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着(一个西班牙人的33年内战人生)》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一个男子为了躲避死刑，躲藏在自己的家中整整三十年。主人公曼努埃尔·科特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省米哈斯村的村长，在佛朗哥势力1939年夺权后成为通缉对象。为了活下去，科特斯躲藏在家中直至1969年大赦颁布。本书的叙述基于罗纳德·弗雷泽大量的深度访谈及口述史资料，它记述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磨难，也描绘出西班牙至暗时刻。

新版序
序
〈一〉 藏着：最初十年（1939—1949）
〈二〉 曼努埃尔和朱莉安娜：年轻的日子、村子、政治（1905—1930）
〈三〉 共和国、革命和内战（1931—1939）
〈四〉 藏着：又二十年（1949—1969）
〈五〉 释放
〈六〉 今天：曼努埃尔
注释
大事年表
译后记

2010年初，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报道，
1850个未标记的公墓被绘制在了西班牙近一半的国土上。
舆论认为，公墓埋葬的绝大部分遗骨，是西班牙内战期间
及战争刚刚结束后，因为政治主张、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
被暗杀的人。内战结束已经过去七十年，这个消息让人不
寒而栗。但实际上，这代表了执政党社会党做出的努力—
—根据1997年以《历史记忆法》之名而为人熟知的议会法
案，政府终于准备让战争中逝去的灵魂安息。这项法案在
特定情况下允许对遗体进行挖掘，内战双方实行的暗杀皆
适用于此。事实上，此举辩白了那些支持1936年合法当选
的共和派政府的人的权利——包括左翼工会主义者、无政
府主义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以及左派共和党成员和
反对反动叛乱的军官。这一权利被佛朗哥政权剥夺了四十
年。当年共和派政府与导致内战加速爆发的武装叛乱进行
了对抗。根据最新历史研究，叛军为了铲除“反西班牙的
破坏分子”并恐吓民众，总共谋杀了十万人。内战最初几
个月遭到枪决的那些人，被遗弃在了他们倒下的地方，一
起埋葬在无标记的非神圣之地。这项法案规定，如果愿意
，逝者的子孙最后终于可以将他们的遗骨改葬，或者至少
了解他们目前的埋葬之地。
尽管我了解整件事的背景和庞大的被暗杀人数，但写
下这些的时候，这个消息仍然带给了我极大的冲击：仅在
西班牙半片国土上就有如此多的无名之墓——全国由社会
党单独治理或与其他政党联合管理的十七个自治区即占了
八个。如果本书的两位主人公之一曼努埃尔·科特斯
（Manuel Cortés）不是如此聪明机智，他的遗体如今很
可能就躺在这其中一个无名之墓里。在由获胜的佛朗哥支
持者掌控的米哈斯（Mijas），等待他的几乎必然是这种命
运。这个安达卢西亚村子是他的家乡，内战之前他是这里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社会党村长。但他逃脱了这种命运，
因为战争结束回乡后，他在父母及其妻子的家里藏了三十
年。他以理发师为业，终生秉持社会主义和工会主义信念
；他家境贫穷，基本依靠自学，而且热衷政治；他坚信村
里目不识丁的无土地散工和小户佃农必须先接受教育并学
会合作，然后才能肩负起迫在眉睫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
以使农村从反动地主阶级手中解脱出来；他极力反对暴力
，包括回应武装叛乱而在后方进行的暗杀行动——劳工们
着手的革命事业，使得大约五万五千名“资产阶级”因为
政治或宗教理想被大肆枪杀。作为村长，曼努埃尔在那段
危机四伏的时期挽救了许多政敌的性命。他从大多数人那
里赢得的感激，却是他们盼着看到他被枪毙在那条干枯的
河道旁，而他的一些同伴已经在那里送命。
有两年时间，曼努埃尔整日藏在一个不过儿童椅宽的
空间里。倘若没有他的妻子朱莉安娜（Juliana）的支持，
他不可能幸存下来。从多个意义上而言，她是这场磨难的
另一位主角。因为她必须不断应对外部世界，在战后严峻
的形势下抵挡国民警卫队的搜查和盘问，以及好事的冤家
对头和爱管闲事的街坊邻居。她通过严厉的告诫确保了三
岁的女儿对曼努埃尔藏在家的事只字不提，正如多年后她
的女儿玛丽亚为同样的原因让自己的两个孩子保持沉默。
两代年幼的小女孩被妈妈逼迫绝不许把家人知道的秘密向
外透露——这是她们的父亲和外祖父存活下来的条件。在
一个人们相互熟知的小村子里，做到这样绝非易事。但这
些年幼和年长的女人做到了，谁也不知道她们付出了怎样
的代价。
除了保护丈夫，朱莉安娜如今还要养家。读者会看到
，她对这件事变得游刃有余。她带着对利润的精明考虑扩
大了生意，曼努埃尔说这是他自己在幕后指导的结果。事
实的确如此，但只说对了一部分，因为这否认了朱莉安娜
在执行决定时发挥的作用。不过平心而论，曼努埃尔十分
克制地未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强加给朱莉安娜和玛丽亚，也
不对她们参加教堂活动和她们的宗教信仰评头论足。他自
己则对这些事情毫不关心。但在更世俗的层面上，他对妻
子和女儿便没有这么宽容。对于一个1969年时已六十多岁
，并且刚刚从漫长的躲藏中走出的村夫而言，这并不让人
意外。
尽管重获行动自由后曼努埃尔没有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但他晚年一直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让我好奇的是，他
会如何看待《历史记忆法》？我确信他会欣然接受对那些
反对武装叛乱的人的权利进行平反，同时再次谴责交战双
方犯下的暴行，并且一定会指责中间偏右的人民党
（Partido Popular，PP）借口法案只会重揭内战伤疤而
拒绝通过的行为。他可能不会像历史学家一样感激立法者
的决定——将与内战有关的众多西班牙文献单独集中在萨
拉曼卡的档案室里。但他也许会和我一样，对这项法案的
名称感到困惑。历史记忆？想必这里合并了两种记忆。我
们通常所说的记忆是个人亲身经历的产物，对每个个体而
言都是主观而独特的。从这层意义来说，历史的记忆必然
有许多版本。而且即便有些记忆有重叠之处，它们带来的
影响也会因人而异。所谓的历史“记忆”只可能指代对过
去的集体意

