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了对中国近代产生重大影响的五位西方人，他们分别是：汉语北方话拼音的创立者，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引入国际法和科学教育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创立中国邮政系统的英国政治家赫德；袁世凯的首席政治顾问，《泰晤士报》首位驻华记者莫理循；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今日北大校园的缔造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书中分别讲述了这五位西方人的在华经历，通过重现他们个人在大时代里、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挣扎和努力，探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逻辑。穿过时光的隧道就会发现，这五位主人公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曾有过高光时刻。可以说，把他们的故事全部看下来，也就是从1840年到1949年的整个近现代史了。

庄秋水，历史作家，曾任职于《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看历史》《东方历史评论》等报刊，记录片《张骞》《通往北京的道路》撰稿人，著有《三百年来伤国乱》《更衣记》《风入罗衣》等作品。

序言
异乡人赫德
乡野之子丁韪良
北京的莫理循
威妥玛的野心
校长司徒雷登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
缕缕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联系在一
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家里，而且还在那里长期居住
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
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
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
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
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
忘了具体是哪一年，我无意中读到这一段文字，一下
子就被深深打动了。一口气读完司徒雷登的自传《在华五
十年》之后，我意识到自己错过了许多东西。我曾经在幽
雅华美的燕园盘桓了三年，却不晓得这座园子的源流变
迁。我也曾经在临湖轩里的石阶上读书闲坐，对曾经住在
这里的主人却堪称一无所知。然后，我萌发了写司徒雷登
传记的想法，最终因为无法大量阅读英文材料，不得不放
弃了这个梦想，不过这位悲剧性的人物已经把我带到了一
个广阔的领域。
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人眼里，近代历史是一部
“伤心史”或者“屈辱史”。百年之后回眸，自从西潮涌
动，冲决封闭自守的大清，中国就开始进入“世界的中
国”轨道运行，主动加入也好，不情不愿也罢，潮流浩浩
荡荡，无人可阻。百多年来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本质上只
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现代转型。
于是，这根本问题构建着过去历史中的人和事，逐渐
形成庞大的系统和力量，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中国
回应西潮拍岸的漫长过程中，有一些卷入历史变迁最深的
外国人，他们以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作为尺度，试图规范引
领这个老大帝国走过多劫多难的转型期。他们大都客居中
国多年，深度参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变革。他们也是饱受误
解、被漠视的一群人，可以说是中国人“熟悉的陌生
人”。
赫德，精明圆融的爱尔兰人，在中国有一段一生难忘
的异国恋情，和大清高层相处融洽，以外国人身份受雇于
中国政府，执掌大清海关近五十年，开创统计、预算、邮
政、海务等体系；外交官威妥玛来自英国，却深深沉迷于
这个他不怎么瞧得上眼的国家的文明，不但发明了第一套
北方话拼音方案，还生拉硬拽地让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催
生了第一批中国外交官；天真、耿直，甚至有些迂腐的美
国西部男丁韪良，在异国他乡追求影响力，狂热地要在这
块土地上培植出科学之花；成长于大英帝国边陲的医生莫
理循，热爱探险，野心勃勃，最终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位
置，向世界传递中国的信息；出生于杭州的传教士二代司
徒雷登，则不遗余力地要把他心目中最好的东方和最好的
西方结合起来，致力于培养新一代中国青年。
通往北京的道路，既艰难又陌生。他们在这里收获权
力和荣耀，也遭遇敌意和孤独。他们是两个文明大规模相
遇时期的传奇，看上去却像是一个科幻故事：一个人进入
一个平行空间，在那里，他如何理解这个神奇之地，这种
理解又如何反过来帮助了他，使他更好地审视自己的来
处。
在中国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他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
色？历史的奇异交织，让他们一度产生一种幻象：自己会
像超级英雄一样，以一己之力改变中国。最终，他们的傲
慢与偏见遭遇了无情的打击。不过，在中国努力理解和适
应广阔世界的过程中，他们的雄心和付出确实也收获了令
人惊奇的酬报。
1928年1月4日，哈佛燕京学社成立。这个独立机构，
经费来自美国铝业大王霍尔的捐助，由燕京大学和哈佛大
学协作推动研究中国文化。在接下来的近一个世纪里，众
多学者交流互访，这个小小的机构声名显赫。在哈佛燕京
学社一楼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副末代帝师陈宝琛撰写的对
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落款显示写于
1932年。这位维新人物最终意识到新和旧、西和东并非一
定要对立，对文明的追逐才是人类的共性。
庄秋水
2019年9月于北京

《通往北京的道路（精）》几十幅珍贵老照片精彩呈现，多来源于世界各知名图书馆；
作者团队远赴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多地采访，寻访文化遗迹，打捞珍稀文献，吸收全球史研究成果；
同名五集历史纪录片在爱奇艺播出。

