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是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完成并初版于2009年。小说以共和国六十年计划生育历史为背景，触及千千万万中国人生命与灵魂之痛处，是一部以文学的形式推动中国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发生实质性改变的作品。

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1955年2月生。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著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多种语言，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莫言和他的作品获得过“联合文学奖”（中国台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国“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NONINO（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中国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以及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

《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整部作品以从事妇产科工作五十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为线索，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和自我反省，展现了新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同时也深刻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灵魂世界。

听取蛙声一片
   题目是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中的一句。
这是我孩提时代就知晓的一句宋词。知晓并且牢记不忘，
就因为这其中的“蛙声一片”与我童年的记忆密切关联。
读过我的小说的人，应该记得我曾经多次描写过蛙声，但
不一定知道我对青蛙的恐惧。人们有理由对毒蛇猛兽产生
畏惧之心，但对有益于人并任人捕食的青蛙似乎没理由害
怕。但我确实怕极了青蛙。我一想到它们那鼓凸的眼睛和
潮湿的皮肤便感到不寒而栗。为什么怕?我不知道。这也许
就是我以《蛙》来做这部小说题目的原因之一吧。
   正如小说中所写的一样，我确有一个姑姑，是一位从
业多年的妇科医生。我们高密东北乡数千名婴儿，都是在
她的帮助下来到人间。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婴儿，在未
见天日之前，天折在她的手下。小说中的姑姑，与生活中
的姑姑，自然有巨大的差别。真实的姑姑，只是触发我创
作灵感的一个原型。她如今生活在乡下，子孙满堂，过着
平安宁静的生活。
   二〇〇二年夏天我动笔写这部小说，当时的题目叫《
蝌蚪丸》。这题目的灵感得之于一九五八年的报纸上的一
条新闻：男女行房前生吞十四只蝌蚪便可避孕。稍有常识
的人都会从这条新闻中读出荒谬，但在当时，此法竟大为
盛行。这情形与几十年后风靡大江南北的“打鸡血”、“
喝红茶菌”十分相似。我沿着这条思路写了足有十五万字
，但忽觉这写法无意中又在重复荒诞夸张之旧套路，况且
，所用的结构方法（以一个剧作者在剧场中观看舞台上正
在演出自己所写话剧时的诸多回忆联想为经纬）也有过分
刻意之嫌，因此，便将此稿放下，开始构思并创作《生死
疲劳》。直到二OO七年，又重起炉灶写这部书，结构改为
书信体，并易题为《蛙》。当然，我是不满足于平铺直叙
地讲述一个故事的，因此，小说的第五部分就成了一部可
与正文部分相互补充的带有某些灵幻色彩的话剧，希望读
者能从这两种文体的转换中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大陆的计划生育，实行三十年来，的确减缓了人口增
长的速度，但在执行这“基本国策”的过程中，确也发生
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事件。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中国的计
划生育问题尤其复杂，它涉及到了政治、经济、人伦、道
德等诸多方面。尽管不敢说搞明白了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
就等于搞明白了中国，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国的计划生育问
题，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国。
   近年来，关于独生子女政策是否继续执行的问题，已
有相当激烈的争论。争鸣文章的作者有很多都是有头有脸
的人物，发表这些争鸣文章的，也都是主流媒体。互联网
上有关这问题的讨论更是铺天盖地。由此可见，对计划生
育政策的反思和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万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集体经济向私有经济的转
化，随着数亿农民获得了流动和就业的自由，独生子女政
策在很多地方已经难以落实。农民们可以流动着生，偷着
生，而富人和贪官们也以甘愿被罚款和“包二奶”等方式
，公然地、随意地超计划生育，满足他们传宗接代或继承
亿万家产的愿望。大概只有那些工资微薄的小公务员，依
然在遵守着“独生子女”政策，他们一是不敢拿饭碗冒险
，二是负担不起在攀比中日益高升的教育费用，即便让他
们生二胎也不敢生。
   我的《蛙》，通过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几十年
来的乡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讳地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
上的混乱景象。直面社会敏感问题是我写作以来的一贯坚
持，因为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
，人的命运。而敏感问题，总是能最集中地表现出人的本
性，总是更能让人物丰富立体。
   在良心的指引下，选择能激发创作灵感的素材；在我
的小说美学的指导下，决定小说的形式；在一种强烈的自
我剖析的意识引导下，在揭示人物内心的同时也将自己的
内心祖露给读者。这是我在写《蛙》时遵循的并将在今后
的创作中继续坚持的三项基本原则。写完这部书后，有八
个大字沉重地压着我的心头，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
罪。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于北京平安里

