏书的真实含义
第五章 围而不攻的战争
克林德之死
时间差带来的误会
孤岛囚徒
炮打西什库
重建信任
互信再遭破坏
善意被误解
第六章 东南互保：莫名其妙的和平
保境安民：方面大员的忧虑
所谓“伪诏”：一个奇怪的借口
大战中的局部和平
第七章 被撩拨的帝王情结
以“勤王”的名义
章太炎的期待
孙中山的愿景
唐才常：从自立到他立
张之洞：帝王意识一闪念
第八章 大局糜烂与趁火打劫
太原惨案：诱杀在巡抚衙门
保定总督府的恐怖疑云
阴霾笼罩牛庄
天津失陷
一个趁火打劫的典型：以开平煤矿为例
第九章 向北京挺进
联军增兵
联军统帅之争
挺进北京
第十章 中国在哭泣
两宫“西幸”
帝都在呻吟
艰难的议和
附录 历史的温情与真实
为慈禧太后说句话
小皇帝光绪
恭亲王
醇亲王与光绪、慈禧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不想不惊诧。当我要写这一篇
新序时，竟然发现再过两个月又见庚子。1900年之“庚子
国变”，竟然有两个甲子了。
两个甲子，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仅从政治形态
而言，我们虽然不能说什么改朝换代，但从那至今，当年
庚子国变的重要一方清王朝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即便接续
清王朝的中华民国，不论是袁世凯的北洋系，还是蒋介石
一系的国民党，也相继从政治主流生活中销声匿迹或退隐
。如果从历史轨迹复盘，今日中国之主体，实为清王朝之
后第三个历史阶段，庚子国变也就是前朝之前朝的历史。
然而，岁月的流逝并没有消解庚子国变在现实中的意
义，反而充满了启示，这主要是因为庚子国变赖以发生的
内外条件并没有根本变化，更不要说消失。引发庚子国变
的民教冲突，列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不和谐，中国人对外
部世界的认知、本能反应，中国资本主义力量的脆弱等，
在在都有不少足以参照的相似乃至相同之处。因而在过去
许多年，每当中外之间有大事发生，庚子国变、义和团、
“拳匪”、老佛爷、李鸿章等，都会被拿出来重述一番。
作为历史专业研究者，多年来我对这一深刻影响近代
中国历史进程的义和拳、义和团、八国联军、庚子国变、
《辛丑条约》等，几乎始终保持着浓厚兴趣。在过往三十
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我最大限度地阅读过这些题目的相关
史料，也不止一次就这些题目做过一些探究，渐渐形成一
点粗浅思考，并诉诸于文字，或作为专题论文发表，或作
为一些大型项目中的一章、一节，或一部分。我的看法，
就其总体而言，与几十年来最流行的表达有同有异，这本
《国变》大体系统记录了我的一些粗浅看法。
我认为，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排外运动，并不是空穴
来风的乌合之众的聚集，而是先前几十年持续积累而又得
不到解决的民族情绪的总爆发，是中国工业化运动开启以
来的一次最重要的“反向运动”。从运动参与者的实际情
况看，毫无疑问，那些底层民众不论是与外国资本及其代
言人、代理人的反抗、斗争，还是针对清政府及其各级政
府的斗争，都具有正当性、合理性。
尽管1860年开始的工业化运动为中国打造了一个工业
发展的基础，但由于先天畸形，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那场工业化运动又称为“洋务运动”，或“自强新政”
，主要用力点就是魏源那代人概括的坚船利炮、声光电化
。由于人为耽搁了整整一百年，与西方原发的工业革命相
比，洋务新政无法顾及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
，特别是社会公平与正义方面的调整、变革，为后来的发
展预留或者说埋下了无数陷阱。
比如对外国人的态度，中国从来并不以排外著称，包
容、互容、互鉴、共享，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主旋律。中国
文明之所以能从黄河中下游一个很小的区域滚雪球般越来
越大，主要就是能宽容地接纳域外文明，重构边界。但是
，洋务新政却不然，严分彼此，强调东西界线，而忽略了
工业化原本就来自西方。真正的工业化一定是西方化。就
像那时的海关税务、海军诸洋务一样，几乎完全用西语，
完全西方化，才能建构起合乎实际需要的海关、海军。
在实际工业化运动中清政府的许多做法并未错，然而
他们并没有将此转化为整个体制的理性行为。他们没有向
人民解释清楚工业化就是西方化，工业化就是要引领中国
步人世界，并让世界进入中国。他们不能强调壁垒森严的
中西隔绝，更不能利用民粹，煽动人民排外，而是应该像
1901年之后那样，用各种方式引导人民与世界一致。只有
一致，才能与世界对话，也才能让世界理解中国，认识中
国。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工业化本身就具有世界化、全球
化的意味，只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即人为耽搁的一
百年，让后来的中国人步履总是失调。洋务新政三十余年
，不是拉近了中国人与世界的心理距离，而是有意无意强
调了中西之间的差别、冲突。应该说，这是1900年义和团
运动发生的大背景。
假如不是1898年政治变革的巨大挫折，不是光绪帝无
论如何说不清楚与康梁等人是否策划过“围园劫后”惊天
大阴谋，即便1900年的中外冲突还会发生，但也一定不会
发生“己亥立储”，动摇国本的大事件。己亥立储是1900
年事件的直接导火索，而端郡王、毓贤、徐桐、徐承煜诸
人过度操作，则极大恶化了中外关系，是1900年华北特别
是京津地区局面不可收拾的最直接原因。
说到这里，不能不重新思考近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一
般认知强调列强总是无端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因而列强，
进而帝国主义都在被打倒之列。其实仔细阅读1900年前后
中外交往的外交文件，我感觉到的事实可能相反。列强如
果在大阿哥问题上给予某种干预或者表示，哪怕是暗示出
自己的看法，事情从一开始可能就不一样了；至于后来，
列强如果不是刻意进京保卫使馆、拯救公使、侨眷，而是
像在南部中国那样，与中国内部某种势力或某个地方政府
进行合作，京津，华北、东北等地大规模的动荡或许不至
于这样严重。
历史当然无法假设，但

