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长征的通俗理论著作。书稿从长征的背景与使命、长征胜利的五个关键因素、长征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等三方面，对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展开分析与解读。本书对纪念长征胜利、普及长征历史、进一步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蒋建农，男，1961年11月出生，原籍河南信阳。自1978年起，先后就读于河南大学和吉林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原主任、研究员，现为华南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博导。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著作思想、党史党建、民国史、新中国史研究。曾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央办公厅、求是杂志社、中共抚州市市委等单位历练。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社会兼职为中国抗日战争学会副会长、中华口述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毛泽东研究会常务理事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评审专家。著有《毛泽东传》《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社会》《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当代中国统一战线思想史》等专著10余种，担任《四十年国是反思丛书》和《毛泽东研究事典》《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中国政党百年风云录》《图说长征》丛书，以及《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的十种社会思潮》等40余种书籍主编或副主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两种书籍分别获得1993年度和1998年度中国图书奖。作为首席专家、课题组副组长或子项目负责人，主持或参与6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另主创九集电视专题片《情系毛泽东》(负责撰稿和策划)，参与《新中国》《百年中国》《党史上的今天》《为了胜利的彼岸》《广州起义》和《遵义会议》等电视片的创作和撰稿。

序篇 长征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
第一篇 红军长征的背景和使命
一 中国革命的危机与中共的自我救赎
（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实质
（二）在白区的危害
（三）在苏区的危害
二 中华民族的危机与争取民族独立的使命
三 中国社会的变迁和革命骨干力量的北移
（一）中国革命中心由南到北的历史变迁
（二）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
（三）各革命根据地人力物力的枯竭
第二篇 夺取长征胜利的五大关键
一 全党的团结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不惜牺牲自我，一切以大局为重
（二）党的自我革命战胜“左”倾教条主义
（三）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统一
二 军民团结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一）长征中群众工作的新情况
（二）赢得人民群众支持的努力
（三）民心所向是克难成功的根源
三 各路红军协力作战是长征胜利的战略法宝
（一）长征中各路红军战略的配合
（二）中央红军的战略主导作用
（三）红四方面军的“摆渡”作用
（四）红二方面军的策应作用
（五）红二十五军的先导作用
四 北上抗日共赴国难是长征胜利的旗帜
（一）高举着北上抗日的大旗
（二）红军北上抗日的宣传队和播种机
（三）北上抗日动员长征沿途群众
（四）北上抗日为抗日战争做好政治和思想准备
（五）高举北上抗日大旗的作用和意义
五 创建新的根据地是长征胜利的标志
（一）寻找和创建新的根据地是各路红军的共识
（二）长征路上创建的根据地
（三）创建根据地对于夺取长征胜利的重要意义
（四）各路红军会师陕甘宁根据地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篇 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一 稳定的领导核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
（一）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
（二）形成稳定的党的领导集体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
二 完成骨干力量北移和实现统一指挥
（一）冲破围追堵截走向抗日出发阵地
（二）劲旅会师西北，实现党中央的统一指挥
三 掀起抗日救亡高潮
（一）以西北统一战线带动全国统一战线
（二）东征——走向抗日前线的先声
（三）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
四 创建中国革命稳固的大本营
（一）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二）长征落脚点的巩固与发展
（三）奠基西北
五 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开端
（一）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
（二）传教士勃沙特向世界宣传长征
（三）毛泽东亲自组织的长征宣传浪潮
（四）斯诺掀起宣传长征的高潮
（五）长征引发中国苏区热
（六）长征宣传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结束语 长征精神昭示中华民族复兴路
（一）长征锻造伟大的长征精神
（二）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
（三）长征精神的现实启示
后记
补记

