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是辛亥之后，唯一进入小朝廷的帝后生活之中，并在紫禁城中生活过的外国人，也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十几年后，庄士敦正是以这段经历为主要内容，写下了长篇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作为一个外国人，唯一的洋人“帝师”，同时又是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作者如此错综复杂的身份，都让该书有了口述史的价值。
作为一部宫廷生活亲历记，书中自然也不乏鲜为人知的轶闻掌故、皇室生活内幕。作者对紫禁城小朝廷的深闭固拒、内务府的贪渎愚昧、小皇帝的欧化与复辟梦、遗老重臣的孤忠与阴谋以及溥仪被迫出宫，出走天津与东北等等史实的本末枝节，也多有详尽描述。这些记叙不仅具有相当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文字生动，夹叙夹议，读来颇有趣味。同时，读者将从书中看到，庄士敦刻画了慈禧、袁世凯、张作霖、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勋以及许多王公贵族、军阀政客的众生相，也对孙中山、冯玉祥、陈独秀、章太炎、康有为、宋子文、胡适、顾维钧、罗振玉、王国维、郑孝胥、光绪、翁同龢、陈宝琛等许多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或有记述，或有褒贬。

庄士敦，1874年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1898年，他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被派往香港。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三十四年。
庄士敦是一个汉学功底深厚、具有学者素养的人。他广猎经史子集，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与饮茶之道。他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如《佛教徒在中国》《威海卫狮龙共存》《儒教与近代中国》等。但令其声名大振的则是这本1934年首次出版的《紫禁城的黄昏》。

代序：昨日的盛宴——最后的帝师眼中的晚清宫廷
1989年中译本序言
1985年英文版序言
英文版扉页
溥仪序
引言
一 1898：戊戌风云
二 维新运动的瓦解
三 太后的反击与义和拳乱 1898～190l
四 光绪皇帝的最后岁月 1901～1908
五 慈禧太后
六 1911年：辛亥革命
七 清室优待条件
八 大清皇帝与洪宪皇帝
九 张勋与1917年复辟
十 《松寿老人自述》
十一 1919～1924年的紫禁城
十二 皇帝的师傅们
十三 黄昏中的满清宫廷
十四 内务府
十五 羽翼未丰的龙
十六 复辟派的希望与梦想
十七 紫禁城内的躁动
十八 龙振其翼
十九 龙凤之喜
二十 阴谋与对策
二十一 御花园
二十二 颐和园
二十三 十一月五日
二十四 真龙被困
二十五 真龙启飞
尾声 龙归故里
附录一 旧译《紫禁城的黄昏》片断
附录二 溥仪生活之剪影
伍德海报导溥仪之生活
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前后
溥仪给菱刈画“葫芦”
溥仪接见路透社通信员肯尼第的谈话记录
《纽约时报》报道溥仪接见格兰特记者的谈话
溥仪会见美国爱微雷托博士及夫人的谈话记录
溥仪印象记
外国人给溥仪的信
译后记

代序：昨日的盛宴——最后的帝师眼中的晚清宫廷
在近代来华的诸多外国人中，恐怕鲜有像庄士敦这样
经历丰富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了。庄士敦，本名雷金纳德·
弗莱明·约翰斯顿。1898年，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被派往
香港。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
三十四年。
庄氏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摩德林学院，作为一名优秀
的中文系学生，他对灿烂的中国文明有着浓厚的兴趣。大
学时代即已立下的誓愿：寻究中国文化的真谛，他游历了
中国二十几个省，熟悉各地的风土人情。他悉心研读儒释
道诸家经典，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诸部。
当然，庄士敦一生中最为传奇的经历，莫过于1919年
以后他在紫禁城中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的生活。
庄士敦是辛亥之后，唯一进入小朝廷的帝后生活之中，并
在紫禁城中生活过的外国人，也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历
