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云川，新闻纪录电影编导，河北雄县人。1923年生，1938年加入八路军，1940年任总政记者团通讯员。1942年赴延安，在总政治部警卫队工作。1945年入延安电影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编辑《民主东北》之《解放东北的最后战役》《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等影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创作科科长、编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主编、副总编辑。编辑的《红旗漫卷西风》获1950年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荣誉奖、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长纪录片二等奖；《大西南凯歌》获1950年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荣誉奖、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长纪录片三等奖；《伟大的土地改革》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长纪录片二等奖；《永远年青》获1954年文化部“好、快、省”奖；《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1958年被《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合评选为“最受欢迎的纪录片”；《亚洲风暴》获1962年第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短纪录片奖。

把这些零散的文字和图
片编在一起，真使我感慨万
千。我今年已95岁，回想我
从一个不满15岁的农村穷孩
子投身革命，参加抗日的队
伍——八路军。入伍前五年
，我随部队在前线参加战斗
，有胜利，也有失败。胜利
是在前方打胜仗的时候，例
如我们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
，曾攻占过日本人的重要据
点——松林店和高碑店；破
坏过敌人的重要交通动脉—
—平汉铁路；还曾攻进过北
平附近的廊坊重镇，缴获过
大量军用物资，享受了胜利
的喜悦。我也受过几次失败
的痛苦：例如我们三十二团
，在房山地区转移时，曾被
敌人堵在交通沟里打了伏击
，一下子死了三百多同志；
还有几次反扫荡战斗中，被
敌人赶得吃不好饭，睡不好
觉，甚至有几十天吃不到一
点盐，浑身无力，还得参加
战斗。你们准不相信，那时
候为喝一口凉水，都能丧命
。这可是我亲眼见过的真事
。那~1941年秋季的一天，
我们的部队要从晋察冀边区
转移陕晋西北地区，路过一
座山西的大山——牛道岭。
我们从天不亮就爬山，天快
黑才爬过山顶。人们是又渴
又饿，尤其是口渴难挨。看
到山下有一片清凉的水洼，
人们就拼命向水洼跑去，想
尽快喝上一El清水。不想跑
到水边时，人们一下子就愣
住了：原来在水坑边，有十
五六个同志头扎在水里闷死
了，情景十分凄惨。其实，
当时有一个人拉他们一把也
不会死的。可见当时人们行
军是多么疲劳了，连抢救同
志一把的力气都没有了。我
想，恐怕他们的亲属至今也
不会知道，这些同志是为抢
喝一口凉水而丧命的啊。
1942年春天，我随八路
军总政记者团到了延安，延
安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
总后方，是党中央毛主席的
所在地。到了延安，我们都
深深松了一口气，因为脱离
了以前的战斗环境，生活有
了保证，至少可以睡个安稳
觉了。可到延安后才知道，
我们的陕甘宁边区并不安宁
。蒋介石和胡宗南以五十万
大军把陕甘宁边区包围得铁
桶一般，不准一支枪、一粒
子弹、一寸布、一粒粮食运
进边区，想把陕甘宁抗日军
民困死、饿死，想从根本上
消灭抗日军民的总领导——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伟大领袖
毛主席。
毛主席与蒋介石针锋相
对，他提出陕甘宁及八路军
、新四军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
克服万难，去争取胜利。也
许您又不相信，我们在延安
的部队从1942年到1945年
不但不要公家一块钱的军饷
，而且每人每年还要向公家
上缴两石五斗粮食和一千斤
木炭，并且还要做到丰衣足
食，耕三余一。
在大生产运动中，积肥
成为所有人们极为重要的项
目。几匹牲口在街上走动，
不管是牛马、骆驼，还是别
的什么动物的粪便，只要有
，人们都视为珍宝，纷纷抢
拾。我亲眼看见过有延安女
子大学的学生，用漂亮的手
帕和上衣兜拾骆驼粪，把这
些粪便拾到后，倒在自己的
菜地中，再到河边用野蒿当
肥皂，在延河边洗刷衣物，
边洗边嬉笑打闹，样子非常
愉快。其实这些女大学生绝
大部分都是南京、上海、重
庆等大城市有钱人家的孩子
，有的还是国民党高级将领
的千金。他们放弃大城市的
优越生活而来延安找苦吃，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投身革
命，为的是推翻不合理的旧
社会。
我们延安八路军总政治
部警卫队是大生产大练兵中
的模范单位。年年超额完成
任务。大生产是模范，大练
兵是尖兵。我和牟作相还被
选为陕甘宁边区的纺纱突击
手，受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的
奖励和边区首长的接见。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
我们还被破格提拔为延安电
影团的成员，使我们走上了
从影之路。
回想起来，我在电影之
路上走过了几十年，走过了
不少地方，也有了一些成绩
，甚至还有报刊、传记和中
央电视台拍专辑报道过，也
给一些大学的新闻系上过课
。一个从识字班学文化开始
的穷孩子，能走上北京大学
、中国电影学院、中国民族
大学研究生班的讲台，这本
身就应该算是奇迹。当然我
也清楚这些成果是哪里来的
，是党和国家对我培养的结
果。因此，我用我40年前载
于《电影艺术》杂志上的一
篇《七一感言》前边三句话
做结尾，那就是：瓜儿离不
开秧，婴儿离不开娘。革命
的战士啊，离不开共产党!
