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瓦西里·格罗斯曼(1905—1964)完成长篇历史小说《生活与命运》。1980年，该书在被封锁二十年后历经坎坷首度出版，引起巨大轰动。
关于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没有比《生活与命运》更为全面的描写：它是一整个时代的画像和心灵史，体制下复杂多面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20世纪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
一如《战争与和平》，《生活与命运》围绕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展开。格罗斯曼以托尔斯泰式的宏大视角和写实笔法，讲述了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并通过家族成员各自的遭际串起上百位出场人物与一系列交叉延伸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创痛、现实的积弊，权利与战争双重碾压之下人性的艰难处境，都以栩栩如生的深刻细节纳入其中。
格罗斯曼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犹太灭绝营惨况的第一人，其独一无二的经历和人道主义勇气，使本书具有足以令强权胆寒的震撼力。书中对战争真情实况的描写，对纳粹灭绝营的哀歌与沉思，对人生、政治和历史命运的哲思与探讨，对人性的极端邪恶与细微的善良之间斗争的刻画……至今读来依然具有深刻的感染力。
格罗斯曼女儿叶卡捷琳娜·科罗特卡娃唯一授权中文版，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力冈经典译本。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倾情推荐：“《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

瓦西里·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苏俄记者、作家。1905年生于乌克兰别尔基切夫，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当过化学工程师，1930年代投身写作行列，得到高尔基、巴别尔等文坛大家赏识，入选苏联国家作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红星报》战地记者随军四年，大量报道莫斯科、库斯克、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地前线战况，是揭露纳粹德国死亡集中营真相的第一人。战后发表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为了正义的事业》等。1960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手稿被苏联当局抄没并禁止出版。1964年格罗斯曼因癌症病逝。1974年，在安德烈·萨哈罗夫、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等人帮助下，手稿被拍摄在缩微胶卷上偷运出苏联。1980年代初，《生活与命运》在欧美各国相继问世，1988年在苏联出版。

