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全书以一个猎人的行猎线索，串起二十五篇自成起讫的故事，如一曲曲独立的乐章，奏响在俄罗斯广袤深沉的土地上。《猎人日记》不仅描绘出一幅充溢油画质感的俄罗斯风情画卷，展示大自然的深邃与伟大的安息，永久的和解同无穷的生命；同时作为故事讲述者的屠格涅夫，老练甚至超然，用不多的人物、简单的情节，刻画出俄国独特而敦厚的世情民风，为读者打开极为辽阔的视野，同时使人感到深久的感动与悲哀。

译序
霍里和卡利内奇
叶尔莫莱和磨坊老板娘
莓泉
县城的大夫
我的邻里拉季洛夫
独院地主奥夫夏尼科夫
利戈夫村
别任草地
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
总管
办事处
孤狼
两地主
列别江
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和她的侄儿
死
歌手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叶夫
幽会
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切尔托普哈诺夫和涅多皮尤斯金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
枯萎了的女人
车轱辘响
树林和草原

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是十九世纪俄国杰
出作家。他一生四十余年的笔耕生涯中，创作了被誉为“
艺术编年史”的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
特写、戏剧、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等各种体裁的作品
，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文学评论、回忆录、文学书简等，
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俄国文学的宝库，为俄国文学的发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作品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如今已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是他的第一部
现实主义力作，在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
置。
《猎人笔记》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特写集。其第一篇特
写《霍里和卡利内奇》最初发表于俄国《现代人》杂志
1847年第一期。后面的绝大部分篇章也都陆续发表于同一
杂志。直至1852年，作者将先后刊出的二十一篇特写汇编
在一起，外加一篇未曾发表的新作《两地主》，以《猎人
笔记》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至1880年，作者又加进了
后来创作的三篇：《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1872）、
《车轱辘响》（1874）、《枯萎了的女人》（1874），共
计二十五篇，这便成了作者生前最后的定本。今天我们所
据以译出的就是这样的定本。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相当
程度的发展，俄国农村中农奴制的存在已成了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因此，农奴制的改革问题便被提上
了日程，成了当时社会最受关注的迫切问题。
屠格涅夫出身于奥廖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母亲
就是一位残暴的农奴主。他自幼目睹地主阶级的凶残专横
，早就产生了对农民悲惨处境的深切同情。上大学后，他
又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定决心要与农奴制度做不倦
的斗争。一八四三年他结识了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别
林斯基的思想影响下，他更坚定了与农奴制做斗争的决心
。
《猎人笔记》就是他以反农奴制为中心思想的第一部
重要作品，在这里他以敏锐的观察力提供了自己的新题材
，发出了自己的呐喊。所以《猎人笔记》一出版，便举世
瞩目，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文艺界而扩及整个社会。不同阶
级的人对它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它的思想内容立刻激起沙
皇政府及统治阶级的惊恐和愤怒。当时沙皇政府中那位颇
具政治嗅觉的教育大臣很快便嗅出了书中的反农奴制气息
，他向尼古拉一世报告说：此书的大部分篇章都“带有侮
辱地主的绝对倾向”，说书中的地主“不是被表现得滑稽
可笑，就是常常被弄得极不体面而有损于他们名誉的样子
”。随后不久，屠格涅夫便受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被遣
返故里监管一年。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此书则受到普遍
的欢迎。作家有一次在一个小车站上遇到两位素不相识的
青年农民，当他们得知他就是《猎人笔记》的作者时，便
脱帽向他致敬。其中一位还以“俄罗斯大众”的名义向他
表示“敬意和感谢”。进步的文艺界人士更给予此书很高
的评价。尤其是别林斯基，当此书的第一篇特写《霍里和
卡利内奇》刚发表时，便立即给了作者极大的鼓励。别林
斯基写信对作家说：你大概还不清楚自己的作品具有何等
的价值，你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创作形式，你走上了出色的
道路，你的前程远大。著名作家赫尔岑也称赞此书是一部
“反农奴制的控诉书”。
这部作品反农奴制的思想倾向，明显地表现在对作为
农奴制社会基础的地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上，表现在对农
民命运的深切同情上，表现在对农民的才能和精神世界的
热情赞美上。
在揭露和批判地主阶级方面，俄国“自然派”文学奠
基者、杰出作家果戈理已率先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在《
死魂灵》中已成功地刻画了从玛尼洛夫到普柳什金等一系
列典型的地主形象。屠格涅夫继承并发展了果戈理的现实
主义文学传统，在《猎人笔记》中以不同于前者的风格，
向读者展示了另一种新旧地主的画像。
沙皇政府中那位教育大臣所说的这部作品把地主不是
表现得“滑稽可笑”，就是被弄得“极不体面”，从表面
粗略看来，所写的似乎就是如此而已。细细地品味书中的
内容时，你就可发现，书中所写的地主不仅仅是“滑稽可
笑”，他们的行为也远不止是“极不体面”。在农奴制的
旧俄国，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
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地主必然会表现出
诸如残暴、狠毒、贪婪以及虚伪、愚蠢、空虚、无耻等卑
劣的性格和行为。这些正是作家要揭露和批判的对象。不
过，作家在这本书中一般没有直接描写地主们凶残狰狞的
面孔，没有直接描写他们残酷迫害农民的张牙舞爪的举动
，没有直接描写他们最丑恶的表现。在不得不写的地方，
也显得特别的小心，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暗示和启发，让读
者通过联想去认识他们卑劣的行为和品性。这固然是为了
使作品易于通过书刊审查，更主要的是这位作家对自己的
作品持有特殊的审美要求。
地主佩诺奇金是书中刻画得最出色的典型形象。此人
受过“良好”教育，颇有“文明”风度。他仪表堂堂，衣
着时髦、举止文雅，“为人正

