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重建对话的精神I
前言 自我是一种方法
北京访谈2018.3
访谈之前
童年图景
80年代
北大青年的焦虑
研究“浙江村”
年轻人之丧
边缘与中心
个人危机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用80年代来批判80年代
什么是批判
理解的学问
牛津访谈2018.8
访谈之前
牛津记忆
距离感与直接性
人类学的圈子
非虚构写作
学术不是天职
民族与民粹
新加坡启蒙
“盘根”式共同体
跨国性的自洽的小世界
大学应该寻找例外
个人经验问题化
新研究
共同理想
乡绅作为方法
温州访谈2018.12
访谈之前
人的再生产
阶层流动的悖论
寻找新的话语
作为中介的人类学
再谈乡绅
尾声
附录
项飙著述目录
索引

访谈之前
吴琦：首先想问，您为什么会对访谈这种体裁有兴趣?国内学者总体上不太流行或者习惯通过访谈来表达自己，这样的访谈也无法变成他们的学术成果，而且近年来随着大众媒体的衰落，有质量的学者访谈就变得更少了。
项飙：用中文整理思路，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学习过程。非常重要的是，在访谈的时候我们不能用学术的语言，说的话都比较实在，是不假的话，也是我已经想得比较明白的话。只有想明白了，才能用大白话讲出来。把模糊的想法清晰化，能够用直白的语言表述出来，需要很高的造诣，所以访谈也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
更重要的价值是互动。通过访谈能够跟现在的年轻群体交流，这个太重要了，让我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正在发生的变化。变革，不一定是革命性的大变革，我们所处的每一刻都可以是历史的拐弯点，都蕴含着多种变化的可能。怎么去理解、把握这些拐点，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感觉到年轻同学渴望有一些工具来帮助他们思考、探索，他们这个愿望非常强，而且今天他们需要的工具跟以前的工具不一样了。以前，有工具来分析和设计经济运行、社会资源再分配、城市规划等等可能就够了。那是典型的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工具。这些专家式的工具是以前推动变化的主要途径。今天的社会不一样了，我们有社交传媒、平台经济，年轻人受教育的水平空前提高，我们需要的是大众的思考工具。这个工具不是外在的，像一台电脑或者手机，我可以给你；而是要放到他们脑子里面，由他们自己去处理、去发挥。他们也一定要改造这个工具，或者在不适用的时候把这工具完全抛掉，再造一个。作为一个社会研究者，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做这样的思考工具的孵化器。我不能给你什么，我只能激发你、提醒你。原来那种专家告诉群众的模式要改变。
吴琦：说到互动，我希望可以在访谈中把您的生活经历和学术工作做一个呼应，来看看您这个人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生命经验和学术经历之间是什么关系。另一方面我可能会带入我自己的问题，带着我工作中遇到的疑难，尤其对周围年轻人的观察。这里可以说到戴锦华老师的例子，我在大学里听她的课，深受她的影响，后来的媒体工作让我有机会采访她，才开始意识到课堂中的理念与真实的社会进程之间的缝隙，以及跨越这些缝隙的迫切愿望。我记得戴老师也讲过，对于今天的问题，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也难辞其咎。
项飙：难辞其咎是什么意思?
吴琦：我的理解是，那些正确的理念，在现实操作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工作没有做到位，还是别人的工作更到位一些?其实需要总结的是一些实践的智慧，对今天的青年帮助更大。所以我也会很好奇，我的老师、学长，他们的人生是怎样构成的，哪些是所谓时代、环境赋予的，哪些是个人的特质?这些经验中可分享、可借鉴的部分是什么?这样可能也更容易和读者产生比较切身的联系，而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
项飙：你一定要带入你个人的经验，否则其他东西都是飘着的。理解世界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今天的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不接地气，不能从非常具体的生存状态出发讲事情，讲的东西都比较无机、缥缈。你来问，我能够回答，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这里也有一个局限，因为我还比较年轻，再过二十年或者二十五年，回顾人生的那种味道可能不太一样，比如童年、青少年时期对我到底有什么影响，这些东西现在看不太出来。
P13-15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是一本由两个人的谈话整理而成的小书。生于1972年、来自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项飙，与生于1986年、担任《单读》主编的吴琦，从2017年起，开始了一场漫谈。这是一场未尽的谈话，未来还将继续。作者也期待着这场谈话论及的话题能打开更多读者的怀疑之心，激发人们表达的意愿和热情，加入到新一轮“对谈”之中。只要你乐意带着思考去生活，愿意探索内在的自我，对身边的人有好奇、对外部变动的世界有疑问，渴望在纷繁复杂的可能性中找到自己的声音，这本小书就可能成为你施展自己想象和行动力的起点。

