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革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39年撰写《卡尔·马克思》，1944年转向观念史研究。1957年就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1966年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2017年的端午，中国
北方已开始经受罕见的三
十五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而南方却难得的气候宜人
。白天微微的热，早晚依
然凉风习习，令人想到莎
士比亚笔下英国的夏天，
温润舒适。空气中弥漫着
粽子的清香，而前后历经
又一个三年的《伯林书信
集（卷三），建业年代：
1960—1975》译稿，在
这怡人的季节里完成了最
后一个字的统稿校订工作
，准备交稿了。
回首眺望，自2007年
译林出版社与译者联系，
开始《伯林书信集（卷一
），飞扬年华：1928—
1946》的翻译工作，之
后接着译卷二《启蒙岁月
：1946—1960》，再到
如今卷三译稿杀青，中间
经历了整整十年光阴。而
2017年，恰逢伯林
（1909—1997）去世二
十周年。不知是人为的安
排还是天意巧合，总之，
这套跨越了四十五载春秋
，记录了伯林从1928年
到1975年的心路历程，
充满写信人博学、诙谐、
八卦、机敏、嘲讽的三卷
本书信集鸿篇巨著，其接
近三百万字的翻译，经过
近十年在这个时间点完成
，使其在原著本身内容具
有的不同凡响之外，叉增
添了别样而独特的纪念意
义。
在巷三原文第564页注
4，我们读到以下内容：
2009年，相关人士曾为
霍里克罗夫特大道49号向
英国文化遗产组织申请蓝
色牌匾，以纪念伯林曾于
1928—1997年期间陆续
居住在此地的历史。该申
请被延迟至2017年处理
，理由是“目前就断定他
将名垂青史，流芳后世恐
为时尚早”（约翰－卡特
尔致亨利·哈代，2010年7
月22日）。时至今日，我
们看到，伯林作为英国哲
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
理论家，以及20世纪最杰
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的牢
固地位历久弥坚；他在世
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深远
而广阔；围绕他学术思想
所投入的关注和展开的相
关研究工作持续而蓬勃。
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以赛
亚·伯林的思想在当今社
会中依然充满活力，他留
下的个人学术遗产为世人
所珍视。时间和历史用事
实见证了这一切。
伯林不仅以其对自由
价值的阐释和多元主义思
想充分展示了他作为“思
想巨人”的一面，还在花
甲之年，以“惊世之举”证
明他同样绝非“行动的矮
子”。如果说卷一写于伯
林十八岁至三十六岁期间
，正处于他事业和身心的
“飞扬年华”，卷二记录了
伯林从三十六岁到五十一
岁期间的“启蒙岁月”，那
么，涵盖其五十一岁至六
十六岁人生阶段的卷三，
则是他大展宏图的“建业
年代”。其间，他最大的
成就是在牛津成立了新的
研究生院，并勇敢出任院
长。从为之筹资、助其发
展，到创新改革、成绩斐
然，该学院造福了无数后
人，实现了他曾经的愿望
，即在有生之年的某个时
期，能够尝试靠他自己的
力量来组织各方资源，从
事一项利人行善确辔措师
日
1960年至1975年，不
论对英国还是对整个世界
，都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肯尼迪遭暗杀，阿尔及
利亚革命，古巴导弹危机
，越南战争，等等。其间
所发生的公共事件贯穿于
以赛亚·伯林的书信当中
，同时他也写下了对这些
事件的反应和看法。与此
同时，伯林本人的生活也
高潮迭起，精彩纷呈。除
任各种学术职位外，还频
频发表广播演说，并出现
在电视和电影纪录片中，
广受欢迎。自始至终，他
都保留了“狐狸型”学者的
特点，学术涉猎广泛，同
时广交各界名流，始终保
持着对文学、音乐和艺术
的酷爱。所有这些，都在
其书信中一展无余。如编
辑哈代所言：“一如既往
地，他的信中自始至终充
溢着八卦说笑和严肃深邃
的思考评论，既有讽刺挖
苦的幽默，又有温馨感人
的私人情感流露。他笔下
的话题无所不包，通信对
象遍及世界各地，其中不
少是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
。他讲述自己的观点，对
自己在各地游历中接触、
交往、涉足的人和地方总
是有感而发。社会和知识