这部作品反农奴制的思想倾向，明显地表现在对作为农奴制社会基础的地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上，表现在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同情上，表现在对农民的才能和精神世界的热情赞美上。
在揭露和批判地主阶级方面，俄国“自然派”文学奠基者、杰出作家果戈理已率先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在《死魂灵》中已成功地刻画了从玛尼洛夫到普柳什金等一系列典型的地主形象。屠格涅夫继承并发展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猎人笔记》中以不同于前者的风格，向读者展示了另一种新旧地主的画像。

屠格涅夫对我们文学的影响是富有成果的。他生
活、寻找，并且在自己的作品中说出他所找到的东西
……他无所畏惧。
——（俄）列夫·托尔斯泰

霍里和卡利内奇
奥廖尔省人跟卡卢加省人有着气质上的明显差异，这也许会让那些从波尔霍夫县前来日兹德拉县的人大为吃惊。奥廖尔省的庄稼人个头不大，略显驼背，郁郁寡欢，老是愁眉不展。他们住的是窄小的白杨木屋，身服劳役，不事经商，饮食粗劣，穿的是树皮鞋；而卡卢加省的交田租的庄稼人可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住的是宽绰的松木房子，个子高高的，神情快活而胆大，脸孔白白净净，做奶油和柏油买卖，逢年过节便穿起长筒靴。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一般都坐落在耕地中间，在那种稀里糊涂变成了污水塘的溪谷边上。除了寥寥几棵随时供人派用场的爆竹柳以及三两棵瘦巴巴的白桦，方圆一俄里内不见树木。房子鳞次栉比，房顶铺的是烂麦秸……卡卢加省的村庄恰好相反，大部分都是林木四绕；房子的间距显得较为宽松，排列得也较为齐整，房顶是用木板盖的，大门锁得严严实实，后院的篱笆也不见东倒西歪，不往外倾斜，不会招那些过往的猪来登门做客……对于猎人来说，卡卢加省也比较称心。过上三年五载，奥廖尔省最后一批森林和茂密的灌木丛将会荡然无存，沼泽地亦将无处可寻；相反，在卡卢加省，几百俄里内林木连绵不绝，沼泽地也占几十俄里，依然有高雅的松鸡在此栖息，和善的大鹬也常常光临，忙忙碌碌的山鹑猛地腾空而起，令射手和猎犬又惊又喜。
我曾以猎人身份去过日兹德拉县，在那边野外遇到了卡卢加省的一位小地主，并跟他混得挺熟。他姓波卢特金，是个猎迷，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说实话，他还是有一些弱点的。比如说吧，凡是省里富裕人家的闺秀，他全求过婚，结果到处遭人拒绝，被逐出门外，因此，他常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向各个朋友和相识苦诉衷肠，可是照旧把自家果园出产的酸桃子和其他不熟的果子当作礼品奉赠给那些被追求的对象的高堂。他对趣闻非常津津乐道，叨咕个没完，尽管波卢特金先生认为自己说得那么情趣盎然，可惜从未赢得人家一笑。他叹赏阿基姆·纳希莫夫的文章和小说《平娜》②。他说话结巴，将自家的狗美其名日“天文学家”。