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期待并呼唤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促进相关理论观点在政策话语中的传播，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上海市经济学会政治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复旦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报》编辑部协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于2018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与会学者的精彩演讲，构成了这本文集的内容。在前言里，我们从“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构”和“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四个方面对这些演讲的内容作一个扼要的介绍。
一、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就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要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和辉煌成就，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南京大学洪银兴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就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要形成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应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视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和话语体系来源。
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需要妥善处理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提出既要做到“在坚持中发展”，又要做到在“发展中坚持”。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抑或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当今时代，我们面临很多新问题，诸如价值转型、联合生产、经济效率、资源配置等问题都必须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关系的处理要求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和出发点，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际特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需要理论创新。北京大学姚洋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证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面临的最大问题出发，提出中国经济学要具备设定议题的能力，不唯在国际学术界具有主导地位的美国学界马首是瞻。在姚洋看来，议题的设定需要遵循两大原则：第一，要做有问题导向的研究，紧扣时代脉搏，凸显中国特色；第二，要做对学科发展有益的问题，并能在国际上进行对话且产生重大影响。
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敢于直面时代之问。复旦大学史正富指出，在西方社会居于主流地位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无视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典型代表的美国国民经济结构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对货币、资产、物价以及国民收入决定和增长等问题缺乏与时俱进的深入分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阐明金融变性和经济的虚拟化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以及货币金融等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必须直面现代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硬性问题，在深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反映中国经验的宏观政治经济学。
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40年的光辉历程，总结中国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并对我们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加以反思和改进，有利于在新时代继续将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40年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推动了经济学理论创新，经济学理论创新又进一步推进了改革开放。南京大学洪银兴总结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理论突破的八大表现，指出新理论源于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丰富多彩谱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简单复制经典，更重要的是实现理论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创新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才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无论从纵向历史比较还是就横向世界范围比较，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发展奇迹都是令世人瞩目的。回首来路，方能瞩目当下，展望未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卢荻提出必须有远比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更全面、更细致的认识框架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从而恰当评价改革开放40年的建树和不足。因此，理解改革开放年代中国经济变革的演化逻辑至关重要。同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经济金融化相比，中国经济迄今始终以生产性活动为主流导向。中国经济变革的演化路径远比新自由主义更切合经济和社会的需要，中国的改革开放行进在历史的轨道上。
西北大学任保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五大特殊因素的基础上，提出40年改革开放解决了生存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全面发展的问题。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后增长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亟须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以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作为总体目标。这就需要将提高效率、优化结构和培育新动能作为战略思路。围绕上述目标和思路，任保平指出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在于：（1）培育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2）建立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系；（3）培育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4）提高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供给体系的质量；（5）构建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构
改革开放的成就同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密切相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与会学者深入探讨的主题之一。
山东大学黄少安提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统一假说是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基本的学理依据，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重要理论创新。以卓炯、孙冶方和顾准为代表的我国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也需要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不过他们并没有提出和论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假说，而侧重于说明中国需要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证实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假说，并对已有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
北京师范大学沈越从文本研究的角度进一步剖析了上述问题。他指出，市民、市民经济、市民社会等概念是马克思从古典学者那里借鉴过来表达商品（市场）经济关系的范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市民经济就是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根据马克思的市民经济社会理论，改革开放赋予了个人交易自由、择业自由、经营自由和迁徙自由，使得市场开始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因此，改革开放的核心要旨在于给予个人更多的经济自由，从而解放了劳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中国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带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开辟了现代化逐步演进的正确道路。
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必然面临如何选择经济制度的问题。南京大学葛扬认为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表明，我们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相结合的角度，立足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根据生产力发展实际，以市场化为取向，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作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历史性选择。因此，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政府与市场如何有机统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如何兼容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需要完善所有制结构、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同时还需要在微观企业制度上体现基本经济制度的特点，塑造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微观主体。
东北财经大学吕炜从财政视角出发对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逻辑加以梳理，从作为国家治理手段的财政改革，作为改革成本最终承担者的财政账单以及作为地方经济主体激励来源的财政体制安排这三条线索，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法的关系的背后是生产关系，西南财经大学刘灿从财产权制度入手，探讨了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产权制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她指出，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经济体制演进的角度分析财产权制度的演进及其对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有机互动中探寻财产权制度建构的经济学基础，以此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4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统一，东北财经大学庞明川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出发，探讨了二者的实践逻辑。他指出，西方国家经典的宏观调控是通过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总量调控；中国则是既强调总量调控，又强调通过对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调整实现结构性调控，即将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有机结合起来。他提出，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框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逻辑可以总结为：在总量调控中，应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在结构性调控中，应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在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时，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实践。