长征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
长征，从简单意义上说，就是一次军事行动，特指中
国南方各路红军向中国西北地区的战略大转移。从1934年
7月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北上和同年8月红六军团西
进，揭开红军长征序幕，到1935年9月和1936年10月，红
二十五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陆续到
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实现大会师，红军
长征胜利结束。深入地分析，长征不仅是历时两年多的一
个历史过程，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谱写的英雄史诗。正如
习近平同志2006年10月22日所指出的：长征不仅是一次人
类精神和意志的伟大远征，也是一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
优秀儿女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长征实现了中国
革命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巨轮，
改写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程：长征改变了中国。
中国工农红军夺取长征胜利已经80周年，要想了解长
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自然要首先了解长征出发前的中国
社会状况；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要想了解长征本身
的情况，当然还需要先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来由和当年的状
况。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留给中国共产党人两大历史任
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
人民幸福。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夜，中华民族正处在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最底层的黑暗中苦苦挣扎，亿万中国人民正陷于
1840年以来为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一次次奋斗一一归于失
败的无望境地。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薪火相传五千年的中华民族
和中华文明，受到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一波波越来越严重
的侵蚀。一次次规模越来越大的侵华战争，使数十万、数
百万的中国人民被直接杀害，特别是1931年开始的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更是使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生灵涂
炭；中国人民的财富被长期地疯狂抢掠。帝国主义列强还
胁迫那时的中国政府在一百年间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
约，勒索巨额的赔款。据统计，仅从《南京条约》到《辛
丑条约》的8次主要赔款及赔款应付利息，就从中国勒索去
19．53亿银圆，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6
倍。大片的国土被侵占和割让，近30个“租界”的设立和
外国在华势力范围的被划定，造成中国的领土支离破碎。
列强还一步步地在中国取得和控制了领事裁判权、驻军
权、内河航运权、海关权、筑路权、开矿权、金融权、进
出口贸易权、投资权等，中国的主权丧失殆尽。列强一方
面通过不平等的商品倾销和非法的鸦片、军火贸易，掠夺
中国人民的财富，摧残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民族资本主
义企业及传统手工业；另一方面，直接在各通商口岸建立
加工厂，就近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榨取财富。
与此相关，他们在把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培植为其走狗的同
时，又扶植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其代言人和依附工具，
形成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官、封”三座大山。中国
社会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日占区则成为完全的殖民地）
的黑暗之中。从清朝封建统治者到北洋军阀政府，再到南
京国民党政权，对于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也有过
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抵抗，但是为了维护他们所代表的封
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对人民大众的统治，奉行所谓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们的抵抗是软弱和短暂的，最
终沦落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中国与世界各国一样，有史以来都是阶级统治和阶级
压迫的社会。在经历了四千多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
后，中国沦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占人口不到10％的地
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
削农民。地租率一般在50％以上。广大农民劳动终年而不
得温饱，遇到灾年歉收，只能是卖儿卖女。在城市，现代
工业极不发达。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很低，而
且主要由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掌控。在半封建和半殖
民地条件下，中国的几百万产业工人遭受着比其他资本主
义国家的产业工人更为沉重的奴役和剥削；先天不足的民
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帝、官、封势力的挤压下．纷纷破
产，生存举步维艰；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青年，普遍
地处于失学、失业状态，生活没有着落。在旧中国，占人
口85％以上的劳动大众，不仅在经济上遭受沉重的剥削，
而且在政治上也毫无权利可言。他们当中有80％以上是文
盲，根本没有就学的条件，实际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
法律虽然规定人人都有集会、结社、游行等自由，但在实
际上却完全没有可能；由于军警、特务横行和保甲制度、
连坐法的禁锢，他们动则被殴打、监禁和屠杀，连基本的
生存权都无法保障，时时受到侵害和威胁。
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难道就此沦亡？在中国
封建阶级的改革派和洋务派、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和革命
派，乃至传统的革命力量——农民阶级大大小小的抗争逐
一碰壁的时候，在新传人中国的西方资产阶级各种政治思
想，以及当时最时髦的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新思
潮全

一次人类精神和意志的伟大远征，一支特殊材料铸成的绝境天兵，一部前无古人的英雄史诗。
长征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的新篇章，也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
通过透彻的说理、大众化的语言和清新的文风，将学术化内容通俗化，精深的理论问题生动化、形象化。

