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超大规模制造业能力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特殊地位，推动着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共生演化。中国制造业的未来走向如何？贸易摩擦会对此构成怎样的影响？
   作者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展开了实地调研。你会看到：
   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
   推动“溢出”的坚实力量，是中国的民间经济。
   “溢出”的根本原因是技术、公司组织形式以及生产逻辑的演化，令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
   商人秩序因此有可能走上历史前台，与政治秩序共同推动世界新秩序的演化。
   这本书，让你透过对制造业一线的一手研究，由表及里地看到中国制造业的真实力量与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演化逻辑。书里的研究，不仅着眼于现实，还展示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秩序的未来可能性。

施展，1977年生，现任教于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曾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出版专著《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鲜血、大地与主权》，译著《西方文明简史》《康德的欧洲观》，于各种学术期刊与丛刊等发表论文十余篇。

2018年中期以来，中美两国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贸易
摩擦。实际上，我在于2018年元旦发布的新书《枢纽》中
就已经谈到这种可能性了。
   我在《枢纽》下篇讨论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部分提
出，中国的经济成长系基于西方最新一轮创新经济的拉动
，其间一系列结构性的特征，使得在不出现实质性技术变
迁的前提下，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是终局性的
。因此，中国的经济成长带来了全球经贸结构的深刻变迁
，从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外围”结构变为一种“双循环
”结构，中国的制造业成为一个中介性的“枢纽”，衔接
起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产业及高端服务业与不发达国家的
原材料产业。这种结构变迁会引发全球秩序以及其他国家
内部的一系列不均衡，从而吁求一系列治理秩序变革。如
果变革不能向前推进，便有可能引发贸易摩擦。
   未料到，《枢纽》一书出版不到半年，大规模的贸易
摩擦就真的出现了，并且规模迅速升级到超出所有人想象
的程度。一时间，网上满是中国制造业面临贸易摩擦的严
重冲击，大量制造业工厂正在向海外尤其是越南大规模转
移的消息，中国经济似乎正面临重大危机。很多人质疑我
在《枢纽》中的说法，认为现实已经狠狠地驳斥了这本书
。
   从纯粹的理论分析来看，我认为这种大规模转移不大
可能。因为我所论证的支撑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很多条件并
未因贸易摩擦遭遇实质性挑战，海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条
件承接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转移。而在今天的全
球经济逻辑之下，仅仅转移工厂而不转移供应链网络，是
构不成实质意义上的转移的。但是这种理论分析倘若没有
足够的实证研究支撑，说服力仍然有限。
   于是，在2019年，我与研究团队的伙伴们一起从北到
南对越南做了深入调研。我们跑了河内、海防、胡志明3个
大城市，以及分布在北方和南方的3个主要工业省份，拜访
了4个工业园、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派驻越南河内和胡志明
两个城市的分会，又采访了河内的1家律师事务所、7家在
越南的中国商会。我们还拜访了从高科技到低科技横跨多
种产业、从跨国大公司到地方小工厂横跨多种规模的近20
家企业，若干位越南工人及越南经理层，以及几十位在越
南打拼的中国人。此外，我们还采访了越南的政府基层官
员、两所大学中的多位学者，甚至在一家中餐馆吃饭时，
遇到的一位会说流利中文的越南老板娘都成了我们了解越
南民情的访谈对象。
   在去越南之前，我们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对中国企业
做了深入调研，以便获得必要的预备知识；从越南回来之
后，基于新获得的信息，我们又逆向回溯到国内的供应链
网络上游，到珠三角以及广西中越口岸地区做了深入调研
。
   大半年的深入调研以及与研究团队伙伴们的反复讨论
，让我有了巨大的收获。调研基本验证了我在《枢纽》中
提出的“枢纽”“双循环”结构的假说，同时让我能够对
假说做出重要的迭代升级，把很多思考向前推进了很远。