的喜剧再一次找到其理想
完美的观察家和解说者，
即便在重大事件发生之时
也不为所动，始终如一。
在其鼓舞人心同时又令人
抓狂的复杂本性之下，他
让自己的独特个性得到了
充分展示。毫无疑问，他
是20世纪最出色的写信高
手之一。”
2009年《伯林书信集
》卷二在英国出版之际，
《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刊
登专文称：“这位自由主
义的杰出理论家确实堪称
一名才华横溢的健谈者和
狡黠诡异的八卦客；而伯
林书信的读者同样将在字
里行间源源不断地发现不
变的恶念、智趣与人性洞
察力。……平均每页三到
四个的脚注让读者有幸了
解上千名伯林认识或谈及
的政治家、公职人员、学
者、音乐家和社会名流；
单凭最后一点，他的书信
便是对往昔社会环境的一
份独特记录。”这一特点
在卷三同样得以延续。同
卷一和卷二一样，卷三除
书信正文外，大量文字为
编辑的注释，对信中所涉
人名与事件的出处进行详
尽考证和说明。同时还提
供了附录、年表、重要人
物生平、通信人与信件来
源索引、总索引等，为读
者全面了解该卷书信的历
史和社会背景提供了便利
。
全书由陈小慰、叶长
缨、张慧仁合译。陈小慰
负责翻译封面、序
言、“1960－1965：社会
与政治理论讲席教授（续
）”（

序言
书信
教授生涯 1960—1965：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席教授（续）
英才聚集 1965—1966：伊夫雷学院简史
院长任上 1966—1975：沃尔夫森学院创立
附录
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的立场
“自由之政治”：大众版总结
年表：1960—1975
重要人物生平
通信人与信件来源索引
总索引
译后记

教授生涯
1960—1965：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席教授（续）
我努力专心准备讲义，但什么也读不进去，整个状态就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生活。即便在这里，在这样一个比起苏联或美国，官僚主义气息少得多的地方，教授生活也让人深感压抑。
——伯林致马丁·马里亚，1960年12月10日
可是，由于这里要上的课程，要批改的作业，要审核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所有其他种种身为教授必须完成的骇人听闻的繁重日常事务（据弗雷迪·艾耶尔说，牛津大学的工作量是伦敦大学的三倍），我不想误导你或我自己，以为我有可能履行先前许下的诺言。
——伯林致彼得·卡沃科雷西，1961年1月13日
这里是一个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学术世界，与拉丁语世界完全不同。拉丁语世界对所有教授的评价标准只看其学术知名度或政治观点，从不考虑他们与学生的关系如何，甚至这种关系几乎就不曾存在。教授们是那么遥特别是牛津和剑桥，也许正是因为人们高谈阔论太多，著书立说才相对太少。
——伯林致理查德·克罗斯曼，1963年3月6日
1960年5月23日，以色列总理载维·本一古里安在以色列议会上宣布，主要负责组织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的罪魁祸首逃亡纳粹党卫军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已在以色列被捕，并将在该国接受审判，就其反犹太人的罪行面临死刑指控。自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艾希曼就隐居在阿根廷，正是在那里，摩萨德特工于1960年5月中旬将其绑架并用飞机带回以色列。他戏剧性的被捕与审判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随后，以色列通过电视，播出了引起广泛争议的审判过程，全世界都观看了这一审判。对审判过程的公开播放不仅仅是展现他们司法公正的方式，更是用来强调其象征内涵。在纽伦堡，诉讼案件大部分建立在书面证据的基础上，但在耶路撒冷，却是通过幸存者活生生的人证，判定“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罪犯之一”有罪。这是本一古里安的原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审判比它更容易理解，”《泰晤士报》评述道，“［……］但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其他审判较之引发了更为复杂的思考——法律上，道德上，以及政治上。”
