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精神分析学说领军人物卡伦·霍妮重要的代表作。在书中，霍妮对现代人的病态心理和人格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阐述，她认为我们每个人时刻处于各种矛盾与冲突之中，提出我们同时存在“亲近人”、“对抗人”、“逃避人”等冲突，一旦无法协调，我们就会陷入神经症。这部大师级的著作，用朴实的语言、清晰的逻辑，阐述简明的哲理，会让广大读者受益匪浅，感受到精神分析导师的真正魅力。
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和批判，不仅对心理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深刻影响了文学、文化、哲学、宗教、性别等研究领域。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妮是社会心理学的早倡导者之一，她认为人类的精神冲突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从根本上来源于与基本焦虑相关的心理冲突，而与性有关的异常心理只是其表现之一，并非所有的心理问题都与性有关。　　
霍妮比阿德勒、荣格更尖锐地批评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局限，更强调文化和社会因素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并且更明确地把治疗精神病的关键归之于改变社会环境，因此她的理论比阿德勒、荣格的更进一步。
霍妮是精神分析学说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代表作有《精神分析的新方法》《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自我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女性心理学》等。

中译者序
序　言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
第二章　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第三章　焦虑
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第六章　对爱的病态需要
第七章　再论对爱的病态需要
第八章　获得爱的方式和对冷落的敏感
第九章　性欲在爱的病态需要中的作用
第十章　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追求
第十一章　病态竞争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第十三章　病态的犯罪感
第十四章　病态受苦的意义——受虐狂问题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在形形色色的现代西方思想中，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文
化思潮，显然具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精神分析的创始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不仅在生前，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
个聚讼纷纭、毁誉参半的人物。也许，弗洛伊德本人和由
他开创的精神分析运动能够招来如此猛烈的批评和攻击，
能够吸引这么多关注和兴趣，本身就表明精神分析学是一
股强大的、不容忽视的、具有某种内在生命力的文化思潮
。对这样一个明显的文化事实，简单地采取避而不谈的鸵
鸟战术和嗤之以鼻的阿Q精神，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而敢于正视这一事实，敢于批判地接受包括精神分
析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潮的挑战，对于建设健康而生气勃勃
的中国文化，建设具有博大的包容性、积极的进取性和鲜
明的原则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恐怕应是一种不可缺少
的必要前提和思想准备。
事实上，弗洛伊德主义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无论是
弗洛伊德本人，还是整个精神分析运动，都充满了各种各
样的内在矛盾。揭示这些矛盾，对于正确认识弗洛伊德和
整个精神分析运动，批判地接受弗洛伊德主义的挑战，无
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就是其
杰出人物不断偏离和反叛其导师的历史。阿德勒、荣格、
兰克、赖希、霍妮、沙利文、弗洛姆、罗洛·梅等人对正
统精神分析学的偏离和背叛，一方面不仅开拓了精神分析
的新领域，壮大了精神分析运动的声势，另一方面，也从
不同的角度揭示和暴露了弗洛伊德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当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新
弗洛伊德学派(The New Freudian School)从社会文化的
角度出发对正统精神分析学所做的批判和修正。而霍妮作
为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中坚人物之一，其著作和思想显然有
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卡伦·霍妮(Karen)，1885年9月16日出生于德国汉堡
，祖先是犹太人，父亲本来是一位挪威船长，后改人德国
籍，并创办了一家轮船公司。霍妮从小随父亲在海上漂泊
，因而培养起热情而勇敢的性格，她对遥远而陌生的地方
始终充满了好奇和憧憬。但在更多的时间里她和母亲生活
在一起，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霍妮只身远赴
柏林，学习医学、精神病学，并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她
的入门导师是弗洛伊德最忠实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在柏林和德国开始心理分析治疗和开
创精神分析运动的人，他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弟子，而霍妮
无疑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霍妮1913年获医学学
位，1917年完成了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精神分析治
疗的新技术》，1920年，她已成为柏林精神分析运动的重
要人物。1932年，霍妮因不堪忍受希特勒和纳粹党徒对犹
太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而移居美国。在美国，由于接触到
阿德勒、弗洛姆等人，她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经过艰苦
的努力和长期的思考，霍妮于1937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重
要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标志着她思想
的形成和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与批判。此后，她进一
步在一系列问题上偏离正统精神分析学，这种反叛行为理
所当然地遭到同行们的坚决反对和猛烈攻击。1941年，霍
妮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罢免了她作为职业精神分析医生
的资格，整个纽约精神分析界宣布与她决裂。然而霍妮毫
不畏惧，紧接着发起创办了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这个协
会的名称表明了她决心把这门仍然属于年轻的新科学继续
推向前进。
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
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认为产生神经症
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
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
个人施加的影响。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建立在力比多理论
、俄狄浦斯情结、性欲发展的口唇阶段、肛门阶段、生殖