田野调研不仅让我对经济活动的微观机理有了更加深刻的
理解，还让我发现了很多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存在。
   基于调研形成的理论收获，可以总结为如下4点。
   第一，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
供应链的“溢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
实质性变化。
   在越南和珠三角的调研告诉我们，从中国向越南转移
的，并不是某些行业中的整个产业，而是该产业生产流程
中的某些特定环节，主要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
占比较高的环节，1通常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其他环节很难
转移出去，仍然留在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中。结果就是，生
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得越多，对中国这边
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之间
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这样一种转移，还是称
之为“溢出”更恰当一些。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伴随
着贸易摩擦，越南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增长，中国对美国
出口有了大幅下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
对越南出口的大幅增长。在新的生产逻辑下，过往理解问
题的很多方式都得加以调整。
   第二，能够转移的环节，和通常所说的高技术产业还
是低技术产业没有关系，而是和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
的产业有关系。
   和通常说的产业本身的技术水平高低无关的最根本原
因在于，今天各国之间已经是在工序层面的跨国分工，复
杂产品很少能在单一国家或地区内部完成全部生产环节。
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环节中不都是高技术环节，其中的低技
术环节如果符合第一点的条件，是有机会转移走的。
   但是在转移过程中，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
，其转移逻辑是不一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的重化工
业相当于工业经济中的基础设施，由于一系列原因（详见
书中内容），重化工业基本上终结在中国，无法向东南亚
转移。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电子产业，在可预见的未来
，它所依托的最大规模供应链网络也会留在中国——毕竟
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设施在中国，但是电子产业中的组

在之前的作品中，作者施展曾预测中国的快速经济崛起将造成全球秩序以及其他国家内部出现失衡。但当前贸易摩擦规模远超出作者想象，惊讶之余，作者回归理性问题，在如此剧烈的冲击下，中国经济是否会遭遇重创？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否不保，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是否会成为后起之秀，消磨中国的经济优势？为了解答这一系列问题，作者对越南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作者观察到虽然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速惊人，并且制造业的区域优势明显，但他们并不具备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和制造业的隐性知识，而这才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关键。制造业中心从中国转移的运行逻辑是不成立的。因此，作者建议以12～15世纪在欧洲活跃一时，为现行欧洲经济打下坚实基础的“汉萨同盟”为启发，建立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新汉萨同盟”，以跨国公司的联合机制为主体，确保经济的自治能力，形成企业之间的规则自觉，以此能够共同抵御更严重的贸易摩擦和外部冲击。

这本书的写作，缘起于罗振宇、脱不花约的一个饭局
。2019年3月的一天，他俩约我吃饭，罗振宇说他打算把跨
年演讲打造成一个平台，更多呈现老师们的研究，问我是
否愿意担任其中一个版块的主持人。当时我正密切关注中
美贸易摩擦和中国制造业向越南转移的状况，便提出，如
果得到App愿意支持我做这方面的研究，我就可以接受邀请
。双方一拍即合，随即我就展开了长达大半年的调查研究
。
   正当我琢磨怎么切入研究的时候，偶然看到网上的一
篇文章，讲的是中国一系列在特定细分领域里牛气冲天的
小镇。其中就有徐小平先生的家乡—被誉为“世界提琴之