史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
十几年后，庄士敦正是以这段经历为主要内容，写下了长
篇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作为一个外国人，唯一的洋
人“帝师”，同时又是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作者如此
错综复杂的身份，都让该书有了口述史的价值。因此1934
年这本书在伦敦甫一出版，即轰动欧洲。
作为一部宫廷生活亲历记，书中自然也不乏鲜为人知
的轶闻掌故、皇室生活内幕。作者对紫禁城小朝廷的深闭
固拒、内务府的贪渎愚昧、小皇帝的欧化与复辟梦、遗老
重臣的孤忠与阴谋以及溥仪被迫出宫，出走天津与东北等
等史实的本末枝节，也多有详尽描述。这些记叙不仅具有
相当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文字生动，夹叙夹议，读来颇
有趣味。同时，读者将从书中看到，庄士敦刻画了慈禧、
袁世凯、张作霖、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勋以及许多
王公贵族、军阀政客的众生相，也对孙中山、冯玉祥、陈
独秀、章太炎、康有为、宋子文、胡适、顾维钧、罗振
玉、王国维、郑孝胥、光绪、翁同龢、陈宝琛等许多中国
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或有记述，或有褒贬。
也许令读者感到新鲜，或者说独特的，是作者对于慈
禧太后的论述。尽管当时在西方，人们对于慈禧太后有着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誉者认为她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最伟
大的女性，是一位罕见的铁腕人物，而毁者则将中国所遭
受的耻辱和清朝崩溃的烂账全部算到了她的头上。但在庄
士敦笔下，慈禧太后只是一个无知的老妇人，她不可能对
整个朝廷所犯下的一切错误负责，同样在她死后，也不应
该将一切罪名都算在她名下。作为一个统治者，她既没有
能够摆脱祖先留下来的腐朽传统的束缚，也没有能够将人
民从耻辱的境地中拯救出来，但这并不是她一己之力所能
办到的。她反对“戊戌变法”，并不是因为她就是落后阶
级的代表，不希望中国富强，仅仅是因为她不幸地与光绪
皇帝站在对立的两面。光绪皇帝的变法，固然是为了让中
国走上“富强之路”，同时也是为了掌握实权，改变受制
于慈禧太后的状况。而这不但会威胁到慈禧太后的地位，
甚至会危及她的生命。光绪皇帝请求袁世凯做的，不就是
杀掉荣禄，软禁慈禧太后么?可以毫不夸张的预测，如果光
绪皇帝成功，那么慈禧太后的日子，恐怕不会比日后光绪
皇帝所遭受到的好到哪里去。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和猜
测，如此事后诸葛式的推理也于事无补，但庄氏能够如此
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甚是难能可贵。
同样，在庄士敦的笔下， “小皇帝”溥仪也脱去了
神秘的面纱。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十几岁的少年，有着当时
普通的中国少年所拥有的优点，比如在诗画方面的一些才
能，对于新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对时事有着浓厚的兴
趣，并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同时性格中也有着致命的弱
点——浮躁，安于现状而不思进取。他也想复辟祖先的基
业，但这个愿望并不像康有为、张勋等人那么强烈。是历
史将他推到这样的一个境地。他可以容忍民国政府一次次
违背清室“优待条件”，一再地拖欠优待费用，但当他看
到自己祖先的陵寝——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坟墓被人炸
开，尸骨被丢弃遍地，而曾经允诺对皇室陵寝永远奉祀及
妥善保护的民国政府，对此却无只言片语的解释或安慰，
这也最终成为他决定回满洲充任“傀儡”的导火索。庄士
敦是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大变局的见证者，他是以英国文明
绅士的眼光注视这一幕。他希望溥仪过着类似英国绅士的
生活，这样的话，无论将来帝制能否复辟，或者在共和制
下，溥仪还能成为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和受人尊重的君
子。他的这一身份背景，对理解全书是很关键的。
当然了，因为对于溥仪和皇族的强烈好感，或是囿于
己识，抑或是为自己辩护，庄士敦的叙述难免有美化及不
确之处，他的观点，也很难做到完全中肯。比如他对溥仪
的处处维护；对溥仪及自己参与复辟阴谋的一概否认；尤
其是对于冯玉祥的评价，似乎只能够以“十恶不赦”来形
容了。这也是我们无法苛求的。但庄士敦的这些叙述和评
价，至少对于七十多年后的我们，习惯于以阶级观点来批
量评价历史人物的我们，再思考和评价那

