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原名梁绍生，1949年生于哈尔滨市建筑工人家庭，祖籍山东荣成——父亲少年时跟随乡亲们“闯关东”，后来在哈尔滨市成家。梁晓声初中毕业于哈尔滨市二十九中学，适逢“文革”，不能继续升学也不能就业；两年后又逢“上山下乡”运动，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兵团知青”，先后做过知青班长、连队小学老师、团报道员、木材加工厂抬木工。
1974年，梁晓声被木材加工厂推荐，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1977年，梁晓声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任剧本编辑编剧；1988年，梁晓声调入当年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2002年，梁晓声调入北京语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至今。
到目前为止，梁晓声创作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2300多万字，由青岛出版社结集为50卷的“梁晓声文集”——现已出版长篇部分20卷。
梁晓声在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创作方面获奖多多，不少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并有不少作品被译成外文；梁晓声亦发表了大量散文杂文、随笔、社会时评，同样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与反响。
梁晓声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当之无愧的多面手，“常青树”。自上世纪80年代初始，他的许多作品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更加以其鲜明的人文性和对时代的思考性越来越成为无法被忘却的文学经典……

第一章 抗战时期
第二章 1949年至1956年
第三章 1957年至1966年
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
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
第六章 九十年代
第七章 2002年以后——中国文艺的基因
结束语

第一章
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仅就国家层面而言，当然会以并且应该以激励全国军民保家卫国、英勇抗日为主流文化一—这符合文化在特定时期的文化自觉，甚至可以说是本能；反之倒是很不正常了。
抗战时期是国家生死攸关的时期，是特定得不能再特定的时期。公而论之，蒋介石本人作为国家领袖的号召宣言，不可谓不掷地有声，体现了破釜沉舟的国家意志。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日方提出的与国民政府“和谈”的前提之一，便是蒋介石必须下台—尽管蒋起初私心在焉，唯恐一旦全面开战，使忠于自己的军队伤亡惨重，由而丧失了对军阀们的军事控制能力，并使共产党的军队有机会发展壮大，从而威胁自己对整个国家的统治。
作为领袖夫人的宋美龄，其首次访美，对美国参众两院的求援演讲，不仅是声情并茂、很有说服力的，而且是较为成功的。她言：“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军阀的淫虐狂暴……中国国民渴望并准备与你们及其他民族合作，不仅为我们自身，且为全人类以建设一合理而进步之世界社会，这就必须对日本之武力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
顺带一笔，后来美国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确乎一下子使日本之武力被“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也算是宋美龄一语成吧。国民政府的某些文僚，在贡献口号方面，亦有发挥一技之长的表现，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确曾深入人心。
还值得顺带一笔的是，“伟大的书生”胡适，千真万确地曾向当局递书，主动要求出任驻目大使。他的书生之见是，肯定会有机会亲哪天皇，便可以当面向天皇说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何等罪过和愚顽。书生到底是书生，然证明了他和追随他的那些书生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毕竟还是都有中国心的。
“党国”控制下的报刊，在抗战宣传方面，也起到了职责性的作用—但中日军队装配差异悬殊，捷报少，退败频频，只能赖文字给力，用心良苦地将退败渲染得悲壮一些，以稳民心。
奇怪的是—党国党国，国民党乃执政之党，自然也领导着文化艺术之界，但在将口号转化为文艺形式方面，却似乎既乏人，也乏才，几无可圈可点之处。
倒是共产党的旗帜下显得人才济济，文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激荡民族之心——《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不一而足。直唱得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真的起到了为抗战鼓劲的实际作用。连抗日名将张灵甫奋不顾身，率士兵英勇杀敌，负伤也不下火线的事迹，都是由共产党人编剧田汉在重庆搬上话剧舞台的。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 回去，告诉你的女人：
要大家来做鞋子。
像战士脚上穿的，
又大又结实。
好翻山呀，
好打仗呀。
P1-2

本书是梁晓声重磅新作，是作者几十年来关于中国文艺思考集大成之作，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纵论中国文艺，剖析时代社会。本书是一部中国文艺研究的宏观纵论，也是一部古今中外的比较之学，更是一部见证时代变迁的启示录。作者梳理了中国各时期的文艺作品，对社会人文现状给出了自己的观察与评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思想的嬗变。这种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充满活力,值得借鉴。