都”的（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于是，在爱道思人文学
社小院的昏黄灯光下，我用一瓶红酒换来了徐小平讲述的
何彬先生的故事，这个故事迷人极了，还让我看到了研究
的一个切入点。所以，我的调研就从“世界提琴之都”开
始了。
   徐小平先生推荐了好友张明先生、赵晋成先生，还有
自己的妹妹徐燕女士，他们共同接待了我们到泰兴的调研
。他们为我们介绍了很多访谈对象，有李书、吴建新、吴
曾荫、丁沛、赵俊臣、刘鹏凯、台德成、丁克处、钱富民
等多位朋友（以接受采访的时间先后为序)。和这些人的访
谈让我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有了更多理解。
   之后，我进一步组建研究团队，并着手寻找进入越南
的资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刘庆彬教授帮了大忙，他在
日本留学时读的是发展经济学专业，有很多来自东南亚的
同学。刘庆彬教授充分调动起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资源，
迅速接治上了越南的一系列研究机构和贸易组织；同时又
通过自己的朋友储瑞金，带我们认识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
冯超老师，以及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的徐银凯律师和张斌
律师。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已经在越南河内设立了分所，
张斌律师在越南有着多年的耕耘经验，对越南有着深刻的
理解，建立了丰富的人脉网络。两位律师不光帮我介绍了
越南的大量采访资源，还不辞辛劳地陪我们在越南做了多
次现场访谈，对我们研究的帮助极大。
   这个研究不应是单一学科的研究，而应有经济学、政
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视野，才能够
把问题域充分地打开。因此，我便邀请了一系列相关学科
的学者共同参与调研和讨论，感谢刘庆彬、张笑宇、王剑
利、齐群、杜一鸣、张萌等朋友的鼎力相助，没有和他们
的持续高密度讨论，这本书是无法完成的。尤其要感谢张
萌，她除了参与我们的调研和讨论之外，还不辞辛劳地帮
我们安排一切行程。每次外出调研，我们每天都是从早九
点出门到晚十点才回到酒店，中间几乎一点休息时间都没
有。如果没有张萌的悉心安排，以及她对调研材料的细心
整理，这本书也是无法完成的。
   出发去越南之前，云南大学的李晨阳老师召集了校内
多位东南亚研究专家，我和研究团队的伙伴们与这些专家
做了讨论。这帮我们打开了思路，修正了调研方案。之后
，我在北京拜会了很多朋友，黄节先生、张宏江先生、何
菁先生都把各自在越南以及珠三角等地的朋友介绍给我。
随后，我到深圳拜访了瑞声科技的江南先生，他帮我协调
去瑞声在越南的工厂做调研的事情。我还去拜访了TCL集团
，闫晓林先生和廖骞先生接待了我，并给我介绍了刚好回
国出差的TCL越南工厂的负责人温志兴先生。深圳拓邦公司
的刘天喜先生也接待了我们，并将拓邦越南分公司的负责
人陈德义先生介绍给我。
   到了越南之后，温志兴、陈德义以及胡志明市中国商
会会长赵骞先生对我们的帮助极大，他们是帮我们打开越
南更多人脉的几个关键性人物。可惜的是，由于调研的时
间有限，我们未能对他们几位以及他们的公司在越南的故
事进行深入挖掘，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弥补。
   在越南期间，我们拜访了大量的企业，采访了大量的
人，听到了大量有趣的和令我感动的故事。篇幅所限，无
法一一讲出他们的故事，只能把他们的名字列在这里一并
致谢（以接受采访的时间先后为序)：感谢范玉红、李广哲
、北川浩深、陈旭、汪洋、高雅、张守江、张锐、蔡莉、
龚书熊、沈春良、真偏翔大、Minh、曹振华、任泽忠、雷
祖旋、王奕谋、彭子豪、廖子权，还有多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朋友。这些人都欣然接受采访，把他们的所知、所感坦
诚地告诉了我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本书的丰富内容。在
越南做了大量访谈之后，我们又到新加坡，从资本秩序的
角度进行了一些访谈。感谢Pieter Kemps、Joy Cham对我
们的信任，他们提供的信息帮我们验证了之前的很多假想
。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在本书中未能把从他们那里
获得的更多内容呈现出来，只能在这里表示感谢。
   从东南亚回来之后，我觉得对珠三角与越南之间的制
造业关联有必要进行再一次的深入挖掘，于是又通过从越
南调研获得的信息，回溯到珠三角的供应链网络当中进行
调研。这一次的调研幸亏有陈志军先生帮忙，让我们有机
会深入了解东莞制造业的发展历程。通过陈志军先生的引
介，我们采访到了多位人士，他们给了

施展的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富有原创力的概念—“
商人秩序”，我以为这是哈耶克“扩展秩序”之于中
国与世界关系的一种理论拓展，这意味着古今中西问
题的一个现代性突破。
   一一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作者探究了被国家论述与帝国神话遮蔽已久的历
史暗线—一种由民间商贸同盟造就的自治秩序，并预
示其未来展开的生机与动力，令人惊叹，也启人深思
。