新版序／梁文道
译者序／力冈
导读／罗伯特·钱德勒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新版序
梁文道
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
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
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了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
它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的打字机与碳
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一个活人，只不过他们这
次要逮捕的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
运》，后人管它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了些什么，当初他投稿给杂志
社的时候难道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吗？这是后来一些
学者争论的细节问题，我们先且别管，还是回到1961年情
人节那场“逮捕”事件的现场，看看格罗斯曼事后的反
应。他直接写了一封信给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抗议：
“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
命的书？”
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苏共意识形态负责人苏斯洛夫
（Mikhail Suslov）亲自接见了他。以外表斯文谦逊、彬
彬有礼而著称，但又深沉冷峻的苏斯洛夫这样子对格罗斯
曼说：“我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我读了对它的评论和
报告。……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加入到敌人对准我们的核
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
没有必要的讨论呢？……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
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机会。”
一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一本小说的
命运了。在上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
让一本书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受到许多关注，读者通常
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的真相，同时间接
确认了自己的幸运与幸福（好在我没活在那一边）。只不
过禁书太多，能从“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侥幸逃到另一边
去的书也不少，其中只有几个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最
高声誉。例如《日瓦戈医生》与《古拉格群岛》，它们都
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最后被迫拒绝领
奖）。
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这类小说的生命。
冷战结束，它们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历史见证
的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尔
仁尼琴，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丝倦怠的神情，觉得那是本过
时的书与一个过时的人。《日瓦戈医生》更是可悲，因为
后来的文档证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有些
关系，被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形态争战的兵器，于是
无奈沾染上一层政治污迹。
至于苏联这边就更不必提了，禁书自然是没人看得见
的书（审查官员例外，他们大概是那个体制内读书最多见
识最广的人）。苏联解体前后，虽然它们也曾火热过一
阵，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宫，因为“向钱看”的新一代实
在没有太大兴趣去务虚地回顾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还
没听过的书。所以曾经遭禁的文学，便和它们命运的对立
面─那些得到最高当局赞赏，赢了“斯大林奖”的作品，
奇诡地共同进入历史，都没有人要看了。事后，无论是在
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苏联文学仿佛都成了一个几乎
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对俄罗斯以外的一般文学读者而言，
俄语文学好像只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少数诗人之外，整个
苏联似乎没剩下几个值得重读的作者。以中国的历史背景
来看，这种情况特别奇怪，因为俄语曾是我们的主要外语
之一，沙俄和苏联文学更曾是社会上的主要读物；可今
天，它却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书架顶层的蒙尘典籍，“小
时代”的大时代遗物。
所以《生活与命运》理应过时。一本前苏联禁书，书
名土气（更像是十九世纪的产品），翻译成中文近一千
页，全书有名有姓的角色超过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
罗斯曼的文风竟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社会现实主义”气
息。这本书，甚至连它出版的时机都不太对。1980年瑞士
首现俄文原版，读者自然寥寥。1985年英译本面世，当年
索尔仁尼琴在西方已经红到发黑，名声渐走下坡，大家很
容易以为它只不过是《古拉格群岛》的小弟，所以只有一
小圈子的人看过这本其实和《古拉格群岛》非常不同的大
书。而大部分写书评的，在报刊做文化版的，甚至连瓦西
里·格罗斯曼这个名字都没听过。这也难怪，此时已故的
他，毕竟不是个有海外公众知名度的异见分子，没有活着
流亡、被人宣传的机会。相反地，他在公众面前大概还算
是个“体制内作家”呢，曾经入围“斯大林奖”决选名
单，二战期间为《红星报》写的战地报道更是风靡全国，
得到官方肯定。这类作家，英语世界又怎么会对他感兴趣
呢？身为苏联“作协”成员，格罗斯曼那被压抑的后半生
是沉默的，《生活与命运》的遭禁亦是同样沉默，国内没
有人知晓，国外没有人声张，一切安静。比较奇特的是，
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为畅销书，我猜
那是法国独特环境所致，他们那时大概还会稍稍关心苏联
是否是共产主义天堂这种老问题。
……
格罗斯曼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言语和思想发表了极其深
刻、极其朴素的见解。是的，极其深刻，又极其朴

《纽约时报》《卫报》《世界报》《华盛顿邮报》等全球媒体同时推荐；
欧美书界誉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
著名历史学家、《耳语者》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倾情推荐。
知名媒体人梁文道作序力荐：
“这大概是我做读书节目十几年来，最想给我的观众们介绍的一本书。”
独家收入格罗斯曼英译者罗伯特-钱德勒长文导读《为长眠者发声》

“一部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经典。”
—— 《纽约时报》
“一本伟大的书，只有一位俄罗斯人能够完成的
杰作。”
—— 《华尔街日报》
“当代文学中关于人类心灵考验最令人不安叉使
人振奋的故事。”
—— 《华盛顿邮报》
“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和深具远见的道德张力，
这部小说是现代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 《纽约书评》
“格罗斯曼所写皆是亲眼所见，足以惊心动
魄。”
—— 《卫报》
“过去二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关键之作。”
—— 《伦敦书评》