姜云川
2017年10月15日

代序：在延河深处也能炼成“黄金”
——《文汇报》专访姜云川
上篇
我的抗战故事
难忘延安
回忆延安时期的苦与乐
——以在延安发表的三篇文章为记
我和延安电影团的故事
从延安到兴山
——电影团搬家日记
回忆“东影”青年团
编辑《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与调回北京
追忆新闻特号《朝鲜西线大捷》
参与拍摄《苏联农业机械化》《苏联集体农庄生活》
党校学习
一部有特殊意义的影片
——纪录片《领导和我们同劳动》的摄编经过
拍摄《红旗渠》
《黄河万里行》摄编随笔
巴黎见闻
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
科隆纪行
下篇
1981年“新影”创作概况
谈“精思”
——《老北京的叙说》的成功与不足
漫谈纪录片中的人物
对“希望”的希望
——谈《田野的希望》的成功与不足
采自丛林的花朵
——简评《为民族生存而战》
姑娘们的心
为老故事频道叫好
老师民野先生
不该被遗忘的人
——回忆电影教育家白大方同志
“十月一日”随想
中国境外的“中国”
一附录一
姜云川简介
终生难忘的往事
——记参加大型军事纪录片《解放东北的最后战役》
剪接工作
后记
在延河深处也能炼成“黄金”
——《文汇报》专访姜云川

我的抗战故事
由于我得重病住院，未能参加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也未能及时看到国家颁发给我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出院回家之后，看到金灿灿的纪念章，我非常激动，也回忆起抗日战争中许多难忘的故事。
苦涩童年
1923年10月18日，我出生在华北明珠——白洋淀边的一个贫苦农家。由于那天是旧历的九九重阳节，又是出生在夜晚子时，老人都说我是天河水命，肥猪拱门，命相好，是个有福之人。天晓得我的福在哪里。据我的母亲讲：由于家境贫穷，母亲身体不好，我出生后三个月就没了奶吃，是妈妈和奶奶抱着我去全村赶嘴吃。赶嘴，就是去求吃别家孩子吃剩下的奶。据说由于吃不饱，我曾多次昏死在别人怀中。后来稍大一点，就吃用玉米面和红薯面调制成的面糊糊。再大点儿就吃妈妈嚼碎的玉米面、高粱面饼子。什么?问我为什么不喝牛奶?那时候别说牛奶没地方买，就是有地方买，也没有钱呀!由于家里缺吃少穿，六七岁时，我就跟二叔去本村地主刘家的地里干活，给地主拔草间苗，给长工们看管衣物，目的是可以吃几口长工们吃剩下的饭菜。十来岁时，看到别的孩子都去上学，我也想去，可是家里不让。因为我去上学就会没了饭吃，只好去给地主老财割草放羊。有一次放羊回来，路过村小学时，看到别的孩子在学校大院里拍皮球、推铁环，玩得非常高兴，我放下割草的筐子，趴在学校墙上看着人家玩。我正看得高兴，却被学校管事的一把把我从矮墙上拽下来，狠狠摔向墙角，瞪起恶狼似的眼睛说：“看什么看，想偷东西咋的?滚!滚!”我只好爬起来，背上筐子，赶起羊群走了。我嘴上没敢说什么，可是心里却恨死了这些地主老财的狗腿子。
其实，我们家并不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除了有几间能遮风避雨的茅草房和两三亩地外，家里还有全村最老、长得最好、能遮出半个院子荫凉的一棵老槐树。我听祖爷说：“这棵老槐树，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只要咱们有一口气，就要保护它生长壮大!”