异乡人赫德
英格兰9月的一天，晨光明澈，挥洒在小小的教堂墓地。四下静默无人，幽深的草地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河畔。一块墓碑隔着一块墓碑，就像生前人们相邻而居。在墓地一角，一座朴素的小教堂安静地矗立着。
风有些大。人的手和脸都被寒意覆盖。我穿梭于两排墓碑之间的空隙，挨个儿寻找，看到刻有“Robert Hart”字样的墓碑，心里一阵小小的激动。透过晨曦，我凝视这白色的墓碑，它的顶端是素净的凯尔特风十字架。没有错，罗伯特·赫德就埋在这里。
自1911年9月20日去世，赫德在这里已经躺了一百零七年。他曾经的雇员庆丕（曾任广州税务司）为他打抱不平：
老太后、大总督和大臣们、殉道的光绪帝和他们所有人的神秘莫测的支撑力量——赫德爵士：他们生前得以常聚，而死后却分崩离析。他们在各自的故国，在各自的巨棺中，在无上的光荣中长眠——他在英格兰乡村的教堂墓园中，离他生前所奋斗的事业、所照料的一切和所熟识的人们如此遥远。这看起来极为不妥。
其实，在生前，赫德已经感觉到了这种不妥。1908年，他离开居住了五十余年的中国，回到了英国。十九岁的少年在南安普顿登上去往中国的船只，返回时已是耄耋老人。“现在我回到祖国时几乎完全是一个异乡人了。”这里没有他的事业，只有那曾经权势的余晖——他是一个可备咨询的中国通，还可能过分“中国化”了。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他一如既往地为自己的雇主辩解，他坚信有一天，中国也会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这种趋势无人可挡。
在去世前六天，赫德写信给他的继任者安格联：“我的健康情况已经很糟糕，身体日益衰弱，恐怕我再也见不到中国了。我很高兴把事情交到你的手中，我希望你认定这是一项良好的事业。在这里工作你要学会忍耐、体谅和应有的常识，还需要自信。”
一年前安格联升任副总税务司代行总税务司职权时，赫德就曾语重心长地教导这位后辈，要慢慢来，要坚持世界主义的方针，要以中国人的观点看问题，在条款、规章和惯例之外保持常识。赫德希望在一个可靠的人手里，他的事业能够持续下去，继续为中国的发展助燃。
像赫德一直期许的那样，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了强国，在全球举足轻重。只是，他没有想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英国，他已经湮没在时间无情的磨洗之下。在中国，很少有人记得他，英国也早已把他遗忘。
早晨的阳光在草地上移动，洒落在墓碑基石上。“Aider he hadserved his own generation，by the will of God，he fell on sleep．”这段墓志铭出自《圣经》里的《使徒行传》。中文意为：“在服侍了他那一代人之后，按神的旨意，他长眠主怀。”这倒是说得分外恰当。赫德确实是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
尘世中孤独的使命结束了，如今，赫德躺在这个乡村小墓地里，与陌生的国人为邻，身边是英伦的泥土，头顶是青绿的草地，异乡已经变成回忆。
把大半生抛洒在遥远的东方国度，赫德，会如何回顾自己这一生？
1835年2月20日，赫德出生于北爱尔兰阿尔玛郡的一个小地方。他父亲是个小业主，开过酒厂、杂货店，后来还开了面粉厂和麻纺织厂，是一位典型的中产者。赫德从小学业优异，十五岁时就进入贝尔法斯特皇后学院读大学。
在家乡小镇和贝尔法斯特城，他有机会目睹工业革命在北爱尔兰卷起的巨浪。这里逐渐兴盛起各种船舶和纺织工业，吸纳了大量人口，也令人们对未来有信心，对进步有期许。
四面八方，不论远近，大片的、人们所谓的制造厂或工厂，显然都是新建的。而且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其他任何方面都可以与我们那些大的制造业城市的工厂媲美——不，我认为甚至超过它们。所到之处，高大的烟囱林立，实用主义的浓烟滚滚，不由使人想到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利兹。
在赫德出生前后，一位旅行者对贝尔法斯特做了如上描述。这位名叫亨利．英格利斯的旅行者，还对这座新城市的奋斗精神赞扬不已：“在贝尔法斯特，享乐仅仅处在非常次要的地位。或许英国还没有一个城市有这样少的人靠来自资本或财产的固定收入为生。每个人都有事做；并且看来是以有事做为乐。”对这些热衷于工作的人而言，“经营事业在这里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就是经营事业”。
此种对工作的热情贯穿了赫德的一生。后来，当他成为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后，赫德为自己定制了一个站式工作台，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站着工作让他保持清醒，高效运转。
我除非把当天的事当天做完，每周的事每周做完，否则，随后而来的时间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多的事等待处理，这么多头绪同时进行，在一扇门外，公众在等着作出决定，在另一扇门外，总理衙门在等着我的报告和建议，我能对一切都很有把握，全在于我牢牢地遵循我的工作方法。P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