从少儿时就仰慕红军和红军长征的事迹，但真正比较
深入地学习和研究红军长征的历史，则是1988年在中央文
献研究室参与撰写《毛泽东年谱》的时候。因为工作单位
的关系，我得以比其他研究者更便捷地接触和查阅电报、
会议记录等系统的档案文献。同时，为了考证一些问题的
原委，也翻阅了大量的回忆录和研究论著。这一时期我发
表过几篇文章，并出版过两种与红军长征有关的小册子。
一是1989年我与同寝室的好友曹志为合作完成的《走近毛
泽东》（即《斯诺与毛泽东》）；二是与前辈郑广瑾先生
合作，在1992年出版的《长征途中的毛泽东》。此后十几
年间就没大接触长征史了。2006年2月，我从江西挂职锻
炼回京后，红旗出版社的好友李跃辉和毛传兵邀我修订
《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在他们的一再鼓励下，我修订了
书稿，并就势撰写了5篇关于长征的论文，分别在《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和《史学月刊》等报刊发表。此后又是
多年没再涉足长征史研究。2013年7月，我到中央党史研
究室第一研究部任职后，受命接手主持2006年由中宣部下
达的课题“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的编辑工作；2015年8
月，中央党史研究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重点课题
“图说长征”启动，由我作为执行主编具体落实。三年多
来，在室领导的指导下，经过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红
军长征纪实丛书”10卷42册1600余万字已经出版，“图说
长征”的6卷书稿也已交出版社排印。由于负责这两部书稿
的协调组织和统稿，使我有机会再次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梳
理长征的史料。在此期间，我还先后参加了多次与长征有
关的学术研讨会，就教于全国的学者，深受教益。并有感
而发，陆续撰写发表了9篇关于长征研究的论文。
201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就职于湖南人民
出版社的好友李声笑同志出于出版家的敏锐，力邀我以已
经发表的关于长征史研究的论文（累计已有20余篇）为基
础撰写这本小册子。我因忙于单位的工作而一再推脱。最
后当得知此书稿已经被有关方面列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的图书出版计划时，为保证出版时间，只好邀请军事
科学院、军事博物馆、国防大学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
的金立昕、谢茂发、刘中刚、刘波和刘慧娟同志，共同完
成此书稿的撰写。他们对长征史素有研究，是国内中青年
研究军史、党史的佼佼者。他们的鼎力相助既是救场，又
保证了书稿的基本质量，非常感谢。
全书分为三篇，连同序篇和结束语，共五部分。具体
分工是：
金立昕、谢茂发撰写第一篇的第一、第二个标题和第
三个标题的（二）（三）部分；
刘慧娟撰写第二篇的第二个标题，并与我共同撰写第
三篇的第四个标题；
刘中刚撰写第二篇的第四个标题和第三篇第三个标题
的（一）（三）部分；
刘波撰写第二篇第三个标题的（二）（三）（四）
（五）部分和第三篇的第二个标题，以及第五个标题的
（二）部分；
其余书稿均由我撰稿。
因为大家都忙于各自的公务，书稿写作时间很仓促，
不当之处一定不少，责任主要在我，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蒋建农
2017年5月1日于华南师大

一 中国革命的危机与中共的自我救赎
长征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被迫踏上战略转移之路。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其危害日益加深，蔓及全国。1932年10月，在其派驻代表张国焘和夏曦的把持下，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主力分别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撤离经营多年的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转战川陕和黔东地区开辟新区；1933年1月，临时中央本身也无法在上海立足，迁至中央苏区；随后，在同年10月开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推行者们采用分兵把守、“御敌于国门之外”和“短促突击”等军事冒险主义，致使红军主力损失严重，根据地越打越小，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大转移；红七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二十五军也在1934年10月前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陆续踏上战略迁徙之路。继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再次陷入空前的危机。
（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实质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实质是以形而上学方法论为指导，在分析和指导中国革命时，不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出发，将苏联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违背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列宁语），坚持“从决议中来到决议中去”，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最终坠入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窠臼；从主观愿望和臆想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来分析和处理问题，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理论和实践相脱节，一切以教条、本本办事，犯了主观主义错误，最终走向了唯心主义。刘少奇后来对教条主义者所犯的主观主义错误曾有过精辟描绘：“不是从实际出发，调查了解周围的现实情况，对阶级关系和敌我力量对比作客观的全面的分析、估计，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或共产国际的条文出发，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和主观想象出发，进行抽象的推论，作出主观主义的判断。”它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政治上不成熟、组织上不健全和思想上幼稚的结果。
红军时期，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左”倾教条主义用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不从中国国情出发，生搬硬套苏联道路，将农村与城市割裂开来，盲目坚持“城市中心论”道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左”倾教条主义犯了典型的主观主义毛病，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第三阶段”论奉为圭臬，混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区别，坚持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视为中国革命的敌人。
（二）在白区的危害
红军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白区，尤其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主要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近代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为主要目标，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是中共争取和联合的目标，而不是排斥和打击的对象。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宣称搞下层统一战线，坚持打倒中间势力。王明说：“中国现在革命阶段的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雇农和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加上城乡的广大的半无产阶级成分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在王明等人心中，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和知识分子均被排除在革命同盟军之外。
有鉴于此，“左”倾教条主义者对中共白区工作做出了错误判断。首先，认为国民党在白区的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全党必须在城市发动暴动，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其次，认为白区的“革命形势不断高涨”，革命力量逐渐超过反革命力量，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公开或半公开地起来革命，不断扩大斗争规模；最后，打倒一切中间势力，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才是最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和广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间势力，都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
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白区斗争策略。首先，强调中共必须无条件地向国民党发动进攻，要求党在城市公开组织工人和学生进行暴动、起义，去“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导致整个地区或整个行业的革命力量暴露，党的力量被白白损失；其次，否认敌人内部存在矛盾，拒绝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和知识分子视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拒绝与其沟通、联合，号召赤手空拳的城市无产者、工人、学生与强大的敌人展开斗争；最后，拒绝利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