他把“可是”念成“可希”，他家里吃的是法式菜肴，据他家的厨子的理解，烹调这类菜肴的奥秘就在于把各种各样食物的原汁原味来个彻头彻尾的改造：肉食一经这位巧手料理，其味便变得像鱼，鱼变得像蘑菇，而通心粉则煮出了火药味；可是放进汤里的胡萝卜又全成了菱形或梯形的玩意儿。不过，撇开这些屈指可数而又无伤大雅的缺点不谈，波卢特金，如同上边所说，算得上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我跟波卢特金相识的当天，他便邀我去他家过夜。
“离我家大概有五俄里地，”他说，“步行去很远；我们先去霍里家吧。”（读者想必会允许我不照他的口吃方式来转述吧。）
“霍里是什么人？”
“是我家的佃户……他家离这儿挺近的。”
于是我们便去霍里家。在林子中间的一块经精心清理和整治过的空地上，耸立着霍里的独家宅院。院里有几间松木建造的房子，用篱笆圈在一起；正房前方有一敞棚，是由几根细柱子支撑起来的。我们步入院内，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儿，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子，相貌堂堂。
“喂，费佳！霍里在家吗？”波卢特金先生问他。
“不在，他进城去了，”那小伙儿答道，一边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吩咐备车吗？”
“对，伙计，备车吧。再给我们拿些克瓦斯来。”
我们进了房子。由洁净的圆木组装的墙壁上没有挂一张苏兹达尔①的画；房角处摆着一尊沉甸甸的裹着银服饰的圣像，圣像前燃着一盏神灯；有一张前不久被刮洗得干干净净的椴木桌子；在圆木间的缝隙里，在窗子的边框上，既无机灵的茶婆虫在那里游荡，也无疑虑重重的蟑螂在那里藏身。那个年轻小伙儿拿着一只盛满爽口的克瓦斯的大号白杯子，一大块小麦粉面包和放有十多根腌黄瓜的木盘，快捷地出来了。他将这些食品在桌子上通通摆好，然后倚身门上，面露笑容，打量起我们来。我们还没来得及把这些小吃打扫光，台阶前已传来马车的响声。我们起身出来。驾车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一头鬈发，两腮绯红，他使大劲勒住了那匹肥实的花斑牡马。马车四边围着六个大个子的年轻人，他们彼此很相像，而且都像费佳。“全是霍里的孩子！”波卢特金说。“全是小霍里，”费佳接过话说，他也跟着我们来到台阶上，“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正在林子里，西多尔跟着老爸进城去了……要小心，瓦夏，”他转向驾车的孩子继续说，“尽量跟快点儿，送的是老爷呢。不过，到了高坡那儿可得留神，悠着点儿，别把车子搞坏了，不能惊扰老爷的肚皮！”旁边的几个小霍里听了费佳这旬有点越轨的逗趣话都轻轻地笑了。“把天文学家放上车！”波卢特金先生威严地喊了一声。费佳开心地把那只强露笑容的狗举了起来，放到马车底板上。瓦夏松一下缰绳。我们的马车轱辘便滚动了。“这是我们的办事处，”波卢特金忽然指着一所低矮的小平房对我说，“要不要去瞧瞧？”“好的。”“目前它已撤了，”他说，一边下了车，“不过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