器阶段以及死亡本能等基石上，是企图从生物学的角度确
定某种普遍人性。但人类学对不同文化的考察，却证明了
并不存在所谓普遍的人性。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
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
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等，所有这一切都因
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这一思想在《我们时代
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已经形成。
……
总之，霍妮通过对精神障碍和心理变态的深刻洞察，
发现神经症远不是什么源于生物本能(例如性本能、死亡本
能)的失调，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各种文化冲突以焦
虑为中介，在人格中产生了一整套复杂的病态防御机制和
内在动力，它们支配着整个人格，最终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霍妮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生活条件，一如既往地迫使
个人放弃其真正的本质，难以获得真正的认同。尽管人身
上先天地具有一种不断进化的建设性努力，具有努力实现
其内在潜能的趋势，但在现存的文化条件下，这些价值和
潜能却得不到实现。在今天的社会中，如果人要生存，选
择任何一种虚假的本质，维持任何一种低劣的生活模式总
比人

·畅销经典之作，影响现代病态心理学的名作：霍妮此书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开始形成，它深入剖析现代人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展现心理学学术研究的悲悯之情，帮助自我疗伤、自我修复。
在伪心理学泛滥的今天，霍妮的作品可谓分量重，深受广大读者好评。
·精神分析领军人物：卡伦·霍妮，是精神分析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社会心理学较早的倡导者之一，是精神分析学说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一个真正专业、流畅、优美的译本：译本来自翻译家冯川的高赞译本，冯川教授拥有一流的翻译水准，此译本得到读者的广泛称赞。经反复修改、精准校对，兼具文学性和学术性，符合读者的阅读需求。
·新锐设计，精心编排：知名插图师根据内文制作后现代色块风格插画，新锐设计师芦一祎设计封面，给读者呈现一流的沉浸式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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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神经症”一词已被我们运用得十分随便，然而我们对它的实际含义却往往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通常，它是我们表示反对意见时，一种炫耀自己博学的表达。如果我们过去习惯于说某人懒散、敏感、贪婪或多疑，那么我们现在很可能会径直说他是“神经症”。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还是意有所指的。我们不自觉地运用了某些标准来决定我们使用这个词的对象选择。
首先，神经症患者在其对待事物的反应上就显得与众不同。假如有这样一位姑娘，她甘居人下，不求上进，拒绝接受更多的薪金，也不希望与她的上司保持协调一致，我们很自然地会把她视为神经症患者。再例如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每周只有三十块钱的收入，尽管只要他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就可以挣得更多的钱，但他却宁愿以这笔微薄的收入尽情地享受人生；他要么花大把的时间与女人厮混，要么就是沉溺在那些雕虫小技和无聊嗜好中。对这种人，我们也很自然地会称他们为神经症，其理由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仅仅熟悉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鼓励我们去征服世界，超越他人，获得远远超过生存基本需要的金钱。
这些例证表明：我们说一个人是神经症患者时所依据的标准，是看他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们时代人所公认的模式。如果这个没有竞争欲(或至少是没有明显的竞争欲)的姑娘生活在某个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文化中，那么她将被视为完全正常的人；同样，如果那位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或者生活在墨西哥，那么他也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在这些环境中，人们普遍认为，除了满足绝对必需的直接需要外，任何人都不应该去获取更多的金钱和花费更大的努力。如果回溯得更远，我们会发现，在古希腊，超过个人需要而拼命工作的态度，毫无疑问会被视为一种下贱的态度。
因此，神经症这种说法，虽然来源于医学术语，在使用中却不可能不具备其文化内涵。我们可以在对患者的文化背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对他的腿部骨折做出诊断，但如果我们把一个声称他拥有种种幻觉并对此深信不疑的印第安少年①诊断为精神病患者，就存在极大的风险，因为在印第安人的特殊文化中，对幻象和幻觉的经验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禀赋，是一种来自神灵的福祉。拥有这种特殊禀赋的人，会郑重其事地被认为享有某种特权和威望。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如果有谁声称他曾与他已故的祖父长时间地交谈，他一定会被视为神经病或精神病患者；但在某些印第安部落里，这种与祖先对话的方式却是公认的行为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有人因别人提到他已故亲属的名字而大为恼怒，我们一定会认为他得了神经病；但在基卡里拉·阿巴切(Jicarilla Apache)文化中，这种人是完全正常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一个男人因为接触一个月经期的女性而深感恐惧，无疑会被我们认为是神经病；然而在许多原始部落中，对月经的恐惧却是司空见惯的。
人们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的观念，不仅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同一文化中也会发生改变。今天，如果一位成熟而独立的妇女因为自己有过性关系，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配被高贵的人爱”，那她一定会被怀疑患有神经症，至少在许多社会阶层中就是如此。然而40年前，这种罪恶感会被认为是十分正常的心态。正常与不正常的观念还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封建阶级的成员会认为男人终日游手好闲，只在狩猎和征战中才一显身手是十分正常的事情；然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如果表现出这种态度，就会被认为是严重不正常的。这种观念还因为性别的不同而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男人和女人被认为具有不同的气质。女人在临近40岁的时候，沉浸在对衰老的恐惧中是“正常的”；而男人在这种时候因为年岁而发愁则会被认为是神经症。
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在我们所说的正常中，存在着种种不同和变化。我们知道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我们大不相同，我们知道因纽特人的清洁观念与我们相去甚远，我们也知道土著巫医治疗患者的方法同现代医生治疗患者的方法完全两样。然而却很少懂得，人类不仅在风俗习惯上，甚至在欲望、情感上也有着种种的不同和差异。人类学家曾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指出过这一点。正如萨皮尔所说的那样，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不断地重新发现“正常人”的内涵。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