致泰迪·科莱克
1960年7月27日［手稿］
波托菲诺
［意大利马雷波托菲诺的西普利西纳别墅］
亲爱的泰迪：
［……］审判看来是不可避免了。这么做有什么政治目的？让世界重新回忆起那场大屠杀吗？显然不是，对此它避之不及；对有人老是喜欢提起哪怕是相隔甚近的死亡幽灵的举动，它甚至为之气恼，耿耿于怀：抑或它是要掩起耳朵；直接给罪犯定罪，包括德国人、英国人等？这么做倒是解气，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却并非政治上的明智之举：这种奢侈作为个人可以尽情享受，好比古巴蒙特克里斯托雪茄，但集体却切不可沉溺其中；抑或这是要提醒全体犹太人，他们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体，却身处流散世界各地的危险境地里？对此他们也许清楚，也许不清楚：但这并不能令任何人改变信仰。又或者为了正义本身？那么受害者不必等待审判：他们尽可以报复，暗杀，给予惩罚，而不是审判。不管怎么说，审判看来是势在必行了。如果真是如此，期待着定罪后艾希曼将被移交给另一方——德国人、阿根廷人、埃及人——任由他们处置，像处置不洁之物一般，不就毫无希望了吗？——我十分确信的是，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人口稀少、备受伤害，但拒绝被赶尽杀绝的民族的某个举动，更能给这个世界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想这全都在本一古里安的运筹帷幄之中——我知道舆论会沸腾，尤其是那些集中营的受害者，肢体被打上烙印的人，等等，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勇敢克制自己对报复甚至正义的渴望。这一道德效应将十分巨大。正如在1948—1949年间适时而为，提供一笔资金用来转移阿拉伯人，将在意料不到的地方赢得许多盟友，而这正是今天以色列所缺乏的；诸如此类的举动（我将乐观其成，看着埃及人在边境如何接待艾希曼！）将堵住许多批评家的口。即便在我们的世界里，高姿态也不会没有效果。P2－5

《伯林书信集（卷3建业年代1960－1975上下）（精）》所跨的时间段，正是伯林本人生活和事业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大展宏图的“建业年代”。此间伯林显著的成就是在牛津成立了新的研究生院，并勇敢出任院长。除此之外，伯林还出任各种学术职位，频频发表广播演说，并出现在电视和电影纪录片中，广受欢迎。自始至终，他都保留了“狐狸型”学者的特点：学术涉猎广泛，同时广交各界名流，始终保持着对文学、音乐和艺术的酷爱。所有这些，都在这卷书信中一展无遗。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的
某个时候，能够尝试靠自
己的力量来组织各方资源
，从事一项建设；同时，
内心里也常常涌动着某种
尽力克制的隐秘渴望，希
望能够利人行善。这个职
位可以为我的想法提供用
武之地。
我一如既往地陷入绝
望：为什么就做不到简明
扼要？唉，为时已晚！垂
垂老矣，再难弥补。
一
上一卷书信集结尾时
，以赛亚·伯林已经是牛
津大学全灵学院社会与政
治理论教授，十一年的教
授任期已经进入第三年。
与此同时，他与艾琳的幸
福婚姻也已步入第四个年
头。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
三十七年后他与世长辞。
卷二中最后一封信的写信
日子，恰逢约翰·F。肯尼
迪接受美国民主党总统竞
选提名；而本卷（卷三）
的第一封信则直面阿道夫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
判的事件。
六年后，随着一次次
徒劳无功的尝试，全灵学
院在研究生招生方面已束
手无策，伯林决定放弃教
授职位，到牛津大学新开
办的一所研究生院任首任
院长——这所学院开始叫
伊夫雷学院，不久便更名
为沃尔夫森学院。他在院
长一职上干了九个年头，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离开时，他为继任留下了
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兴旺
的研究团队，活跃于牛津
北面查威尔河畔卓尔不凡
的新大楼群里，带着他与
常人迥异的个性特点，包
容开放，兼收并蓄，标新
立异，丝毫也不墨守成规
。在其学院院长任期届满
的前一年，他担任了另一
个院长：英国社会科学院
院长，直至1978年。
1975年3月15日，他从沃
尔夫森学院退休，本卷书
信也在此画上句号。
1969年至1975年，不
论对英国还是对整个世界
