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碧山》

由著名策展人、出版人左靖发起

是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文化系列读本

主张让有学术高度的艺术贴近商业和生活，让商业和生活更加艺术

关于“方志小说”

纪实的“方志”与虚构的“小说”合力打造的在地写作新模式

为目前各地进行的乡村建设提供对话与沟通的工具

透过“方志·小说”，读者可以看到一个更为真实与立体的乡村进行时

左靖（主编）

策展人，乡村建设者。曾任北京798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创办并主编《当代艺术与投资》《汉品》《碧山》《百工》《黟县百工》等多种期刊和书籍。他曾在国内，以及西班牙、奥地利、挪威、智利、巴西等国的艺术中心和美术馆策划过几十场展览。2011年后，以安徽、贵州、云南和浙江农村为基地，工作重点转向在地的乡村（镇）建设。他主持的乡建项目曾参展成都双年展、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北京国际设计周、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8等。他还是□□5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参展人和场刊主编，以及□□6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城市馆的参展人。2019年，他创办的碧山工销社荣获北京国际设计周北京设计奖“传统工艺设计奖”。

《碧山》系列第1辑。以2017年“方志小说”项目组发起的联合驻村写作计划为主线，汇集这次活动的成果。方志记实，小说写虚，而“方志小说”将二者杂糅，意在虚实并用，彼此激发，开启在地写作新模式。同时，也借助方志和小说相对成熟的技艺，重新认识地方，认识人地关系。

方志·小说

撰文/左靖

2017年的一天，芬雷问我是否可以推荐几个乡村，作为“方志小说——联合驻村写作计划”的驻留地。彼时，我正奔波于云贵浙等地，与当地的关系较为熟稔，可以解决一些落地的接待问题，加之这几个地方，或者我的项目正在进行，或者项目正在谈判中，方志小说写作计划的进驻，无疑会为这些项目的内容增加一些别样的视角，于是我欣然应允，积极联系。后来，方志小说驻村写作计划□□季顺利开展，五个驻留地，我一口气贡献了三个：云南的翁基、贵州的地扪和浙江的石仓。

“方志小说”作为一个联合词组，应该是发起人芬雷、周功钊的发明，当然，他们有一个官方的解说。从现代人的观点看来，方志和小说，在词意上是完全相反的，前者写实，后者虚构。其实并不尽然。从起源上看，方志和小说，都跟古代的职官有关系，方志起源于《周礼》，相关的官职有职方、土训、诵训三种，他们的工作范围多在职掌一个地方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也就是说，方志本是职官为君王知晓自己所统御之地的各类信息而编纂的资料书，所以郑玄说，“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张铣说，“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录者”。“告王”的资料，不敢虚构；记录四方物土，不可虚构。所以，从方志的起源看，写实应该是共识。吊诡的是，本应是“求真写实”的书写，在中国，或因威权，或因伦理，或成王败寇，或为尊亲者讳，向来问题多多。比如，明嘉靖《永丰县志》载有“三不书”的规定，“凡无考者不书，物无用与泛者不书，仙释无稽者不书”。这个欲盖弥彰的规定，恰恰证明了在历代的方志书写中，并不完全遵循写实这一铁律。小说则出自稗官（见《汉书·艺文志》），按照班固的说法，稗官的职责大抵是记录“街谈巷语、道听涂（同“途”）说”。虽然是“小道”，但也有可取之处；因为是“小道”，所以在内容上不必拘泥于是否真实，这就埋下了不避虚拟的种子，只要利于“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桓谭《新论》）就足矣。在这个意义上，方志的“资治、教化、存史”三大功能，是为政化民的大道；而小说则“出身寒微”，不太被待见，“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班固《汉书·艺文志》）。但归根结底，方志和小说，都有一个“官书”的源头，本意都是朝廷为了自上而下的“为政化民”。

上面是古代的说法。到了当代，我以为方志小说驻村写作就是民间的写作，自由的写作，没有“为政化民”的束缚，但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内涵依然存在。方志·小说之所以可以对举，不仅有着非虚构和虚构之别，内容上的轻重互补、社会责任承担的多寡也是两者可以并提的原因。从目前进行的两季写作情况看，至少从我亲历的云南翁基驻村写作的结果看，方志小说更多是写作者面向地方的艺术创作，也许可以说，“小说”的成分多些，“方志”的部分少些。不过，地方性是方志小说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属地，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地方是写作的空间框架，脱离这个框架的写作将不成立。作为这个空间的外来者，驻村写作者并不可能马上就享有与在地群体共同的记忆与身份的认同，在短至一周或两周的共同生活中，这个空间看似敞开，但可能更多的是闭合，也许只有相当长时间共同生活的延续，这个地方才会真正地为外来者打开。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怀疑方志小说写作的有效性，只是我不太想一厢情愿地夸大方志小说的价值。地方性的发掘与重塑，从来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之所以我对方志小说驻村写作计划有着浓厚的兴趣，恐怕还是与这些年我的工作经历有关。在乡村从事一些文化上的工作，核心就是对地方性知识的梳理（地方需要不间断的书写和编修，从而形成地方自身的完整叙事），把梳理的结果通过各种媒介展示出来，并做成出版物，在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村落、建筑、风俗、物产、信仰等常规写作之外，加上一些个人化的跨媒介创作，为中规中矩的文本写作增添更多的记忆内容和形式——因为不同的媒介会寻找适合自己的对象和范围。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们的乡村工作不正是一种“方志·小说”式的写作和实践吗？只不过我们可能在“方志”的部分用力多一些——当然不是“官修”方志那种。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内心向往的是一种类似“年鉴学派”的工作方式，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书写，层累和叠加，以及广泛吸引和接纳跨领域人士参与工作，正是方志小说的题中之义。当然，精耕细作对重塑地方性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一种持续性的机制必须被建立和完善，否则会堕入脆弱的联结，以及印象式的抒情的危险。除此之外，服务地方是我制定的乡村工作的□重要原则。如此一来，我们细致梳理、精心打磨的□终作品，对当地居民而言，会是一本特殊的“乡土教材”，对外来游客而言，又是一种了解地方的别样的“观光手册”。总之，我希望我们的乡村工作能够承担一些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艺术实践”。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认为方志的作用有四：一是科学资源，二是地方年鉴，三是教学材料，四是旅行指导。前两个作用是大白话，暂且不说，仔细想一下，后两者不正是目前我们在乡村做的工作吗？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二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