1939年4月1日，战争终于结束了。
当朱莉安娜看到从战场活着回到家的丈夫曼努埃尔，她显得既高兴又难过。
因为，她知道，另外一场战争从这一天这一刻开始了。
为了在这场一家人对抗一个国家的战争中活下去，只能藏着。
一个儿童座椅，这是藏身之地唯一能容下的东西。
他们必须无比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个细微的失误都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深渊。
甚至连女儿穿着婚纱出嫁时，父亲也只能透过钥匙孔偷偷地观察，哭泣，独自庆祝。
这场每一秒钟都如履薄冰的战争，一直打到了1969年4月12日。
内战，不是三年，而是三十三年。

如果说，遇到一个好故事是译书的幸运，那么我是幸
运的。
历史的浪潮虽然裹挟着两位主人公在翻滚中前进，但
曼努埃尔的从容机敏和朱莉安娜的坚韧勇敢最终保护他们
平安落地。战争与政治斗争的主旋律向来不外乎权与利，
但平凡的人们在生死面前的表现却时常能烙印人心。《藏
着：一个西班牙人的33年内战人生》的故事最打动我的，
是苦难中闪耀的人性光辉——曼努埃尔自始至终的无私与
仁厚，以及朱莉安娜为保全自己的小家付出的所有牺牲。
作为女性，朱莉安娜尤其令我钦佩。两年前，我有过
连续九天每天步行二十五到三十公里的经历。那是和几位
同伴一起，在白天，而且能找到地方吃饭。当时经历的疲
惫和困难我仍然记得，所以当读到朱莉安娜为了养家糊口
，有一年常常要提着鸡蛋走三十公里夜路去马拉加时，我
被深深地震撼了。这还不够，第二天她还要在马拉加走一
整天才能把所有鸡蛋卖出去。只为了填饱家人的肚子，让
丈夫能在躲藏中活下来。
翻译的过程中我渐渐感受到，这是一个关于苦难的故
事，没错，但更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就像后来两位主
人公的女儿玛丽亚所说：“如果你不断希望，有时它最后
会成真，不是吗？”而且，在曼努埃尔重获自由后，这位
蒙受了三十年不白之冤的男人和他身边那位扛下所有重担
的女人，最终宽容地选择与自己和这个世界和解。
由于这是口述历史，对于行文的把握就与常见的历史
书籍不同。我在翻译的时候常常“脑补”作者弗雷泽和主
人公的对话场面，所以整本书的基调偏口语化。读者朋友
若有意见或建议，欢迎赐教：307338037@qq.com。
最后请容我表达真诚的感谢：感谢同为译者的格致出
版社编辑(亦是我的翻译启蒙老师)王萌，因为他的信任和
推荐，我才得以与这本书结缘；感谢《藏着：一个西班牙
人的33年内战人生》的责任编辑贺俊逸，你包容的态度和
高效的工作给了这本书更大的空间；感谢挚友沛沛在这本
书的翻译过程中给予我的陪伴；感谢我的小伙伴赵斌的西
班牙语助力；感谢所有为这本书付出时间和精力的朋友。
愿《藏着：一个西班牙人的33年内战人生》能带给你
力量，也愿这世界不必再有人藏着。
小熊
2019年12月3日晚于家中