重建对话的精神
在伦敦一家半地下的旧
书店，我买到了这本《为
了以色列的未来》
（FortheFutureofIsrael），
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与罗伯特·利特尔（
Robert Littell）的对话录，
前者是备受尊敬的前总理
，中东和谈的主要倡导者
，后者是前新闻记者，还
是一位间谍小说家。尽管
书页有少许残破，封面的
蓝色还有些褪色，我还是
毫不犹豫地买下它。那该
是2002年左右，我正挣扎
于如何成为一名好记者，
如何与一个陌生人进行一
场对话。法拉奇、华莱士
激起我的赞叹与敬畏，却
无法追随。他们将谈话对
象逼迫至角落，令他们作
出回应。这种极端情况，
可能剥去一个大人物的伪
装与谎言，呈现一个更真
实的自我。但它太像一场
舞台剧，太过浓缩，兴奋
得上头。
佩雷斯的对话录，提供
了另一个维度。从童年成
长到参与以色列建国，再
到六日战争与中东和谈，
他谈论童年的记忆，影响
个人的作家，卷入政治的
历程，重大决策的内幕。
这是我渴望的那种对话，
提问朴素却精确，回答高
度个人化又极富延展性，
它既镶嵌进具体历史情境
又随时会通向一个意外的
方向。它将个人思想、时
代精神、众多人物，巧妙
地编织在一起。
两年后，我前往耶路撒
冷，随手带着这本书。置
身于起伏的老城、错乱的
街巷中时，我想起了佩雷
斯的叙述，那些私人感受
、历史洞察似乎弥漫开来
，附着在台阶与窗棂上，
似乎也在与此刻的我对话
。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期
望这种对话形式也在中文
世界繁盛。中国社会四十
年来的巨大转型，各个领
域涌现出杰出、极富性格
的个人，他们的故事与思
考，值得被反复追问，借
此，我们才知这一切是如
何发生的，又付出了何种
代价。
很可惜，这一对话形态
从未生根。人们急于向前
奔，无暇审视来时路，人
们也安于种种陈词滥调，
在喧哗的众声中发出更大
的声响，鲜少去辨析自己
更敏感、更独特的声音。
这不仅需要一个诚实、丰
沛的谈话者，也需要一个
敏锐、耐心的提问者。他
们穿梭于不同时空，同时
紧紧抓住个人思想之锚。
这本《把自己作为方法
》，令我想起这个久违的
期待。这本三百页的小书
，是多次长谈的结果，从
北京到牛津再到温州，项
飙对吴琦讲述了个人思想
的形成，他的人类学家的
经验，对于一个流动世界
的看法，一个中国学者的
焦虑。
尽管并非佩雷斯式的历
史人物，这本小书却分享
了《为了以色列的未来》
中相似的迷人特质，它从
个人经验出发，抵达一个
更宽阔的世界，这张迅速
延展的信息、事件、人物
、思想之网，也令个人特
质变得愈发清晰。这两位
对话者，是我深感钦佩的
朋友，也是我的校友，我
们三人也构成一个有趣的
智识回应。我1995年入读
北大时，项飙已是一个传
奇，我记得他的消瘦面孔
，以及他研究的课题，关
于北京的“浙江村”。至于这
研究到底为何重要，我毫
无概念，只记得费孝通也
对此颇为肯定。十四年之
后，我在牛津大学第一次
见到他，我们在一处草坪
上谈了一整个下午。具体
的内容，我大多忘却，印
象尤深的是他刚到牛津时
的失语，前往印度及澳大
利亚的考察，以及他惊人
的坦诚与开放。
吴琦则是我的学弟。大
约是2009年，我在北大新
闻学院上过几节散漫的公
开课，课堂上有两位尤其
聪慧的学生，其中一位就
是吴琦。几年后，他成为
我的同事，一个不断给我
惊喜的智识上的伙伴。
我与他们的关系亲密又
疏离。心中总暗暗觉得，
他们比我更敏感、精确，
也更深入。我比任何人都
笃信，这本小书，将成为
一本迷你的经典，不仅因
为其思想与洞见，更因为
它示范了一种对话的形态
，如何诚实、充满好奇且
敏锐地理解他人、厘清自
我。它是一个人类学者阶
段性的自我总结，更是一
次诚挚的邀请。它邀请每
一个阅读者，都加入一场
无穷无尽、兴奋亦疲倦的
对话，我们的世界正因这
对话而魅力非凡。
许知远
2020年5月9日

两代北大学人，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完成了这场谈话。从项飙教授的个人经验切入，追索一系列超越自我的问题，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人类学方法论等题目的思考。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对话实录，也给出了一种审视问题、思维操练的方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在思想受困的社会，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