   —一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
   从《枢纽》到《溢出》，施展完成了一个陡峭的
学术跨越。这本新书是《枢纽》的溢出，是双脚跑出
来的记录与感知，难得。
   —一张力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FT中文网前总编辑
   这是从微观再到宏观的田野调查，也是对于中国
制造业优势地位是否会被越南等东南亚经济体替代的
近距离回答。
   一一管清友经济学家
   施展在其新著《溢出》中，以致敬《百年孤独》
的手法开篇，叙述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画卷。在世界
发生重大变迁的今天，中国究竟会去向何处?《溢出》
充满一系列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思考，唯愿它预示着
更多的波澜壮阔。
   一一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
   无论你是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创业者，还是风
险投资人，想要对中国制造业升级、人工智能及工业
机器人在中国未来的投资机会做判断的话，推荐你看
看施展的新书《溢出》，你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一子平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
   施展的《溢出》适时地回答了制造业产业链是否
会从中国移出的问题。《溢出》的突破性在于施展设
想的“东亚汉萨同盟”—一由商人主导自治商贸秩序
以化解由民族国家主导的贸易冲突。
   ——王维嘉《暗知识》作者、硅谷风险投资
   AimTop Ventures创始管理合伙人A

青春期心灵的颤抖
   多年以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读大学的徐小平站在学校演奏厅里，听到耳边响起那段他已经烂熟于心却始终不知道名字的音乐，还是会想起在家乡泰兴镇那个昏暗的夜晚。
   那是在1974年的“文革”时期，刚刚进入青年时代的徐小平在长江边上的泰兴镇彷徨着。八个样板戏、一身绿军装，日复一日地喊口号，徐小平本能地觉得人生不该是这个样子，但也说不清自己想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只能感受着没来由的苦闷。即便家里有人是镇上的领导，他算是个地方的“小贵族”，能够经常看到报纸了解国家大事；即便凭借着跟表姐学到的拉手风琴的手艺，他成功进入了新组建的泰兴文工团，不用上山下乡—处境看上去比同学们好不少，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仍然面对着一种几近沙漠的文化生态。对于徐小平这样有着强烈精神渴求的年轻人来说，这种生活虽不算残酷，却也无法忍受。
   在徐小平加入文工团的第一个春天，3月的泰兴乍暖还寒，苦闷的他在晚饭后来到朋友的房间里。一个拉小提琴的高大身影，就着20世纪70年代特有的昏黄灯光，毫无预兆地闯入了他的世界。一并闯人的，还有贝多芬的《G大调小步舞曲》。
   已经是著名投资人的徐小平，坐在我对面回忆几十年前的那一刻所受到的精神冲击时，仍然抑制不住激动，动情地描述着深深刻在脑海中的各种细节。“他身材高大，1米85，是个快200斤的大胖子，眯着眼睛，耸着肩膀，伴随着旋律，他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抖动，音乐似乎从他的每一个毛孔中进发而出。”那一刻的震撼太过强烈，徐小平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青春期心灵的颤抖”。他说：“我后来到音乐学院听过无数遍各种版本的《小步舞曲》，这是古典音乐的入门曲之一。但我再也无法感受到那种青春期心灵的颤抖，无法感受到何彬用琴弦阐述的贝多芬的灵魂。”
   何彬就是在房间里拉小提琴的高大男人，他当时因为“右派”身份被下放泰兴镇，担任泰兴文工团的指导老师。此前的何彬可是中国音乐界响当当的大人物。他曾是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乐团民乐队队长，是电影《铁道游击队》主题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的词作者之一，是歌曲《东方红》的词作者之一，也是中国顶级的弦乐演奏家。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人物，此时正困居在泰兴镇的一个小屋里，满腔的抱负与愤潢，从琴弦上倾泻而下，柔和的旋律中充溢着巨大的力量。这样一种力量，确实会让徐小平感受到灵魂的颤抖，因为那时的何彬与贝多芬对他来说，已经不只是老师和音乐了，而是渴求太久的一片绿洲。
   正是这一晚的震撼，让徐小平找到了慰藉自己灵魂的良药，也让他开始窥见古典音乐的堂奥。之后，他通过各种办法搞到一些黑胶唱片，在家里反反复复地听，感受古典音乐之美。唱片中的很多旋律徐小平都已烂熟于心，但遗憾的是，唱片封面上都是俄文，他一个字都不认识，也就一直不知道这些音乐都叫什么名字。直到若干年后恢复高考，徐小平有机会就读中央音乐学院，在演奏厅里再次听到那熟悉的旋律时，他问身边的人：“这首曲子叫什么呀?”“这叫《天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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