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伯利将纳粹德国置于整个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下，一战、大萧条、恶性通货膨胀等等耗尽了德国的国力。本书通过翔实的史实与客观的分析，展现了当时在欧洲蔓延的对民主、正直和宽容的背弃，证实了纳粹展开的极端蛊惑伪宗教运动，看似是对德国有效的“解药”，实则是一味药效猛烈的毒剂。
在此基础上，本书探究了纳粹主义为何能引发众多德国人的癫狂以及“对正派行为的逆袭”，细致地捕捉了德国平民的心态，史料丰富、角度多样、语言精炼、观点新颖，是一部透彻、宏大的当代史杰作。这本权威的蛋卷被第三帝国获得了2001年塞缪尔?约翰逊奖。

引言“对灵魂犯下的极端暴行”
——纳粹主义、政治宗教和极权主义
1 魏玛共和国 :1918—1933年
一战回响
异端的跋涉
信仰者之中
大规模失业
直面惨败
2 “贝克小姐，小心您的头，您在摇头”：法治的终结
时髦伙伴
警察的舞会
月之暗面
优雅国度
3 更换桥梁：新的时代，新的人
信念、希望，甚至还有一点慈善
自以为是的政治
褐色崇拜和基督徒
入侵与受害
4德国犹太人和他们的邻居:1933—1939年
相互矛盾的标记
大迫害
5 “清除昨日思维”：人种改良和“安乐死”
培育最优秀的人？
医学化大规模谋杀
6 “丹麦人不是波兰人，而是条顿人”：欧洲的被占与通敌，
1939—1943年
隐形人
东欧、西欧和巴尔干
7 战线过长的闪击战？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和占领，
1941—1943年
“到西伯利亚再见”
战争外的罪行
其他人的战争
8 “铁血时代的铁扫帚”：对犹太人发动的种族战争
驱逐和遣送
针对苏联犹太人展开的幻象
幻象尽显：全欧范围的“大屠杀”
9 “只要上帝愿意，扫把也可当枪使”：
德国境内的抵抗，1933—1945年
左翼复苏，重新结盟
“充满原始活力”的激励和右派
犹豫不决的将军们
未捷身死的上校们
10 “在电影中饰演角色”：战争与和平，1943—1948年
美国世纪
苏联人来了
炸弹之下
神话的诞生
缔造和平

英国塞缪尔·约翰逊奖获奖作品
诺尼诺国际奖得主力作
权威单卷本第三帝国史巨著

第一章 战争的前奏
一小撮德国精英和广大普通民众选择放弃他们个人与生俱来的批评本能，而去追寻一种建立于信念、希望、仇恨，以及寻求他们自己种族与民族利益的、情绪化的集体自尊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本书要讲述的正是在这一时刻所发生之事。因此，这是一个具有20世纪特征的事件。
本书涉及的是欧洲中心地带的一个发达工业社会在道德上逐渐以致几乎彻底的崩溃，其人民放弃了为自己着想这一负担，反而热衷于乔治?奥威尔所称的翻版部落文化中的手鼓的擂打。他们相信了恶人，因为恶人做出了承诺，要带领他们大步跃入宏伟的未来，同时使德国本国以及现代社会普遍的问题在暴力之下都迎刃而解。这给德国、欧洲和更广阔的世界造成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但远不及给欧洲犹太人造成的灾难：他们被肆意大规模屠戮，今天我们公正地认识到这是现代史上罕见的恐怖事件。
从局部看，德国遭遇了其在20世纪中的第二次重大惨败。用德国公民的生命为大众的愚昧和傲慢野心付出了代价，不管是由于他们直接犯下了恐怖罪行，还是由于道德上的冷漠与无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其他民族也受制于对暴力罪行的妥协、被占领下的屈辱和恐惧，还有强制劳动和奴役劳动，而对欧洲犹太人而言则是大屠杀。在四年多的时间里，盟国的文化和生产资源都不得不倾斜用于击退和摧毁一个仇视文明、自由、人道、仁爱和容忍性价值观的政权，而这些价值观恰是我们所珍视的。敌托邦式的解决德国多重问题的应急之计，最终导致了约5000万人在冲突中丧生，欧洲用了半个世纪才从战争后遗症中完全康复，因为疗伤与和解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事关纳粹德国（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同伙）之外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这一点已被许多以欧洲为研究视角的德国学者所忽视，因为他们无可厚非地全神贯注于本国的历史遗产。没有任何理由让有关这一时期的史学学术议程都无一例外地产生于德国，不论德国的学者为了解和理解他们当代史中这一晦暗的时期做出过多大贡献，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这一时期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历史。
虽然本书对希特勒及其党羽所犯下的终极恐怖进行了一定的思考，但这不仅仅集中于大规模屠杀，此事也许已经并不那么神秘。对此事的过度关注本身就表现出颓废的感官嗜血欲望，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正是当代探究这一主题的部分兴趣所在。作者声言自己对参加大屠杀和大破坏的个人背后动机并无特殊的见解，自从人类历史肇端以来，人们对这种行为已经有了充分的解说。古典文献、《圣经》、莎士比亚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可以当作当代史学家的创作指南。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进入主题之前就规避了过度宏大的预期。
事实上，《第三帝国》是对一个发达工业社会在长期内，更加微妙的道德崩溃与转型的描述，敏锐的观察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见这种崩溃与转型的后果。群众受精英人士中一小撮无良自私者的鼓动，他们逆流而上，罔顾善良真理和疑惑，信任了希特勒这个跳梁小丑，当他发现他对世界的仇恨可以无限推广的时候，他自身可怜的存在也就有了意义。历史哲学家埃里克?弗格林曾将这些群众称作“邪恶暴民”。遭受惨败和持续危机折磨的许多德国人，从希特勒精心选择实施的一系列措施中也看到了他们理想中的自身形象。正如希特勒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传记作者康拉德?海登在1944年写到的：“人民在做梦，预言者告诉他们梦见了什么。”我之所以说“许多德国人”，是因为还有别的人，如海登、弗格林，他们的本能、人性或见识都禁止他们心存疑虑，换言之，他们的核心政治或宗教观都阻止他们落入新野蛮状态的深渊。他们二人都死于流亡途中，分别在马里兰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但他们代表着数不清的其他人，被驱赶到布鲁克林、佛罗里达或土耳其。这些人的存在让那些信任希特勒的人们更加触目惊心地暴露了其无以复加的愚昧，尽管这会让人们不加区别地谴责所有德国人。
本书并非是首次从政治宗教或极权主义角度研究纳粹主义，只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两种研究方式再度成为时尚，其指导思想更多地得益于许多哲学家、政治科学家和文化思想史学家，而非普通的研究相关主题的史学家之流。因此，书中重申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即试图去辨别那些有关希特勒是否和其侄女有染，是否喜爱他养的狗，或是否为温莎公爵及夫人做过计划等表面叙述底层所蕴含的纳粹现象，而海登和弗格林却对这类细枝末节的问题毫不在意。因为不论多么不合时宜，严肃的学术问题会完全埋没在病态矫饰的雪崩之下，而由此流传的平常琐事在六七十年之后仍然不见减少，此事本身就日益为高深的当代观察家带来不安。我们现在从对我们自身时代与文化的思考中，转向使本书内容、核心焦点及结构成型的思想观点的探讨。
古代经典著作为我们造就了许多政治语汇，给我们留下了诸如民主、专制、独裁和暴政等术语，而这些术语有时却不足以描述某些具有挑战性的新情况，促使评论家搜索新词，有时无功而返。亚历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