一、由于较长期浸淫于文学，而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关系
密切，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即使调入大学后，所教亦汉语言
文学专业，同样每每涉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故经常
直接或间接地，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关于艺术话题的讨论。此种
讨论一再促使我思考——文艺对人类社会的进步究竟会发生怎
样的作用？对具体之人的精神提升又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其作用和影响是如何实现的？久而久之，有了些心得和感想。
在出版社诚挚地鼓励下，排除自忖浅薄幼稚的顾虑，遂成此
书。
二、“文艺”二字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是近代中国的
概念；是文学与艺术的缩意。在别国，二者一向是被分开论说
的。在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因为文学与其他艺术的特征甚为
不同，功能也大相径庭；比如绘画、书法、雕塑、歌舞、乐器
演奏等艺术门类，各有其艺术价值的评论宗旨，与文学作品的
创作理念和价值取向并不完全一致。以“文艺”一概而论，必
存偏颇，遂生歧义。而且，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先有
“艺”之现象，后有“文”之现象。“文”之现象是字产生以
后的现象；此前，歌舞、绘画、雕塑等“艺”的现象早已产生
很久了。若论对人类精神进化的影响，文学自然功不可没。若
论与人类的漫长关系，“文”却应当排在“艺”的后边，“艺
文”二字的组合，比之于“文艺”二字的组合，更能体现进化
的意味。但“文艺”二字早已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说法，为
了行文的方便，我也只好在书中沿用这一笼而统之的概念。
三、少杂质。鱼目混珠、良莠并存的状况几乎并不存在。
而汉民族的文艺现象却相当芜杂，劣质文艺古今一直存在，分
清何为良何为莠并非易事。故汉民族对于文艺之事才有一句话
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兄弟民族对于各自的文艺
现象，古今的接受心理和认可态度大抵未变，基本一致，即使
本民族文艺逐渐与传统拉开了距离，或逐渐“汉文艺”化了，
也不至于便以莠视之。并且，以我的眼看来，兄弟民族之文艺
某种程度的逐渐“现代”“汉文艺”化，也基本都是在健康的
路径上演变的。进言之，中国其他兄弟民族的文艺，在当代基
本并不存在低俗化不低俗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汉民族文
艺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却是一个不指出就很容易泛滥的问题。
在本书中，谈到文艺趣味时，有时会出现“我们中国人”这样
的议论，乃专指某些汉族同胞对汉族文艺的接受和需求心理。
仅为行文方便，贸然用“我们中国人”这一大概念，还望获得
各兄弟民族人士的谅解。
四、书中每每会出现“印象”一词；当代人谈论很久以前
的以及古代的文艺，印象只能是间接的。这时，“印象”无非
便是感觉而已。所以，希望读者以看一个人记录自己对古今中
外之文艺的感觉的眼光看待此书，即它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学理
书，只不过是关于文艺的一本闲书罢了。
五、书中所举之例，仅有个人感觉的一点点意义。对于优
秀文艺作品，不可能像专门的文艺史书那般遍提无疑；对于自
己认为不好的文艺现象，也只能作笼统的而非具体的言说。不
是由于顾虑，是由于两种例子都不少，逐一谈来非吾写此书之
初心。
六、古代部分已另出成书矣，此书便从抗战时期开始。
七、中国外国，都有关于神奇布袋的传说———一只布
袋，既装得下山川江河，也装得下城市乡村。至于车马人兽，
更不成问题。吾国另有典故，曰“袖里乾坤”，乾坤竟可纳于
袖里，足见其之大。依我看来，人类确有一种法宝，非什么佛
祖的袖子，乃是无形无状，无法丈量的“文化口袋”；文艺现
象尽在其中。各国都有，历史悠久的国家，内容当然丰富。吾
国乃世界几大古国之一，“文化口袋”之内容包罗万象。当代
各门类文艺家不断创作，成果陈列最上层。那钻入布袋中去，
对几百年几千年前的成果进行梳理并再评价的人们，是文艺史
学家。他们的“推陈”作用很重要，使文艺实践家们由而承前
启后，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古为今用”，或曰“出新”。
古为今用也罢，推陈出新也罢，实际上涉及的是文艺与人
的“距离”问题。
同理，“洋为中用”“中西结合”，所要解决的也是文艺
与人的“距离”问题。
世界各国各民族文艺之间的相互借鉴、融合、取长补短、
美美与共，还是一个怎样看待与调适“距离”的问题。
八、不是所有文艺都是人喜闻乐见，用心来感受的。有些
文艺一个时期是那样的，后来甚至不久更甚至转眼就成过眼烟
云了。凡经不起人心需求检验的，不可能是人较长期喜闻乐见
的。
文艺与人心之间的距离，是文艺一向面临的最主要的“距
离”问题。有时某类文艺仿佛离人心很远，实则人心期待久
矣。有时某类文艺似乎紧贴人心，并且还是千真万确的，但只
是某一特殊时期内文艺与人心的关系。时过境迁，关系就变
了，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还有的时候，某类文艺如鱼得
水，貌似可观，实则与人心的亲密关系完全是假象。斯时，要
么文艺出了毛病，要么人心出了毛病；要么两方面都出了毛
病。

在本书中，作者站在平民的立场，以作家、思想者、学者等多维视角，谈论和分析了中国现当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状况和社会生态。他关注政治、经济、民生、文化、教育等领域，直面社会现实，反思文化传统，剖析国民性格，倡导公平正义，坚守人文主义立场，思想直指人心。可以说，这部作品凝聚了作家梁晓声三十年来思想的精华，展示了作为人生导师、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深刻思考和真诚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