阅读晚清最佳读本！许知远、余世存推荐！
敬意与温情，重叙晚清历史传统与创新，重构中国社会。
本书详尽地叙述了义和团运动和庚子国难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八国联军入京原因，让读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有新的认识。

马勇一直以晚清研究为人称道，事实上他有扎实
的通史功夫，有良史之才，因此他驾驭断代史驾轻就
熟，他的晚清史的叙述获得了广大的读者。但我还是
觉得作为中国的房龙，马勇的意义被低估了。“晚清
四书”集中展示了马勇的才学和史观，在历史写作几
乎失语或进退失据的情况下，马勇的文字给了一个坚
实的坐标。
——余世存，学者、思想家
复杂的人生经验，赋予马勇一种独特的历史感受
力，他的知识储备更是与酒量同样惊人。他以一己之
视角贯穿晚清之变局，以此刻之心境与热忱激活了沉
睡的史料。
——许知远，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

第一章 义和团起山东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发展，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期间，山东民众备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战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山东又首当其冲，成为英、日、德等强国垂涎欲滴的一块肥肉和反复争夺的战场。待到1897年底，德国出兵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清政府出让，遂将胶州湾建成自己的军事基地，将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失去土地的农民
德国人将山东划为自己的殖民地，破坏了远东均势，俄国人不干了，乘机索要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的旅顺口和大连湾，从而使俄国军事力量能够通过东三省直达太平洋。
俄国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英国人又觉得吃亏了，觉得远东格局被德国、俄国打破了，于是英国人乘机索要威海卫作为补偿，以此与俄国人抗衡。
威海卫此时尚在日本的占领下，英日两国经过一系列秘密谈判达成谅解，英国人也如愿以偿。
于是，山东在甲午战后几年间，实际上被这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所瓜分占领，山东民众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受尽煎熬。
下层民众当然不知道甲午战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山东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他们清楚知道，在经历了这一系列巨变后，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集体无意识”促使他们不甘心于中国社会继续沉沦，不甘心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就此消亡，当然最不甘心的就是他们的生活随着这些外国人逐步下降，甚至到了难以为继濒临死亡的困境，民族主义情绪在山东油然而生。
民间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有着非常具体的政治背景和利益指向。自《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市场开始向外部世界开放，新兴市场的价格洼地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低廉的成本，都在吸引着外国投资者。国际巨资不需要中国提供怎样的实质性担保，它们争先恐后涌入中国，攫取巨额利润。
外国资本潮水般地涌入，促动了中国经济超常规发展，促动了中国经济结构大幅度调整，中国经济获得了空前增长。然而，超常规的经济增长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心城市开始成型，经济网络开始布局。与此相伴的是，失业人口，特别是随着经济大发展而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大幅度增加，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人口也都有所增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成为历史的记忆，动荡不安，朝不保夕，成为转型期中国民众必须承受的心理压力。
下层民众并没有上层社会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他们是最实际的自然人。他们不知道中国向西方学习究竟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要走向世界，与世界同步，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知道几十年前五口通商了，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洋货和生活上的便利，洋火总比打火石来得方便和实用，洋布总比土布光鲜和耐用，洋油总比松脂光亮和持久。这些变化使他们并不觉得洋人可恶。相反，那些传教士不辞辛苦深入中国内地和边远乡村，为缺医少药愚昧落后的村民带来了外部信息和近代文明，他们对洋人反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亲近感。
然而，甲午战后随着生活状况日趋恶化，下层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滋生蔓延。特别是随着洋货无节制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自沿江沿海向内地无止境崛起，民间生存状况较之战前进一步恶化。下层民众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政府无能的同时，也感受到可能与那些洋人有关。洋人来之前，他们处在均贫状态，我穷，你也富不到哪里。现在不一样了，最先紧随洋人捞到第一桶金的那些假洋鬼子富裕了，而更多的人则因为跟不上时代步伐而日趋贫困。他们的不满和愤怒于慢慢对准了传教士和那些所谓“教民”。
就传教士本身来说，他们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甲午战前，大多数传教士做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但到了甲午战后，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工作，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比如被罗马教廷批准归德国保护的圣言会的中国主教安治泰，就是具有浓厚的政治偏见和文化偏见的宗教徒。在他的领导下，圣言会不惜与中国传统文化正面冲突，竭力向孔孟故里曲阜、邹城等地扩张，导致山东境内频繁的教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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