一
田野上雾气沉沉。顺着公路伸展开去的高压线上，闪烁着汽车车灯的反光。
没有下过雨，但黎明时的大地是潮湿的，在禁止通行的信号灯亮起的时候，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就会出现晃晃不定的红色的光斑。在很多公里之外就感觉到集中营的气氛：电线、公路和铁路纷纷朝集中营延伸，越来越密集。这是线路纵横交错的地区，一条条线路把大地，把秋日的天空和夜雾划成许许多多矩形和平行四边形。
远方的警报器送来长长的、低沉的鸣声。
公路紧挨着铁路，装载着一袋袋水泥的汽车队，有一阵子几乎和一列长得不见头尾的军用货车并排前进。穿军大衣的司机们没有看在一旁行进的列车，也没看车上一个个灰点儿似的人脸。
雾中出现了集中营的铁篱：一道道铁丝网架在钢筋混凝土桩上。棚屋一座连一座伸展开去，排成一条条又宽又直的街道。从这些棚屋的单调一律，就可看出这座庞大集中营的不人道。
在千百万的俄罗斯农舍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一模一样的。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各有各的特性。两个人不可能一模一样，两丛蔷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如果强行消除生命的独立性和各自的特点，生命就会消失。
头发斑白的火车司机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瞅着从一旁闪过的混凝土桩柱、架着旋转探照灯的高架和钢筋混凝土塔楼，从反光镜里可以看见塔楼上都有士兵守在旋转式机枪旁。司机朝副司机挤了挤眼睛，机车发出警告信号。亮着电灯的扳道房、停在彩条拦路竿后的一长串汽车和牛眼似的红色信号灯一闪而过。
从远处传来迎面开来的列车的汽笛声。司机对副司机说：
“祖凯尔来啦。听这大大咧咧的嗓门儿，能听得出来。他这是卸了载，开着空车上慕尼黑去。”
空载的列车轧轧地开过来，与开往集中营的军车交会。被撕裂的空气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车厢间灰蒙蒙的空隙一闪一闪地晃过。转眼间，被撕成碎片的空间和秋日的曙光又连成一片，有节奏地奔驰着。
副司机掏出口袋里的小镜子，照了照满是油污的脸。司机招招手，借过他的小镜子。
副司机用激动的声音说：
“唉，阿普菲尔师傅，我敢说，如果不是车厢要消毒，咱们回来能赶上吃午饭，不会弄到早晨四点钟才筋疲力尽地赶回来。好像消毒这种事儿就不能在枢纽站搞似的。”
老司机很讨厌没完没了地搞消毒。
“发长信号，”他说，“咱们不要上备用线，要直接开进大卸场。”
二
自从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第一次认真运用自己的外语本领就是在德国人的集中营了。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和外国人交谈的机会不多。现在他不由得想起当年侨居伦敦和瑞士的情景，那时候，因为天天和各国革命家在一起，说话、争论、唱歌用的都是多种欧洲语言。
邻铺的意大利神甫加尔季告诉他，关在集中营里的有五十六个民族的人。
这些在集中营棚屋的数万名居住者，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脸色，他们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拖着脚步走路，喝的都是甘蓝和俄罗斯囚犯叫做“鱼眼”的人造西米熬成的菜汤。
对于管辖者来说，集中营里的人的区别仅在于号码和缝在上衣上的布条的颜色：红色的是政治犯，黑色的是怠工者，绿色的是小偷和杀人犯。
集中营里的人因为语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但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结合起来。分子物理学家、古文献学家和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的意大利农民、南斯拉夫牧民睡在一起。当年有厨子精心调制菜肴、吃不好还会使女管家惴惴不安的人和天天吃腌鳕鱼的人一起穿着木底鞋去干活儿，还要忧心忡忡地张望着：留络腮胡子的德国佬是不是来了？
集中营里的人各不相同的遭际中有相同之处。追寻往事的梦不论萦系着意大利土路边的小园，萦系着北海边悲怆的涛声，还是博布鲁斯克郊外领导干部住房里橙黄色的灯罩，所有囚犯过去的岁月都是美好的。
一个人在进集中营之前的生活越是艰难，现在越是起劲地说谎。
这种说谎不是为了欺骗，而是为了赞美自由：在集中营外面的人不可能是不幸福的……
这座集中营战前叫做政治犯集中营。
国家社会主义党创造了新型的政治犯——没有犯过罪的罪犯。
许多人被关进集中营，只是因为在同朋友交谈中说了一些不满意法西斯制度的话，或者说了一些涉及政治的笑话。他们既没有散发传单，也没有参加地下政党。他们的罪名，是他们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
在战争时期将俘虏关进政治犯的集中营，也是法西斯的新创造。这里有在德国境内被击落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还有投靠了德国秘密警察的红军指挥员和政委。他们的任务是提供情报，配合行动，出点子，在各种各样的声明上签名。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