万万没想到，就在我们全家为生活苦苦挣扎的时候，日本鬼子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国的战争。国民党的政府和军队以抗战为名，把我们的土地连同快要成熟的庄稼一起挖成护城河，并放了深深的河水。不但老槐树被砍掉，甚至连我家大门的门板也一起被拿去修筑碉堡。父亲和爷爷都去找过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要求给补偿点损失，结果却无功而返。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麻子营长还恶狠狠地说：“要捣乱咋的?抗战期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挖你点儿地，砍棵树算得了什么!快滚!不然，我认得你的老命，可我的鞭子和手枪却不认你这条老命!快滚!”这一阵呵斥，吓得爷爷和父亲只好离开。这些人使我们一家在一夜之间丢掉了生存的命根子，变成了乞丐。
可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真的是为抗战吗?日本鬼子还没有来，只有两架两翼飞机在县城扔了三四颗炸弹，他们就把老百姓的东西抢劫一空、溜之大吉了。幸亏他们在仓皇逃跑时把大量的军用物资，还有大米、白面等丢的到处都是。我们穷苦的老百姓，不甘心被饿死，就壮着胆子把大米白面往家搬。他们的败逃，使我们家足足过了一冬从来没有过的好日子。
参加八路军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大敌当前国民党逃跑了，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却迎着敌人的炮火来了。他们人数不多，有男有女，却个个精明能干。对老百姓的态度极好，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除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还帮助老百姓收秋打场，打扫卫生，不但不向老百姓要粮要钱，还给衣物、粮食，帮助穷苦人家过冬。老百姓开始不太相信：会有不欺负老百姓的队伍?几个月过下来，人们真的感受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确实是和国民党军队大不相同，八路军是真心动员群众保家卫国。于是有不少人响应八路军的号召：首先组织了四十八村的联庄会，把村内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护村保国；然后，又组织进步青年联队，武装培训，并协助八路军的工作团为军队筹粮、筹款，并动员青年人自愿参军，壮大八路军队伍。
当时，我还未满15岁，也想参加部队，但是几次申请都没能如愿。他们回复我：“你还没有步枪高，怎么能参加军队?”可我不死心。有一次，有位看样子像个大领导的同志来到我们村考察情况。我立即上前去，再次表达了参军的意愿，他当时摸着我的头和蔼地说：“小鬼，你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呀?”我说：“我不是小鬼子，日本人才是小鬼子呢!国民党军队不抗日还坑害老百姓；八路军不欺负老百姓，和老百姓一起打日本鬼子。是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军队害苦了我们全家，我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报仇!”那位“大领导”听我说得有些道理，似乎被我打动了，就问：“你参军能干点什么呀?”我立刻挺起胸脯说：“放羊喂马，干什么都行!我还会点武术，身体灵活，当个侦察兵什么的都行!”那个大领导见我说得头头是道，就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吧，你跟我来吧!”于是我成了一名八路军的小战士。P13-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姜云川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创作科科长、编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主编、副总编辑。编辑的《红旗漫卷西风》获1950年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荣誉奖、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长纪录片二等奖；《大西南凯歌》获1950年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荣誉奖、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长纪录片三等奖；《伟大的土地改革》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长纪录片二等奖；《永远年青》获1954年文化部“好、快、省”奖；《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1958年被《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合评选为“最受欢迎的纪录片”；《亚洲风暴》获1962年第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短纪录片奖。
