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岁的丽塔·温特斯是一名成功的作家和翻译家，生活幸福美满。但所有的幸福在她的大女儿无故离家出走并流落多伦多街头后，开始变得支离破碎。她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平静的生活只是表象，掩盖着压抑的另一面。她开始看到人生的不可控制，开始回顾并反思自己的创作生涯和人生，试图从多种角度解开女儿突然离家流浪的谜题。作者通过对书中几名女性角色的描写，揭示了在现代社会的工作与生活中，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失去自我，陷入被动的生活状态无法自拔的。

以下是
几乎
曾经
在哪方面
可是
那么
否则
相反
因此
但是
就……而言
由此
每一
考虑到
所以
下次
尽管
于是
虽然
自始至终
随后
几乎没有
自从
只有
除非
接近
无论什么
任何
是否
曾经
从何处
立即
正当
始于
已经
迄今
还没有

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及《使女的故事》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齐名的加拿大作家，普利策文学奖、橘子文学奖得主卡罗尔·希尔兹生前最后一部小说
橘子文学奖、布克奖提名作品，2019年BBC“塑造世界的100本小说”
一个疑点重重、谜团丛生的探寻故事。每条松散的线索，都指示着关于亲情、美善、性别与写作的真相，揭露潜藏在混乱之下的秩序
以澄澈璀璨的文字，敏锐细腻的心理刻画，忠实记录知识女性自我觉醒的心路历程
为了家庭与生活，她们承受着、忍耐着，却被视作理所应当。如何改变？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除非我们提出问题。”
家境优渥的顶级大学高材生突然有一天走上街头，成了一名乞讨者。她的沉默与自我牺牲，她对“美善”的执意探寻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性困境？

即便不曾写作，希尔兹也是一个散发光芒的人，这一
点很重要且不会改变。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艾丽丝·门罗
将普通人的不同寻常之处展现出来便是希尔兹的特长
。她运用自己的大智慧、强大的观察力、人文关怀和广泛
的阅读赋予作品无限可能……
——《使女的故事》作者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称职的小说家写出人物，而希尔兹能写活生命……在
一系列作品中，她塑造了一个个鲜活可爱的生命，同时又
充满了似曾相识的现实感……在《除非》一书中，读者将
邂逅辛辣的讽刺与豁达的智慧……希尔兹将世界重置之后
又还给我们，还附加了希望、善意，以及生活的美好。
——《纽约时报》
我自己更愿意从以下四个主题去理解《除非》这部作
品：母亲和女儿的关系；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顺带谈一
谈文学创作的状态；关于“美善”的讨论；最后则是男人
和女人——一直令我着迷，甚至贯穿我所有作品的主题—
—性别平等，我的创作生涯可以说一直都与此相关。
——卡罗尔·希尔兹自评
一个美妙的故事，文笔清晰，构思巧妙，字里行间充
满了谜团，铺陈着哲思的黑暗底色。
——《洛杉矶时报》
希尔兹的小说和短篇故事都想象力丰富，亲切而宽厚
，有着经久不散的美感，以及无懈可击的细节。
——《出版人周刊》

以下是
我正在经历一段不幸和失落。一直以来，我经常听到人们说他们极度痛苦，或是身心俱疲，但我从来就没有搞懂他们的意思。失去。已经失去。我原以为这些忧愁只会持续几分钟或是几个小时，那些悲伤的人们，在一阵一阵袭来的忧愁之间，心中仍会充满虽然一成不变却也于身心不无益处的幸福感，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可是幸福和我想的却不一样。幸福就像你脑子里一扇珍贵的玻璃窗。你需要绞尽脑汁才能留住它，一旦破碎，你的生活就只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了。在我的新生活中——2000 年夏天——我在努力地“数算我的福气”。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劝我采用这一令我反感的策略，好像他们真相信突然降临的损失可以靠重新珍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得到补偿。我有一位爱我的丈夫——汤姆，他对我很忠诚，长得也不错，高高瘦瘦的，虽然开始脱发了，但并不影响形象。我们住的房子贷款已经付清，它位于安大略省一片郁郁葱葱、起起伏伏的山峦之中，在多伦多以北，开车仅需一个小时。我们有三个女儿，两个住在家里。娜塔莉十五岁，克里丝汀十六岁。她们聪慧活泼，美丽可爱，不过她们也在经历失去的痛苦，汤姆也一样。
此外，我还有我的写作。
“你还有你的写作！”朋友们说。悄声细语却异口同声：可是你还有你的写作，莉塔。不过谁也没有说得太露骨，没有直接说悲伤最终还可以成为我写作的素材，但估计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一点不假。在四十三岁的时候（九月份将满四十四岁）想到在那些还不懂得悲哀为何物、充满稚气和阳光的日子里所写成并且出版的书，我有一种莫名的、稍稍令人不快的欣慰。“我的写作”：这是可以用来医治受伤自我的一块膏药，虽然非常小，但正如他们经常劝我的那样——总比没有好。
现在是六月，新世纪的第一年，以下是到目前为止我的作品。我没有将20 世纪70 年代，我在学生时代写的旧十四行诗——穿着缎面拖鞋的四月，你悄然穿过时间/ 令春日增色，得哒，得哒——以及80年代初期写的十多篇满是好话的书评包括进去。这个列表并没有显示在屏幕上，而是列在我的脑子里，一台更加安全、操作也更加便捷的“计算机”：
1．1981 年4 月，我翻译了丹妮尔·韦斯特曼的诗集《隔绝》。一个月之后，经过一场自然的家庭分娩，我的女儿诺拉来到这个世上。整个过程有助产士陪伴，有叮咚作响的吉他声作为背景音乐，不过我们没有像当时有些朋友那样围着胎盘大快朵颐。我的法语是从我母亲那儿学的，她是魁北克人；我和丹妮尔是在多伦多大学认识的，我在那里上学时，她正担任法国文明课的老师。她那时不善教学，我觉得她面对教室里那些皮肤晒成棕色、健康洋溢的学生显得有点信心不足，战战兢兢。学生们倒是对她不无崇拜，认真地记着笔记，丹妮尔的讲解扩展了他们对“文明”这个词狭隘的理解。那时她已经是一位知名作家，文章彪悍且充满活力，既迷人又危险。令读者感到出乎意料是她的拿手好戏。在一个平淡散漫的段落中，你被一连串美好的感想蒙蔽，却突然会碰到硬骨头。
把《隔绝》当成自己的作品，让我有点不自在，但丹妮尔·韦斯特曼博士一如平常地将手在头上迅速一挥，坚持说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就是创作行为。写作和翻译是相通的，不是相对的，完全没有等级之分。当然，她肯定会这么说的。而我给《隔绝》写的序言无疑也属于创作，因为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最近把这本书翻了出来，读的时候——用我的朋友琳·凯利的话说——尴尬之情让我“恨不能钻到地下”。通篇满是造作之感。关于艺术将生活的绝望嬗变为“仅仅是脆弱的”那部分，还有诗歌极力“弥补‘本应如此’与‘一无所获’之间的差距”——我究竟是什么意思？问题可能在于我读了太多德里达的东西。80 年代初的时候，我受他的影响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