，都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其间发生的公共事件贯
穿于以赛亚·伯林的书信
当中，同时他也写下了对
这些事件的反应和看法。
在世界舞台上，我们目睹
了肯尼迪就任总统及之后
遭暗杀；达格·哈马舍尔
德在空难中丧生；阿尔及
利亚革命；古巴导弹危机
（在危机开始之初，伯林
有机会得以近距离观察这
一事件）；戴高乐总统对
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一事在投票中行使了否决
权；列昂尼德·勃列日涅
夫在莫斯科取代尼基塔·
赫鲁晓夫上台；另一位肯
尼迪遇刺，阿拉伯——以
色列发生“六日战争”；亚
历山大·杜布切克的“布拉
格之春”宣告终结；理查
德·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
及后来辞职；亚西尔·阿
拉法特出任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领袖；再就是越南战
争，它带来了旷日持久的
人间苦难。在英国国内，
性爱革命在《查泰莱夫人
的情人》的审判案中得到
充分体现；麦克米兰在“
长刀之夜”式的清算行动
中，开除了内阁的七名成
员；休·盖茨凯尔的英年
早逝动摇了工党的根基；
约翰·普罗富莫因其与应
召女克莉丝汀·基勒的绯
闻，不得已辞职；《弗兰
克斯委员会报告》将改革
之风吹进了牛津大学（尽
管遭到以全灵学院为首的
一些学院的反对）；南非
板球巡回赛因为种族隔离
政策被迫取消；中央情报
局资助《文汇》杂志一事
遭人披露（导致斯蒂芬·
斯彭德辞去该刊主编职位
）；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
场；牛津大学本科男子学
院开始招收女生；玛格丽
特·撒切尔成为保守党领
袖。
这期间，伯林本人的
生活也高潮迭起，波澜壮
阔。如今，他已卓有建树
，是赫赫有名的公共知识
分子和观念史学家。尽管
他惯于拖延推诿的名声，
几乎已如同史诗般无人不
知，但还是出版了一生中
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其中
包括一篇洋洋万言的导读
长文，这篇文章回应了评
论家们针对《自由四论》
提出的质疑，而这是他自
认为最重要的一本书；另
外还包括对詹巴蒂斯塔·
维柯和J。G。赫尔德思想
的深入研究；对科学历史
观进行反击；捍卫政治理
论学科，并坚持宣称知识
并不总能解放思想。在他
发表的文章中，话题论及
列奥·托尔斯泰、哈伊姆·
魏茨曼、L。B。纳米尔、
亚历山大·赫尔岑、朱塞
佩·威尔第、俄国知识分
子、本杰明·迪斯雷利与
卡尔·马克思、莫里斯·鲍
拉、乔治·索雷尔、尼可
罗·马基亚维利、伊万·屠
格涅夫、战时华盛顿犹太
复国主义政治、民族主义
、J。L。奥斯丁及牛津哲
学、以色列建国二十五周
年、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
分离以及浪漫主义。他继
续在BBC第三套节目发表
广播演说（1970年该节
目更名为第三广播电台）
，同时也在电视和电影纪
录片中出现。他是柯芬园
皇家歌剧院董事会的成员
，受命选拔功绩勋章人选
并出任亚里士多德学会主
席。他获得十项荣誉博士
学位，并多次以不同身份
出访美国，长达数月。在
哈佛大学、纽约城市大学
和普林斯顿大学，他是客
座教授；在帕萨迪纳市的
哈克尼斯基金会，他是评
审顾问；而在另外一些时
候，他赴美则纯是为了拜
访朋友。他参加了在日内
瓦、尼科西亚和威尼斯举
办的重要大会，前往以色
列参加音乐节，以及耶路
撒冷希伯来大学董事会议
；他四处讲学，足迹遍布
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
肯塔基大学、纽约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圣安德鲁
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多
伦多大学、威尼斯大学、
华盛顿地区（其关于浪漫
主义的梅隆系列讲座

《伯林书信集》（卷三）的时间跨度自1960年至1975年，其间，伯林创办沃尔夫森学院，奠定了其作为魅力型知识分子领袖和杰出思想者的历史地位。如今，沃尔夫森学院已成为牛津大学数一数二的研究生学院，而伯林的非凡个性也深深地浸入这一欣欣向荣的学术共同体之中。与此同时，伯林还亲历了那一时期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他身体力行，将对人性和观念的洞察纳入对世界的理解之中。而在学术方面，伯林一生中重要的几部学术著作在此期间得以出版，也使其攀上了学术生涯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