本书记述姜云川的艰苦奋斗的电影之路。

一切始于延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
生在陕西黄土高原中南部一
片丘陵沟壑之间的故事，改
变了中国命运的走向。这片
神奇的土地就是延安。延安
吸引了一批批理想青年冲破
封锁线冒死投奔。他们在这
里生产、生活、学习，保卫
政权、发展友谊、建立影响
。在延安成长起来的青年人
，不久成为建设新中国的脊
梁。他们后来虽然大多离开
了延安，但终其一生都在呼
应着延安精神的感召。
88岁的中央新闻纪录电
影制片厂原副总编辑姜云川
，就是一位典型的“延安青
年”。他从一个大字不识的
八路军战士，到成为《解放
东北的最后战役》《延安生
活散记》《纪念白求恩》《
南泥湾》《红旗渠》《黄河
万里行》《新的长征》等著
名新闻纪录片的编导，其人
生的转折点完全发生在延安
。
往事从未尘封。老人清
晰的回忆，把我们带回到流
淌的延水河畔。
一本“红色”笔记本
从1942年春到1946年，
姜云川在延安生活了5年。
当记者询问姜老，延安
时代留下了什么纪念品时，
他想了想，从里屋捧出一本
近乎“文物”的簿册。延安生
活的艰苦与愉快，都凝结在
这本珍藏了70年的笔记本中
。
打开扉页，看见一个淡
淡的铅笔字“姜”。记者小心
地轻翻内页，这本笔记本与
一般笔记本的不同之处立刻
跳了出来。第一个不同，它
特别“挤”，每一页都写满了
字不说，字还特别小，一点
边角都不留，其实这本笔记
本的内容早已“超载”，为了
充分利用空间，有横着记的
，有竖着记的，还有夹花儿
记的，看起来也要颠来倒去
；第二个不同，它特别“讲
究”，虽然密密麻麻，但看
得出来记录者在用管理报纸
版面的思维安排每一页的布
局，显得满而不乱，时不时
还有用圆珠笔画的风景插图
，翻阅起来格外美观；第三
个不同，它特别“杂”，细看
内容，不仅抄写着政论文、
诗篇，还有代数题、几何题
、歌谱，以及姜云川的学习
心得、生活日记、自己写的
诗文等；第四个不同，它特
别“花”，钢笔、铅笔、圆珠
笔全上阵了，有的段落开头
是蓝色笔写的，下一段就变
成红色的了；第五个不同，
它“保养”得特别好，尽管经
过漫长的时间和多次迁徙，
笔记本的纸张早已脆若蝉翼
，色泽也被岁月侵蚀为黄色
，但其规整，清晰，没有一
张缺页，没有一处污渍。由
此看来，主人是多么珍爱和
呵护它。
姜老揭开了这本笔记本
背后的故事：党中央为了鼓
励识字班甲组的一批学员，
派专人到国统区用黄金购回
一些白色新闻纸，用这些新
闻纸做成了笔记本，给每位
学员发一本。在延安，物资
的匮乏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不仅缺纸少笔，连墨水都常
常供应不上。那些“红色”的
段落并非红墨水写就，而是
红药水。
“一到墨水断了‘档’，我
就跑到医务室去，央求大夫
给我的钢笔灌上一点俗称‘
二百二’的红药水。”姜老笑
着说。
为了报答组织的培育，
姜云川学文化的决心比别人
都要大，下的功夫更深，进
步也更显著。早在从“人、
工人、农民、八路军、打日
本”一笔一画学起时，他就
找到了警卫队的指导员武天
真，和他结成干部战士“一
对红”，把他当自己的业余
老师。“我们约定：不管刮
风下雨，他每天雷打不动教
我5个汉字。我保证：不管
多忙多累，也要把5个汉字
学会。并且做到会写、会认
、会用，随时接受测试、检
查。”升人“甲组”班后，姜
云川成为总政治部黑板报的
特邀通讯员，又在总政军报
编辑陆地、宋养亮的鼓励帮
助下，在全军大报《子弟兵
》上发表了三四篇特写文章
，得了一个“小文化人”的响
亮外号。
由此，姜云川被破格提
升为延安电影团(中国共产
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
全名“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
团”)的团员，开启了从影之
旅。
一支钢笔点燃记者梦
1923年农历重阳节，姜
云川出生在华北明珠——白
洋淀边的一个贫苦农家。幼
时的姜云川给本村地主家割
草放羊，长到十来岁了，没
进过学校一步。他渴望读书
，可是一墙之隔的世界离他
太远。他回忆说：“有一次
我放羊回来，趴在学校矮墙
上看人家的孩子拍皮球、推
铁环，正看得高兴，被学校
管事的一把拽下来，狠狠往
墙角一摔，让我滚蛋。我只
好爬起来，背上打猪草的筐
子，赶起羊群走了。”
1954年，北京电影制片
厂一分为二，以拍新闻纪录
电影为主的队伍分编成中央
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影
厂)，从苏联拍摄《苏联农
业机械化》和《苏联集体农
庄生活》回来的姜云川被任
命为总编辑部副总编，主管
纪录片创作和新闻纪录片的
编辑编导。 姜云川的个人
命运跟随着时代的浪潮时疾
时缓，时暖时寒。在“大跃
进”洪流中，他带领一个摄
制组，东奔西走，苦干一年
，完成23部长短纪录片，相
当于一年完成了三年的任务
，“多快好省”地拍出《山区
的春天》《沸腾的广西》《
领袖和我们同劳动》等一批
优秀影片。到苏联专家撤返
、我国发展建设遇到困难的
时期，新影厂又拍摄了大量
克服万难、发扬延安精神的
影片，如《大庆油田》《铁
人王进喜

本书是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电影艺术家传记”项目中的一部，记述从1942年姜云川在延安投身革命开始的艰苦奋斗的电影之路。书中姜老分析总结每一部纪录片的创作实践，有他自己的书写，也有记者的访谈，既有电影言论，又有采访随笔，既有国内的人文地理探索，又有国外考察的见闻。每一篇文章都饱含作者对国家的热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