莫言是一位诗人，一位撕碎程式化的宣传海报，
把个人从湮没无名的芸荟大众之中提升起来的诗人。
借助嘲笑和讥讽，莫言不仅押击历史及其谎言，也鞭
挞社会贫困与政治伪善。他以嬉笑怒骂的笔调、不加
掩饰的酣畅淋漓，揭示了人类生活最为油暗的种种侧
面，并在有意无意中寻得具有强烈象征蕴含的纷繁意
象。
   莫言的想象飞越于整个人类的存在状态之上……
他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无真相、无常识，亦无同情的
世界，是一个人们胆大妄为、孤立无助、荒诞不经的
世界。
   比起众多追随拉伯雷和斯威夫特—在我们的时代
，追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家，莫言的世界更加趣
味横生，也更为惊骇人心。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选摘）

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这风气如今已不流行，年轻的父母们，都不愿意以那样古怪的名字来称谓自己的孩子。我们那地方的孩子，如今也大都拥有了与香港台湾、甚至与日本韩国的电视连续剧中人物一样优雅而别致的名字。那些曾以人体器官或身体部位命名的孩子，也大都改成雅名，当然也有没改的，譬如陈耳，譬如陈眉。
   陈耳和陈眉之父就是陈鼻，他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少年时的朋友。我们是1960年秋季进入大羊栏小学的。那是饥饿的年代，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事件，大都与吃有关。譬如我曾讲过的吃煤的故事。许多人以为是我胡乱编造，我以我姑姑的名义起誓：这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确凿的事实。
   那是龙口煤矿生产的优质煤块，亮晶晶的，断面处能照清人影。我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么亮的煤。村里的车把式王脚，赶着马车，把那吨煤从县城运回。王脚方头、粗颈、口吃，讲话时，目放精光，脸憋得通红。他儿子王肝，女儿王胆，都是我的同学。王肝与王胆是异卵双胎。王肝身体高大，但王胆却是个永远长不大的袖珍姑娘—说得难听点吧，是个侏儒。大家都说，在娘肚子里时，王肝把营养霸光了，所以王胆长得小。卸煤时正逢下午放学，大家都背着书包，围看热闹。王脚用一柄大铁锹，从车上往下铲煤。煤块落在煤块上，哗哗响。王脚脖子上有汗，解下腰间那块蓝布擦拭。擦汗时看到儿子王肝和女儿王胆，便大声呵斥：回家割草去！王胆转头就跑~她跑起来身体摇摇摆摆，重心不稳，像个初学走路的婴孩，很是可爱—王肝往后缩缩，但不走。王肝为父亲的职业感到荣耀。现在的小学生，即便父亲是开飞机的，也体会不到王肝那时的荣耀。大马车啊，轰轰隆隆，跑起来双轮卷起尘土的大马车啊。驾辕的是匹退役军马，曾在军队里驮过炮弹，据说立过战功，屁股上烫着烙印。拉长套的是匹脾气暴躁的公骡，能飞蹄伤人，好张嘴咬人。这骡子虽然脾气不好，但气力惊人，速度极快。能够驾驭这头疯骡的也只有王脚。村子里有很多人羡慕这职业，但都望骡却步。这骡子已经咬伤过两个儿童：第一个是袁脸的儿子袁腮，第二个是王胆。马车停在她家门前时，她到骡前去玩，被骡子咬着脑袋叼起来。我们都很敬畏王脚。他身高一米九，双肩宽阔，力大如牛，二百斤重的石碌礴，双手抓起，胳膊一挺，便举过头顶。尤其让我们敬佩的，是他的神鞭。疯骡咬破袁腮头颅那次，他拉上车闸，双腿叉开，站在车辕两边，挥舞鞭子，抽打疯骤屁股。那真是一鞭一道血痕，一鞭一声脆响。疯骡起初还旭蹶子，但一会儿工夫便浑身颤抖，前腿跪在地上，脑袋低垂，嘴巴啃着泥土，撕着屁股承揍。后来还是袁腮的爹袁脸说，老王，饶了它吧！王脚才悻悻地罢休。袁脸是党支部书记，村里最大的官。他的话王脚不敢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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