《紫禁城的黄昏》记述了困居紫禁城中“清室”的黄昏时期——1912年至1924年——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溥仪出宫期间的历史，庄士敦以帝制向共和的转变为历史背景，以担任帝师，与末代皇帝溥仪共处的经历为内容，对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大小事件做了独特的记述，通过对事件的记述表达了他的基本思想——政治上的复辟主张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大约在三年多前，我曾策划出版了《紫禁城的黄昏》
一书。作为名著，此书译本甚多，但此前几版译本，并未
全译，或认为“无必要”，或认为“平平无奇”，而删掉
该书的前八章，几近全书三分之一的内容。至于书后所附
总索引、人名地名索引，更是乏人问津。故当时的出版意
图，是想原汁原味展现原版的魅力。在版心边加了英文页
码；请人翻译了总索引、人名地名索引；书中所用图片，
也只是用庄氏原书所附四十余幅，不再另配。唯一有所区
别的，是添加了注释，但也多以解释、介绍为主，甚少批
驳者。在编辑过程中，我发现，虽然此书是当事人写当时
事，具有口述史的价值，但一则庄氏时时采用春秋笔法为
尊者讳；二则当事人对自己及与自己利益攸关者，难免有
溢美之处；再则当局者迷，所述难免有偏颇之处。所以希
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再做一解读版，同时也希望发挥手中
掌握的丰富图片资源价值，可以相得益彰，可惜一直未有
机会。
2009年，紫禁城出版社策划出版“晚清宫廷见闻”系
列丛书，对晚清宫廷亲历者所写著作重新整理出版，《紫
禁城的黄昏》作为书写晚清宫廷史的名作，当然在列。编
辑不满意此前几版译本，欲请人新译。我便揽下此事，一
偿所愿。但因本书篇幅颇大，自己也有工作在身，无力抽
出大块时间翻译，所以邀请了惠春琳、李亚敏、付瑞红三
位女士同译，再由我通校，以统一文风。具体分工如下：
陈晓东(自序、一至七章)、李亚敏(八至十三章)、付瑞红
(十四至十九章、二十五章、尾声)、惠春琳(1985年英文
版序言、二十至二十四章)。
记得当年读杨绛先生的文章，写翻译《堂吉诃德》的
过程，已知道译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及至自己翻译，
越发觉得是这样。尤其是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国的书，更是
如此。所幸本书所记述的事情，与我所学专业相近，所以
尚未觉得困难重重。但个人阅见有限，动笔之后还是有很
多困难源源而至。首先是语言，以前读过很多译作，每每
遇到英国式中文，都颇觉牙碜而大为扫兴。但在自己翻译
过程中，却时时陷入英文语法中难以自拔。有时为了一句
话，要反复推敲许久仍找不出合适的译法。全书完稿后，
曾通改四五次，也还未能令自己满意。其次是人名，由于
译法与今日有别，加之庄氏称名、称字、称号无定式，生
怕出现“常凯申”、“孟修斯”这样贻笑大方的错误。所
以对于书中所出现的人名，都是再三查询，务求每个都有
确实对应。但有些不甚显著或无名之辈，到万不得已之
时，仍不得不采取音译。只得在原文中注明，待日后查出
以便再版时改正。
本译本比较用力的地方是图片和解读。书中所用图
片，除了庄氏原版所附外，还增加了一百余幅，许多是清
官旧藏的老照片，读者较少见到。如瀛台及慈禧太后出殡
情景；溥仪所画漫画《杀孙图》等；端凝殿所储溥仪剪下
的辫子；庄士敦养性斋书房及授课的毓庆宫东里间内景；
等等。还有一些史证类的图片，如宫中节庆时的乾清官及
廊下“中和韶乐”乐器图，可以让读者大致了解宫中节庆
时乾清宫扎彩等景象；坤宁宫内景，可以让读者了解宫中
朝祭、夕祭时供器摆放情形，地上所铺绿龙纹栽绒地毯亦
系宣统朝所织，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以图证史，或可有所
裨益。至于解读，主要是对庄氏所述，采用了相关史料和
研究成果做了一些解释和批驳，尤其是溥仪所著《我的前
半生》。作为共同经历的两位当事人，对同一件事情的叙
述此略而彼详，如有价值，都尽量注出，以便读者更好地
了解；对于两相矛盾的，也都作为一种说法，胪列于注释
中。但考虑到溥仪的这本自传是以“溥仪认罪书”为底
本，经过他人“修改”而成，难免有“自诬”、“诬人”
的成分，同时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究竟有多大
程度是代表其真实态度尚未可知。以《我的前半生》纠正
《紫禁城的黄昏》，未必就意味着还原历史，这一点是显
而易见的。故对于溥仪书中所述内容的使用都审慎判断。
至于二书叙述矛盾者，也只是胪列，孰是孰非不妄作判
断。
此外，本书还删增了部分内容。因不再加添英文页
码，要将后附的总索引和人名地名索引一一对应原文，工
程量巨大，考虑到实际的出版操作，虽然心痛不已，奈何
力有不逮，所以不得不忍痛删掉。增加的内容主要是附录
部分，包括伪满秘书处所译《紫禁城的黄昏》和其时国外
部分报纸关于溥仪生活的报道、采访等，皆是伪满宫廷旧
藏史料。旧译虽不免有“林纾式”翻译，但语言简洁、典
雅，特附于后，让读者领略彼时文风。
本书付梓之际，心中感慨万端。感谢高成鸢先生，得
知我在翻译此书，主动提供珍藏的《紫禁城的黄昏》1934
