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1970年生，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曾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第三届“王瑶学术奖”优秀青年著作奖，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代表作品：《巴枯宁的手》《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图本徐志摩传》，编著《20世纪中国新诗总系》（第一卷）、《北大文学讲堂》，译著《现实主义的限制》等，个人诗集《好消息》《鸟经》。

这本小集子中的文章，涉及现代诗与当代诗两个部分
。从百年新诗的角度看，原本不必有这样的分别，“现代
”与“当代”本是同根生，同在一条延伸又纠缠的藤蔓之
上，但背后依托的历史势能，以及相应的针对性，毕竟还
是有所不同。
中国现代诗（新诗）自生成之日起，追求“传统”之
外心性和语言的解放，其本身就是“五四”前后激进文化
政治的一部分，白话自由的书写中，蕴含了新人、新社会
的结构性想象。因而，无论抒情、动员，还是疏离、反讽
，其主题和想象力的深度和广度，按了闻一多当年的讲法
，都来自于20世纪“时代精神”的紧张对峙或呼应。当代
先锋诗，则兴起于革命世纪顿挫、转轨过程中“我不相信
”一类精神气场，如何甩脱历史的沉，利用“词与物”的
分裂来瓦解总体性、真实性的规约，倒成了新的动力之源
。当然，基本的人文立场和生存实感，依然在语言内部形
成牵扯，只不过，历史“颠倒”的惯性太强，当代写者普
遍倾向于以“去结构”、“反结构”为结构，总是惦记了
要以风格来消解历史，以想象来释放差异，所谓“历史的
个人化”、“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等说法，由是成为当代
风尚较为恰切的指认。
实际上，在总体性认知“解纽”的年代，历史的“个
人化”抑或“碑史化”，之所以能成为诗坛上持久的风尚
乃至一种原则，仍不过是“时代精神”一种症候式的显现
，也配和了当代文化消费的多样性需求。诗人在历史面前
，扮演一种“异端”角色，这没什么不好。问题是，时间
久了，“异端”的位置安全又自洽，“人性的，太人性”
差不多也就成了“任性的，太任性”，免不了会造成心智
的偏枯与文化整合力的缩减。一种可能的表现是，抽离了
个我、他者与社会关系的艰苦辨认，缺失了内在的结构性
感受，飘飘洒洒的“个人”，反倒容易被成规吸附，落人
各种伦理、情感、风格的套路中。这情形，正如钟鸣解读
张枣时提到的：要破笼而出的鸟儿，最后被一只只隐蔽的
笼子又装了进去。这样看来，能否在社会情感的内部、在
与人文思潮、公共领域的联动中，重新安排、强有力地想
象“个人”，甚或决定了当代诗的前途可否长远。
回过头来看，自己近十年来拉杂写下的批评文字，大
致围绕了这一问题主脉展开。尤其是前几年的若干文章，
对焦当代诗在“历史想象力”方面的拓展，观察不同路径
上的努力、用心，体知其中的艰难，对于突破限度的点滴
尝试，也试图有所褒奖、说明。如今，随了写作与阅读媒
介的转变，各路资本的介人，以年轻世代的崛起，当代诗
似乎迎来了一次小小的“复兴”。在一片嘉年华的气氛中
，总是纠结于这样的话题，并不怎么贴合诗歌的美学正确
性，也很有中年油腻落伍之感；另一方面，虽然采取内向
辨识的策略，但触及核心问题，又不如有的朋友用思深广
，敢于正面死磕，勉强提出的一二主张，也仅换散停留于
一般性的吁求层面。结果不免左支右绌，文字缠绕，小集
子起名为“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就意在凸显过程
之中亢奋与倦怠的反复交替。
最后，要感谢诗人古冈兄，有了他的邀约，才有机会
将这些文字收拢成集，加入“六点”系列。其实“六点”
本是老东家，十几年前，我的第一本诗集就在这里出品。
现在，绕了一大圈又回来，像是和旧日的师友重逢，欣喜
之中，多少还有几分忐忑。
2018年6月

辑一
“羞耻”之后又该如何“实务”
一—读余场《还乡》及近作
当代诗中的“维米尔”
一—谈朱朱的视觉及历史想象力
当代诗的“笼子”与友人近作
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在当代精神史的构造中
“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的阅读札记
辑二
“混搭”现场与当代诗的文化公共性
拉杂印象：“十年的变速器”之朽坏？
——为复刊后的《中国诗歌评论》而作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
窗外的群山反倒像是观众
浪漫主义、波西米亚“诗教”兼及文学“嫩仔”和“大叔”们
“村里有个叔叔叫雷锋”
辑三
一个诗人的内战“时感”
《天狗》：狂躁又科学的“身体”想象
从周作人的《小河》看早期新诗的政治性
从“蝴蝶”、“天狗”说到当代诗的“笼子”
附录
诗歌想象力与历史想象力
——西川《万寿》读后
为“天问”搭一个词的脚手架？
——欧阳江河《凤凰》读后
后记