四、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这就给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与会学者围绕国有企业改革、新时代“三农”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风险与防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发展利益与中美贸易冲突等新时代中国经济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国有企业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关键问题。东南大学华生以此出发探讨了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从实践上看，由于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大部分国有资产已经进入混合所有制企业，单一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不是公有制的主要资产和主要内容。因此，如何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并将国有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重大挑战。针对如何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的问题，安徽大学荣兆梓认为由于国有经济的顶层机构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股份资本的经营权，并且这类顶层机构管理的国有资本规模太大，因此单纯公司制的思路难以达成预期目标，需要有效利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框架和治理结构，以断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行政指挥链为长期目标，按照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试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作用，云南财经大学龚刚指出，一个企业能否适应市场经济，主要由企业行为所决定，并且其行为目标一定不是追求短期利润，而必须是追求企业的长期利润。这就需要我们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治理原则，科学设计干部培养和选拔制度，体现国家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的思路。
（二）新时代“三农”问题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三农”问题是我们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围绕这一主题，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温铁军从“1950”“1980”“2010”三个年代发生的中国故事出发，强调了重农固本的重要意义。乡村是国家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载体，构建自主资本化体系实现生态资本深化需要的三板或“在地化”板外融资，需要改变粗放型增长模式，用乡村资源化货币吸纳过量增发的货币，扩大乡村物业价值化的增长空间，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如何理解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四川大学蒋永穆提出首要的问题在于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既适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充分反映了“三农”发展的实际，又有助于解决“三农”发展中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根本性问题。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点在于顺应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三农”主要矛盾的变化，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有效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在于供给侧。山东大学黄凯南提出，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表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从原来“三去一降一补”的1.0版本，转变为以“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建设现代化生产体系”为重点的2.0版本。因此，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供给侧的技术、需求侧的偏好以及对供给和需求产生系统性影响的制度三者的协同演化，以促使经济体向效率更高、质量更好的形态演进。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供给侧、需求侧和制度侧的协同演化与升级是发生在企业、企业间、产业和产业间等多层级和多主体复杂互动和结构变迁的过程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演变过程。因此，需要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足够多的定力和耐心，在发挥政府理性建构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秩序演化和扩展的功能。
（四）金融风险与防范
201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其中“稳金融”被排在第二，这就需要我们对当下中国的金融形势进行认真的研判和分析。南京大学范从来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口径，计算了我国的信贷率缺口，他发现在当前这个经济周期，信贷率缺口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剪刀差形态，这说明增长周期和金融周期是相背离的。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重叠是金融去杠杆引发债务陷阱的重要条件。经济增长周期和金融周期的背离则说明：（1）金融本身的加杠杆是金融体系的自娱自乐，即资金脱实向虚；（2）微观的企业主体出了问题。研究表明，金融周期不是价格周期的原因，价格周期也不是金融周期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价格周期之间的协同性不断提高以后，不应该过多强调货币政策，而应该以产出稳定和价格稳定为主，将价格稳定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同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进行金融体系的结构性调整是长期性的，应坚持疏通与加大货币放水力度并举，切实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进入大数据时代，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与网络空间的发展高度相关。北京大学李玲提出，数据的生产和消费合二为一，集成的数据边际成本为零但边际收益上升，大数据成为财富的重要表现以及组织成本、交易成本大幅降低都成为这一时代非常鲜明的特征。信息化、智能化这类新生产力革命将会改写经济学理论。中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在于重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其中最大的优势正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就需要我们用现代化的体系配置资源，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配合智能化、信息化手段，以形成宏观效率优先、国家利益最大化、中观效率和微观效率凸显的具有系统协同效应的有机经济体。南开大学刘刚通过调查发现，新的网络空间可以把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映射出来，为知识的创造、转移和应用提供条件，为现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奠定基础，从而不仅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以创造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组织方式，引发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随着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到来，万物互联将使得数据和计算成为关键性投入要素，实现市场、企业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互补，共同对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充分释放由网络空间发展而生成的数据和计算优势所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体制优势。
（六）发展利益与中美贸易冲突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到2018年中期突然升级，发展到贸易战的程度，并有向其他领域扩展的趋势。天津师范大学丁为民表示从美国角度看，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战略目标不在贸易本身，而是为了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发展，阻止中国获得发展利益和可能的领先利益，维护自身的领先利益和垄断利益。因此，中国必须为维护其发展利益，反击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但是中国的发展绝不是为了争得世界经济的支配权，而是为了突破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生产力或高科技的制约和垄断，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得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利益的初衷，亦是我们在中美贸易冲突中坚守的“初心”。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源头活水。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彰显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家面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新时代新问题所作的深入思考与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学术—理论话语与政策—制度话语的良性互动与相互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不仅是对中国当代制度变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观念反映，其核心内容直接就是这种经济体制（作为生产关系体系）内部的观念因素，是现实生产关系的构成性原则。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生产及其领导权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为一旦这种话语发生根本的改变，现实生产关系的构成性原则就会立即变化，经济生活就会依循不同的原则来组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生产中，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是主要参与者之一，这些学者所生产的学术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要端，即与实践发生关联的部分，同样可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关系的构成原则。在我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赖以生产的那些组织和制度，可以视为现实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延伸，或者反过来说，这些组织或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单纯地属于上层建筑，而是嵌入了基础。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院系体制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这样的制度，它们代表了一种权力关系，协调和分配学术生产的各种资源，并为社会实践中此时此地的特定目标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话语的生产能否与学科和院系等制度结合，是决定这种话语能否形成葛兰西意义的文化领导权，进而向现实生产关系的构成性原则转化的重要条件。