年英文原版让我参考；感谢宫廷史专家苑洪琪女士，不厌
其烦为我解答宫廷史与宫廷礼制方面的问题；感谢1989年
版译者马小军先生，为我推荐了三位优秀的合译者，并授
权我使用他所写中译本序；感谢左远波先生，为本书的修
改提出了诸多宝贵的建议；感谢三位合译者，她们去年底
已经交稿，但由于我个人的原因，迟迟未能付印，希

一 1898：戊戌风云
十九世纪这一百年中，清王朝的势力与统治权威不断地被削弱，国内叛乱与灾难性的对外战争的双重打击，不仅动摇了皇权的基础，而且似乎也已经拉开王朝“崩溃”的序幕。有鉴于此，查尔斯·贝斯福爵士认为将其1899年出版的著作命名为“崩溃”是最为贴切的。四年前，孤立无援的中国，被它一贯鄙视和怠慢的小岛国——日本帝国击败，台湾被日本割占。当然，如此的屈辱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尽管欧洲三大列强（德、俄、法）居中干涉，三年之后，日本帝国又强占了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抚顺、大连港在内的东北重要地区。那时，俄国佯装正义地逼迫日本将其归还中国，实际上却是为了自己能够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土地和势力范围，同时趁机大大增强了其在整个东北的军事地位，成为在大清皇族“龙兴之地”占据支配地位的势力。1898年，一位在当地居住的英国商人说：“正是在中国眼皮底下，他们实施着对东北事实上的吞并。”一位英国高级传教士宣称：“虽名义上并非如此，但他和他所有的传教士都已经把东北视为俄国领土。”那些试图了解今日东北问题背景的人，不应忽视这样的事实，中国人没有参与任何从东北领土驱逐俄国的斗争。毋庸置疑，如果1904～1905年在东北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没有击败俄国，那么今日的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将不仅仅是在事实上，也许在名义上，已经成为俄国的一个省。①
然而，迄1898年底，中国丧失主权的地方不仅仅是台湾和东北。在这一年，西方列强争夺中国港口、沿海租界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活动达到了顶峰。拥有优良港口——青岛的胶州湾，被德国据为己有；近三百平方英里的威海卫，成为英国租界，并被作为殖民地统治达32年之久；与威海卫面积相当的香港，则被作为英租界租让99年；位于广东省南部沿海的广州湾，则被法国租借。意大利对浙江沿海的港口提出租借要求，遭到中国拒绝（此事发生在墨索里尼上台前），其内阁因未能在瓜分中国领土的掠夺中取得与其地位相当利益而被推翻，而中国也为自己的大胆抵制，震惊不已。
最初，西方列强们以为瓜分中国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会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哪怕一点点的抵抗和愤怒。但他们很快发现，这种想法错了。于是，他们转变策略，由赤裸裸的外部侵略改为“文化”渗透。而那些过去根本不懂爱国主义为何物的中国人民，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个民族群体构成的，他们彼此竞争并通常相互对抗。中华民族拥有最多的人口，以及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为辽阔的领土（如果包括各个属国）。然而与许多版图和人口只相当于中国二十分之一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世界影响力甚微。
那时的中国人，同现在一样妄自尊大，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已长期落后于诸国的事实。他们不可能接受西方民族或者日本人优于自己的理论，因为即使是在那些最了解这些民族的人看来，这种理论的谬误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拒不承认这一理论，并不仅仅因为虚荣心，而是有着更为重要的因素。所以，当那些受过教育、善于思考的中国人思索自己国家的真实情况，将其与自己合理设想的情况相比较时，他们不得不去寻找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这种寻找不是在自然法则中，而是在可以改变的环境和可以纠正的错误中，否则一切的奋斗都是徒劳的。于是，改革派便不可避免地诞生了，并同样不可避免地分成两大派别。右派崇尚渐变式的革新，反对一切灾难式的国体变革；左派则坚持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即国家获得拯救的基础之上，从根本上重建国家体制，他们认为，清王朝已经僵化、不可救药地腐化堕落，只要清王朝仍苟延残喘，这样的重建就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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