“羞耻”之后又该如何“实务”
——读余场《还乡》及近作
一
多年前，就计划着为余肠的诗写一点什么，但这个想法一直没能兑现，个人忙乱的托辞之外，一个原因或许是，自己始终没有想好，该采用怎样的言说方式。表面看，余肠用强力写作，诗行野草一样恣肆疯长，但其内部的“管线布置”，实际相当缜密：既有火疖子一样瘙痒的个人隐疾，作为情感主线，还有不断扩张且内卷的社会视野，形成构图之总略，依了当代批评的惯性，贸然去读解，担心误会了他的创造力和雄心。
为甩脱20世纪的历史沉疖，当代诗的主流观念，倾向于信赖轻逸语风之中的偶然性，借用钟鸣对张枣的评价，为了在母语的“笼子”里不致僵毙，写作者不得不“病态地跳来跳去”，分衍、折射、变形，寄希望于俄耳甫斯式的神话，以求“我们的突围便是无尽的转化”。这种颓废的即兴美学，诗人和读者大多喜闻乐见，顺带助长了人格上普遍的随性、不稳健。余肠写过长文辨析钟鸣的张枣论，清楚其中的困境。他自己写诗作文，走的则是一条相反的路，一开始就与各类“妙悟”、“奇境”诗学无涉，诗集《还乡》用了近十年时间写出，用思过深、用力过猛，在任何轻巧的环节上，似乎都不得其法，也因“选址明确”而兀立于渴望成为“同时代人”的同代人之间。
“选址明确”意味着，他要自觉进人一个“狭窄的有限领域”。在诗集后记里，余肠也声称要掐灭所有缠绕的电线，不理睬头上的“诗歌鸟儿”，全力对付自己身体里无法排除的乡村毒素：考上大学后的生活是一个主动或被动遗忘的过程，可无论是后来与之撕扯不断的生活，还是为我的自我感受寻找切实的判断基石的，仍然是那个脏兮兮的，又小又破的村庄。所以它还是来了。其实一直就在我的身边，生活里或梦中闪烁。
一旦它来了，它就以其血淋淋、轰隆隆的声音开进了我的眼睛、耳朵、皮肤里；它也在翻搅我的肠胃，拉拽我的神经；它迫使我去看、去想，某些时候为之失眠，在我力图割断与它的脐带尽力溶进城市节奏、诗歌的写作也试图朝向高贵的时候。但它的血淋淋、轰隆隆，其实是以溃散的面目出现，有些嘈杂、混乱、喧闹，又不失荒诞、野蛮，甚至滑稽，掺杂着人体内野兽的咆哮，而孩子长长的啼哭与猪抢食的声音也不时突出来。有时候那一片板结郁积的旷野也以骇人的沉默堵在眼前。而我的生活、感情也与那片混杂的土地越来越血肉相连、筋骨拉扯。
——《还乡·后记》
我自己没有乡村生活的经验，没资格评价他书写的现实，但出于关联的兴趣，也胡乱读过一些乡土变迁之类的报告和学术，知道“三农”学术以及“三农”文学，早已汹涌成潮，包括近两年春节过后，总会有好事的作者，在拉杂回乡记中穿插乡愁与批判，凑合出一代新市民阅读的热点。余肠的写作其来有自，却从未刻意与潮流无关，对于当代隆隆作响的乡村学说，他下过工夫，对资本下乡、土地流转、阶层分利与分化、组织溃败与身心枯窘……等等，都有自己的认识骨干。只不过，借引述当代学人的论述，他向往过古人“为己成物”的境界，知道以自我为媒介，才能打通人我、历史、世界之间生机贯通的命脉。因而，他语言中执拗的不平之气、求真意志，不仅针对了“飞来飞去”的诗歌神话，对于宏观构架却不能体贴人微、悲情满溢却抽空实感、在导师、同与弟子之间循环扩张的当代论说，保持了基本愤慨—“多恐怖啊，峨冠导师们彻夜敲打键盘、争吵、规划”。结果，读过的学术没能治愈城乡撕扯形成的创伤，反而强化了他的怨怒，他选择的方式是，干脆如怨鬼般纠缠，将身体当作基础的“作业面”。
P3-5

20世纪诸多“宏大叙述”的颠倒，导致“稗史”类型写作的泛滥。本书以这样的问题意识为线索，从五四到当代，一方面选择有代表性的诗人个案，如周作人、郭沫若、穆旦、西川、欧阳江河等，通过细致的作品读解，揭示现当代诗人回应历史的不同路径、匠心及遭遇的挑战；另一方面，也聚焦于特定的诗歌现象、观念，试图在百年新诗及当代中国社会史、精神史的脉络中，为探讨诗歌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及限度，提供某种更为贯通、纵深的视野。

如何读懂并写好一首诗？当代诗的抱负是什么？北大学者、批评家和诗人姜涛提出：所谓“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虽然能深入生活世界的肌理，但去结构、脱脉络的感受方式，会带来一种“禅史”的写作倾向。能否在与人文思潮的联动中，重新安排、强有力地想象“个人”，甚或决定了当代诗的前途可否长远。本书涉及多位现当代诗人，包括郭沫若、周作人、穆旦、柏桦、萧开愚、海子、张枣、陈超、西川、欧阳江河、臧棣、朱朱、哑石、余肠、马雁等，对于现当代诗的入门和写作，本书也会有提纲絮领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