曼努埃尔
尽管凭我的良知来说，我并不需要赦免，因为我没有做错什么。但我却不得已把自己看成一个在躲藏中等待宽恕的罪犯。
最初几个月我一直躲在墙内的藏身处。我的妻子在里面放了一个儿童座椅，逼仄的空间让我只能面朝一侧坐，两个肩膀挨着墙。我能站起来，但无法走动。从清晨直至午夜过后，我都被关在那里。我的妻子或表妹为我送饭，然后通过墙上的洞把它递给我，吃完后她们再回来取盘子。只有在深夜前门关闭之后，我才能出来在屋子里略微活动筋骨。我的养父的房子是一间旅馆，总有骡夫和其他人进进出出，还有人到他的理发店理发，所以我不得不藏到前门关上后再出来。
我藏身的房间就在屋子临街的入口旁，里面有一扇正对街道的窗户，如此近的距离使它不易引人怀疑。谁也不会想到有人藏在紧挨街道的地方，毕竟任何人都可能进去，不是吗？如果是屋子里另一个隐秘的房间，那才是他们来搜查时的目标。可是这个房间，他们开门后会一目了然地看到一张床、一个抽屉柜、墙上贴的几张画、一把椅子——这个房间非常小，他们不会想到我躲在墙后的空隙里。其中一幅画遮住了我用来进出的洞，那是我的妻子为了这个目的挂在墙上的一大幅画。
最初的几个月很糟糕。事实上，在养父家度过的最开始那两年半都很艰难。那些日子比在监狱还难受，因为监狱里你至少可以在院子走动，和别人交流。可我被孤立着，完全与世隔绝。然而，我们别无他法。我在内战结束后回来，以为自己会在监狱里关几年，因为我知道所有有过政治历史的人都是这种结局，比如被判入狱十二年等等，之后因政府的赦免而减刑——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如此一来，我在监狱待两三年就可以重获自由。我以为是这样。但有一天深夜，当我躲过所有人的眼睛回到家听妻子告诉我发生的事情后，我知道如果我去自首，他们要么会枪毙我，要么会让我在监狱里蹲三十年。这是许多人的遭遇，他们的职务应负的政治责任远低于我，而且完全什么也没做。起初我不相信，但随着妻子不断告诉我，我明白这是真的。在所有人中，他们要找的人是我。我才是他们最想抓的那一个。
关在藏身处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必须在里面待上几年。我以为是四五年，直到情况开始改变，他们宣布内战时期的结束，然后颁布特赦令。那年我三十四岁，风华正茂。我从未想过自己未来三十年将在躲藏中度过，从来没有。我不清楚如果那时知道这个结局自己会怎么做。但我天性乐观，总认为情况会改变，而且最后我是对的——尽管这个最后是那么姗姗来迟。
为了打发时间，我有时会在藏身处点一根蜡烛，把它放在以前用作碗橱的其中一层搁板上看书。报纸也好，女性小说也好，为了消磨时间什么都看。我从孩提时代就喜欢读书。但时间过得很慢，非常慢。一段时间后，白天关上房门似乎并不危险，多数时候我可以不躲在藏身处，但这并未好过多少。因为百叶窗不能开，唯恐别人看见，我也不能开灯，所以我只能眼前一片漆黑地坐在床上。坐够了我会起身来回走几步，接着又坐下，然后又站起来……日复一日，两年多都是如此，直到妻子找到了一栋能让我转移的房子。
我是个不轻易灰心丧气的人，我认为自己从容地面对了磨难。但最初那两年我常常感到消沉。无所事事地在黑暗的小房间里，害怕别人听到所以不敢咳嗽或者弄出任何声响，来来回回地走那几步，坐下后又站起来——这实在令人绝望。没有人可以和我说话，只有等到夜深我才能和妻子家人短暂地见上一面。一天又一天如此重复，唯独盼望着夜晚的到来。有时候我会爬回墙内，点上一根蜡烛看书，只为分散注意力——老实讲，有时我希望自己死掉。不是说自杀，我从来没想过这样做。我认为一个神志清楚的人是不会考虑这种疯狂行为的。但我常常想着自己遭遇不测，比如身患重病。当然，这是一时的错想，因为与此同时我并不想结束生命。不过在那个时候死去是一种解脱，让疾病带走我——但不是被他们抓去，我不想这样。整个内战期间我从未惧怕过死亡。作为卫生员，我离前线很近，子弹在我身边呼啸而过，炮火不断袭来。如果你直接这样战死的确很倒霉。但如果被他们抓住后受刑，然后遭到处决，这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你要承受的不仅是死亡，更有死前肉体上的折磨。这就是被抓的下场。即便在最绝望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自首，从来没有。我知道他们会如何在我面前幸灾乐祸。一直以来，我因为自尊心太强而不愿对任何人低头。我想过逃跑，如果被他们抓住是另一回事，但要我像羔羊一样把自己交出去——绝不可能。
然而我回村子的目的就是自首。内战结束时我在瓦伦西亚，我所属的第40警察部队转移到了那里。马德里战线的司令卡萨多对共和国的背叛导致了战争的结束。国民军长驱直入地挺进了瓦伦西亚。他们在斗牛场设立了一个疏散中心，所有遣散后想要返乡的共和派士兵都得去那儿。一旦你进去后就不准出来，我不知道他们有些人被关在里面饿了多久。有的人至少十到十二天没吃东西。那些有家人或朋友能在里面用绳子吊着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